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流水线上孤独的音符，被他们谱成了曲

全球每三个人之中就有一个贫穷。

乐施会推动民众力量，以消除贫穷。

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成立于2003年，旨在改善城市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机构在深圳龙岗区横岗镇的工业区开设活动中心，为外来工提供文化、法律和教育服务。正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许许多多的工友走到一起。2008年时，活动中心全年到访人次超过4万。随着深圳产业升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横岗的工人越来越少，“小小草”也随之撤离。由“小小草”的文艺小组培育出的“重D音”则留在了这里，继续做工人文化。

深圳上步路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内，藏着一家文艺青年们趋之若鹜的Livehouse。2017年年底的一天，Livehouse内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唱会。表演者们不是满身潮牌的Rapper，也不是低吟浅唱的民谣歌手，而是两支工业区里走出来的工人乐队。观看他们演出的除了这里的常客，还有一群前来“应援”的女工大姐。

重D音乐队主唱汪宗兴。 梁惠/摄

诞生于深圳的“重D音乐队”是这场演唱会的主角。这支成立于2011年的乐队，在当天发布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飘零的花》。这是一张描写打工者生活的专辑，收录了乐队的10首歌。专辑封面是一张城市的照片，薄薄的纸片在空中飘洒，封底则是农村的黑白照，残破的房屋外墙隐约可见“团结拼搏”四个大字。

01

我的音乐启航点

董军是乐队的鼓手，来自湖南的他从小喜欢音乐，也曾是珠三角庞大的打工群体中的一员。2004年的一天，在“小小草”附近上班的董军，偶然来到了“小小草”的活动室。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工友们的业余生活也很单调，“基本就看看书，然后小小草正好有一个书屋。”董军来到书屋借书，“小小草”的工作人员刘晓红热情地接待了他，“她说话很快，特别热情，我觉得很奇怪，心想是不是搞传销的。”

曾经的“小小草”书屋。 重D音乐队/摄

刘晓红向董军介绍“小小草”的活动，有一个免费的吉他班，董军很感兴趣。“小时候隔壁的叔叔有一把吉他，我无意中摸了一下，觉得声音很好听，但我爸不让我学。”加入吉他班之后，董军进步很快，不久还组了自己的乐队。

重D音乐队鼓手董军。 梁惠/摄

当时，董军在一个玻璃厂上班。那是他最后一份工厂工作，也是做得最久的一份，虽然也只有两年时间。合约到期后，他决定离开工厂，带着乐队去酒吧驻唱。临走之前，刘晓红把他叫来活动室，问：“小子你还有没有钱用啊？”董军说有，刘晓红说：“别骗我了，你哪里有什么钱！”硬是塞给他几百块。

02

做公益就是我的主流

黄小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业。出生于广西农村的她被父母寄予厚望，母亲希望她“做官”，父亲的教育却令她走上了公益之路。

2008年毕业后，她发现了“小小草”招募的信息，应聘来到深圳工作。最初，黄小娜并没有打算放弃父母期待的精英之路，她想给自己两年时间做公益，然后回归主流。但一次工厂实习的经历深深震撼了她，让她觉得有必要留下来做更多事。

黄小娜最初只想做两年公益。 梁惠/摄

加入“小小草”后，黄小娜为了了解工友们的生活，曾主动前往惠州的一家鞋厂实习。“去过之后才知道，我是多么痛恨那种生活”，初来工厂的黄小娜也对这里的加班制度倍感震惊，“一天工作十三个半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一天”。法律专业出身的黄小娜，眼看着违法行为在工厂里发生：超时工作、童工、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

而她最受不了的，是工友们对此的麻木，“干吗要去告，这样不是挺好的嘛，又有工作做”。原本打算做满30天，但她在21天的时候就走了，“一般工厂不会批，还会压一个月工资，但我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手段”。回来之后，她第一次喝醉酒，大哭了一场，“那时候真是觉得法律很没用”。

03

回归“小小草”

