一切梦都是真实——走进《芬妮与亚历山大》

伯格曼一生中拍摄了50多部电影，“最后一部”是《芬妮与亚历山大》。

在这部自传性质的作品中，集中所有他最常探讨的主题，包括童年的创伤、父亲和上帝、男女的感情、艺术家的角色等等。他的童年饱受紧张的亲密关系之苦，一生中5段婚姻和无数段长短情缘，都是在寻找理想的家庭之爱，这种渴望和幻灭，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和解。也有人认为，他只是妥协了。

在《芬妮与亚历山大》上映之前，伯格曼在瑞典是一位被敬而远之的艺术导演，而在这部影片之后，他受到了国民级的喜爱。每逢圣诞节，瑞典的电视台都会把它拿出来放映。

电影的主角是一对兄妹，亚历山大和芬妮。他们身处殷实之家，宾朋往来，乘坐的是马车。但孩子和动物，是伯格曼最害怕的两类演员。他决定找一位对此有经验的人来帮忙。

最后的选择是30岁的彼得·希尔特（彼得 Peter）。彼得从7岁上台，20岁担任导演，至今仍是一位活跃的演员和导演。

6月10日上午，67岁的彼得专程从瑞典来到北京Lens空间，和Lens副主编娄军一起回忆30多年前那段长达125天的拍摄时光，和他记忆中的伯格曼。虽然已经20多年没再看过这部电影，虽然很多精确的细节已经无法记得，但关于伯格曼当时的工作状态、在片场的一些小怪癖，他都还印象深刻。在对谈中，他也从一个共事者的角度，阐述了是什么成就了伯格曼。

下面是对谈现场的实录，因篇幅原因，做了适量删减。

娄军：请彼得回忆一下，你与这部电影结缘的情况。

彼得：我那时候已经是个专业演员，也作为导演拍了些作品。我认识《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制片人，当时是她找到了我。据她所知，伯格曼最讨厌的就是拍摄有小孩儿和动物的场景，因为他没法控制他们。而我有很多和小孩儿合作的经验。她找到我的时候我没答应，说：“不了，谢谢，我不想当助理导演。”她觉得我简直愚蠢。周围的人也都对我说，“你是疯了吗？居然拒绝伯格曼？”我当然知道伯格曼很有名，但我当时并没看过他太多部电影，看过的也只喜欢几部。后来我还是决定和伯格曼见面商量一下。那时伯格曼住在德国慕尼黑，我们在那儿简短地见了一面。

那次面谈以我一个愚蠢的问题告终。我那会儿年轻气盛，问伯格曼，“你能给我一个接受这份工作的理由吗？”他大笑，回答我说，“这样你就有机会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合作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我就这样成了《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助理导演。

娄军：您在剧组里承担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参与到选角吗？

彼得：是的，电影的前期准备工作和中期拍摄我都参与了，前期准备工作中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选出合适的儿童演员，一旦有合适的人选，我就会把试镜录像带寄到慕尼黑给伯格曼看。

选角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饰演芬妮的小女孩儿，但却一直找不到亚历山大。当时有上百个男孩儿从镜头前走过，但都不是我们要的。直到有一天一个男孩儿来了。当时试镜已经接近尾声，电影即将开拍。当我看到这个男孩儿的时候，我立马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我确信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为了再次确认，我改了考核方式，让孩子们根据同一个虚构的场景做即兴的角色扮演。

我演父亲，男孩子们演儿子。场景是儿子回家，告诉父亲一件糟糕的事。大部分男孩儿都表现得中规中矩，回到家告诉父亲自己在学校打碎了窗户或是弄丢了足球，或是被别人偷走了自行车，我们觉得很无聊。直到伯特（最终饰演亚历山大的男孩儿）来到镜头前，我决定来点不一样的。我给他设定了剧情，让他一进门就告诉父亲自己杀死了爷爷。伯特把这段表演处理得非常有趣，充满戏剧性。我认定伯格曼一定会喜欢。事实证明如此，伯特成为了亚历山大的扮演者。

娄军：之所以让伯特去演一个说谎的场景，应该是跟伯格曼小时候总爱说谎有关系吧。在和伯格曼的合作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细节？

彼得：细节太多了，每天都有。当时有谣言称，伯格曼那会儿压力很大，脾气暴躁，对共事的人很不友好。或许这是他年轻时的状态，但是《芬妮与亚历山大》已经是伯格曼在晚年的制作的，也是他最后的一部电影，他平静了很多。

在讲关于伯格曼的忍耐力的逸事之前，我需要补充一点。之前提到过，我之所以被制片人选中当助理导演是因为伯格曼不喜欢与小孩子和动物打交道，不善于控制他们，而我比较有经验。但事实完全不是制片人说的那样，伯格曼和孩子们在现场其乐融融，一片欢乐。

不过他确实不喜欢拍摄有动物的戏份。有一次需要拍一个马拉车的镜头，摄像机安置在路边，需要马从镜头前走过。但是每一次走到摄影机那里，马就停下了，不往前走。伯格曼就说，再来一遍。一而再再而三还是不成功，伯格曼就发火了，骂了娘，生气地说这段不要了。

娄军：《芬妮与亚历山大》在网上有一个纪录片，如果熟悉伯格曼的话看这部纪录片会有很多感触。也能看到皮特从影片开拍时的白白净净到了后来的胡子拉碴。是不是你们当时压力很大？听说伯格曼在片场很焦虑，他是怎么处理他的焦虑的？

彼得：他总提到他的小恶魔。但他可能只在夜里和它单独搏斗；白天在片场，他表现出的只有专业和敬业。他没有把糟糕的情绪带到片场。只是有时会说，我昨天只睡了两个小时，小恶魔早上五点的时候来找我了。他还会在剧本上画小恶魔的图像。他已经习惯了那个小恶魔的存在，他们是朋友。

伯格曼非常害怕拍摄期间演员生病，作为一个导演这可以理解，可能会增加支出，延长拍摄时间，但是伯格曼很固执，像是强迫症一样，要求他的演职人员每两周就注射一种可以提高免疫力的疫苗。

娄军：但是在这个片子里，伯格曼自己生病了。

皮特：是的，他得了很重的流感。当时是在极端寒冷的室外环境中拍摄一个大场景，有两百多个群演。伯格曼计划性很强，在拍摄之前已经预设好了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大场景的拍摄更像是一场军事演习，比处理一场室内的双人场景容易不少。伯格曼就像是预料到自己会病倒一样，从夏天就开始训练我独立执导拍摄的能力，这样他就能在冬天把大场景的拍摄全权交给我了。伯格曼喜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工作，享受掌控一切的状态，无论是灯光还是演员。

娄军：您更喜欢掌控下的，还是即兴式的，给演员更多空间的方式？

彼得：我和伯格曼站在同一战线。伯格曼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导演，是因为他有那些优秀的剧本，剧本成就了伯格曼。既然如此，就不需要额外的、即兴式的创作，跟着剧本走就没错。

进一步说明，有些剧本写作者以写小说的思路写剧本，这混淆了两种表达。我和伯格曼对剧本的看法一致，就是在电影剧本里只能写你看见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声音，你不能写你闻到了什么（注：隐喻式的写法），因为电影无法用嗅觉感受。也就是你不能用喻体去书写感觉。这才是电影剧本创作的规范。

一部优秀的剧作，不仅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尤其要被表演者转述，带到镜头前，而且甚至演员们不需要被讲述和解释剧本，当他们读的时候就知道如何表达，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是一部“戏多的剧本”。

娄军：除了剧本，从一个同行的角度考察伯格曼，他的作品如此优秀，有强度和力量，还有什么原因？

彼得：伯格曼不仅是伟大电影导演，他这么成功在于他是一个天才作家，况且这也不是什么成名背后的秘密，你们都看得到，感受到了。还有一点是作为观众所看不到的，就是伯格曼是一个时刻准备着的人，总是能充分利用时间，效率最大化。

《芬妮与亚历山大》是一部拍摄完整的作品，TV版是五小时，影院版是三小时，完整版是五小时的。拍摄这部作品大概耗时125个日夜，每天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无一例外，从未加班。如此浩大的工程，没有谁能一天高强度工作八小时以上。所以其实这也是伯格曼的另一项技能，他可以精准地掌控时间，把握拍摄一副画面需要的功力。

这些好像听起来很恐怖，工作强度大，时间观念强。但其实导演本来就不是就是一份容易的工作，需要高度自律。有的时候你需要没日没夜的工作，还要时不时地照顾一下冒出来的小恶魔，你要反复的看、剪辑拍摄素材。对于导演来说，一天的高强度工作时长远不止八小时。而伯格曼一生创作了45部电影，他对外宣称《芬妮与亚历山大》是自己的最后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明智，他对得起他的导演生涯。

娄军：伯格曼的精力如此旺盛，工作强度大，同时还有几段亲密关系，他是怎么维持的？

彼得：这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或许是女人让他活着？我不确定。他不是很全身心地投入家庭，这点他自己也承认。不过他有九个孩子要抚养，必须工作以养家糊口。就我所知，以及对他的孩子们的一些了解，伯格曼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优秀的父亲。或许，对于他来说，与女人的情感是他创作的驱动力。

彼得：我想音乐也是帮助伯格曼维持精力的一个因素。他非常热爱古典音乐。

娄军：终于问出了一些秘方（笑）。伯格曼去世的时候，有一篇报道，他的孙女那时候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祖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只是他自己家庭的个体原因，还是说在瑞典的年轻人当中，伯格曼已经不那么有影响力了？

彼得：伯格曼之前的电影在瑞典并没有很受欢迎，人们把他的作品归为艺术电影。但是随着《芬妮与亚历山大》公映并获得巨大成功，他在瑞典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他给观众的印象不再是暴力的、宗教的、黑暗的；人们觉得原来他的电影我也可以看了。包括《婚姻生活》系列，也被认为“不太伯格曼”；这些作品更容易在大部分人中产生共鸣。

娄军：作为拍摄参与者，这部影片中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

彼得：我很喜欢影片中老祖母和她昔日情人之间的一场戏，他们在家庭圣诞聚会结束后的那次谈话。他们简单地谈着彼此的生活，那段对白太美了，两位演员的演绎也很完美。那是我最喜欢的情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