2008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农民工监测报告。该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有超过2.2亿农名工，其中三成集中于珠三角。董军仍是打工大军中的一员。酒吧的工作并不如意，让他看到了很多不堪的东西。那样的环境也无法创作出好的音乐，“每天在台上取悦别人，感觉像耍猴。”

董军在“小小草”带吉他班。 重D音乐队/摄

离开酒吧后，原来的乐队解散了，董军就在吉他班发展新的成员。他们一起组成了“重D音”的雏形——“草根文艺队”。乐队成员因为工作流动而几经变化，曾经加入的包括玻璃厂的工友、超市里的广告策划，以及至今还在乐队的汪宗兴、黄世晓和黄小娜。

04

相识相知相爱

董军很早就开始创作歌曲，但早期的作品并不让他满意，“在酒吧的时候我会写一些歌，但那些歌我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对董军而言，做音乐就是“找自己”的过程。在后来的音乐中，他都着力表现自己作为一个打工者的生存状态。

《木头人》刻画了工人在超时工作下的疲惫和麻木，“我的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也不知道什么是疲惫/我看不见你冷漠的眼神/也听不见你不停的怨言”，伤感的曲调催人泪下。

董军在演出。 汪宗兴/摄

董军的音乐也影响了黄小娜。他们相识于2008年“小小草”周年庆的晚会上，后来一起参与吉他班的工作。喜欢唱歌、写作的小娜在吉他班学会了弹吉他，又慢慢学着自己写歌。她欣赏董军的才华，有时也会把自己写的歌词拿给董军，请他帮忙谱曲。董军虽然外面粗犷，内心却有细腻温柔的一面，“他一般不会直接说你写的不好，他会说这个有点困难，”小娜笑着说。

小娜在演出。 李伟秀/摄

两个热爱自由的人互相吸引，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正是结婚、生子的经历，让小娜和女工们走得更近了。和董军结婚后，小娜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用歌曲串连起自己和女工的经历，《飘零的花》写的是外出打工的生活，“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2011年的五一劳动节，“重D音乐队”正式成立。“重”代表重要、有力量，“D”代表底层，“重D音”就代表底层的声音是重要的、有力量的。

重D音合照。从左到右依次为：汪宗兴、黄世晓、董军、黄小娜以及董军和小娜的儿子旦旦。 汪宗兴/摄

扎根工业区的“重D音”，更直接地面对了流水线工人的苦况，主创们在工厂打工、实习的经历，也令他们对工友们的生活有了更个人化的体验。董军的创作大多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他不想为他人代言，“我不觉得自己在做工人音乐，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音乐”，但他的经历又能和工人相连，“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大家的故事其实差不多。”

05

与乐施会携手同行

董军和黄小娜开了一家琴行，一开始想用琴行的模式自负盈亏，后来发现难以维持，仍然需要申请资金。为了获得申请资质，他们在2014年完成了民办非企业注册，和乐施会开展合作。

如今，“重D音”的活动已不再局限于横岗工业区内，而是更多地走向外部：去全国各地的音乐会演出、去为其他NGO培训文艺小组。

在2008年的工作报告里，小小草的工作人员这样写道：“在中国推动劳工NGO服务，本身是一项没有太多参考例子的工作，但是，正如我们团队最近很认同的一句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为路。”

10年之后，黄小娜在重D音的琴房里说：“有很多路要走，只能一步步地走。”

本文首发于澎湃思想市场，略有删节。

香港乐施会自1997年起与内地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城市外来工相关项目。2017年，在开展工作20年之际，乐施会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教授的项目组展开合作，对有关工作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项目组走访了全国7个城市的9个公益机构，并将其中一部分机构的故事记录下来，本文为其中之一。

乐施会关注城市外来工、城市新市民/流动人口，我们认为促进流动人口/农民工处境的改善是中国农村与城市扶贫发展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我们希望为改善外来工的可持续生计、城市新市民的社会融合贡献一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