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人，他们感受到的情绪只有愤怒和恐惧

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面临情绪识别障碍。最新研究显示，我们对身体的感知和对情绪的认知之间，存在一种重要联系。

斯蒂芬结过两次婚。两个婚礼日，说过两遍“我愿意”。然而，没有哪一次婚姻，也没有任何一场恋爱，给他留下过幸福的回忆。

16岁那年，他在上护理预科时遇到第一任妻子。六年后，两人结婚。这场婚姻持续了三年。他说，她从始至终都不适合他。近二十年后的2009年，他通过一家约会网站，遇到了第二任妻子。他奋不顾身地投入恋爱，第二年，在双方家人的见证下，他们在英国谢菲尔德的婚姻登记处结婚，并开始在那儿生活。

他摆出微笑，配合婚礼照片的拍摄，因为他知道，那是人之常情。但他说，“站在内心感受的角度，我出于必要而作出的那些情感回应，感觉都像是假的。我大多数的反应都是后天习得的反应。跟大家一起乐呵呵的时候，我感觉像在说谎、在演戏。也确实如此，那就是说谎。”

幸福感并非困扰斯蒂芬的唯一情感。激动、羞耻、恶心、期待乃至爱意……他都感受不到。“我会有所感觉，但辨别不出它是什么感觉。”只有两种情感为他所熟悉，那就是恐惧和愤怒。

如此严重的情绪障碍有时涉及自闭症和心理变态，但这两种斯蒂芬都没有。去年，51岁的他终于得知，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症状，名为“述情障碍”（alexithymia）。

什么是“述情障碍”

斯蒂芬第一次接触到“述情障碍”这一概念，是在苏·格哈特（Sue Gerhardt）的《爱的重要性》（Why Love Matters）一书中。“我在接受治疗时提起了它。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我的述情障碍问题。很显然，描述情绪的词我都知道。但能否跟相应的情绪对上，这又是另一回事……我以为，我就是不擅长讨论自己的感受，以及情感之类。但经过一年的治疗，我渐渐明白，当我讨论情感时，其实我并不清楚自己讨论的是什么。”

虽然名为“述情障碍”，但患者真正的问题不是情感描述无能，而是缺乏情感本身。尽管如此，也并非所有述情障碍者的体验都相同。有些人的情绪库中缺乏某些情绪，或有一些情绪失真。有的人能感觉到情绪产生，但不知是何种情绪，也许将忐忑不安解读为饥饿导致的腹痛。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这种症状鲜为人知，但研究显示，大约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落入述情障碍的范畴。新研究正在揭示其症结所在，它不仅有望为各类情绪障碍找到新奇疗法，而且还将解释一般人是如何感受情绪的。

“述情障碍“一词最早出现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书，其来源可以在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动力学文献中找到。如今，大多数学院派心理学家已不再青睐弗洛伊德学派的理念，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杰夫·博尔德（Geoff Bird）说，“我无意轻慢这些传统，不过在认知、神经、实验领域，已经没什么人真的热衷于弗洛伊德了。”

但当博尔德看到有关述情障碍的描述时，他觉得还挺有意思。“说实话，挺不可思议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情绪不太激烈时，你会不太确定自己的感受，但情绪一激烈，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不过，不知为何，有的人就是无法判断。

自闭症和述情障碍

步入学术生涯之初，博尔德研究的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同理心和情感意识。这些使他对述情障碍产生了兴趣，并在该领域开展研究。其中最早的一项研究，是用一份20个项目的检查清单，将述情障碍与同理心缺乏关联起来。如果你无法像常人一样感受自己的情感，那你自然也就无法同情他人的感受。

但促使博尔德研究述情障碍的真正缘由，是他与自闭症人群的接触。“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自闭症患者没有同理心。这是胡说八道。你一见自闭症患者就明白了。”

在一个系列的研究中，博尔德发现，自闭症人群中，大约一半人存在述情障碍——存在情感与同理心障碍的是这部分人，其余则不然。换言之，情感类障碍为述情障碍患者所固有，与自闭症没有必然联系。

博尔德正在积极宣扬这一观念。谈到一位自闭症研究的志愿者时，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感情，这位自闭症患者不存在述情障碍。“有个可爱的小伙子，智商高得都测不到值——厉害到这种程度。他找不到长期工作，但报名去一家护理院做志愿者，因为他想用自己的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院方却说，‘噢，因为你被确诊患有自闭症，你没有同理心，所以不能照看老年人。’这太荒唐了。”

自此，博尔德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探索自闭症语境外的述情障碍。比如他发现，述情障碍患者可以识别人脸，也可以分辨照片里的人是在微笑还是皱眉。“但有几个严重的患者，他们虽然能区分微笑和皱眉，但不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这就比较奇怪了。”

在博尔德遇到的述情障碍者中，很多人都是从别人口中，知道自己不太一样；也有人很早就自己发觉了。“我猜，这有点像是色盲，别人老说这个红那个蓝，于是你渐渐意识到，你错过了某种人类体验。”

除了完善述情障碍的描述之外，博尔德和同事们还深挖了述情障碍的含义，找出其中的循环论证——斯蒂芬存在情感问题，因为他有述情障碍，而述情障碍的特征又是情感问题——并将这种论证彻底驳倒。

“广泛性内感缺陷”

某些情况下，比如告诉某人“我爱你”时，斯蒂芬能从理论上作出判断，知道那是高度情绪化的，并能感觉到身体发生了变化。“我感觉心跳加快，肾上腺素飙升，但对我来说，这种感受每每让我害怕。我不知道如何反应。我要么想逃跑，要么想以激烈的言辞对抗。”

恐惧和愤怒——以及困惑——这些他能理解。“其他感觉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你就是觉得‘呃……不舒服，不太对劲。’”

丽贝卡·布鲁尔（Rebecca Bewer）曾是博尔德的学生，现任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讲师。她认为，这说得通。“述情障碍者通常知道他们在经历某种情绪，但不知道是何种情绪。”她分析道。“这就意味着，他们依然会抑郁，或许是因为他们无法区分不同的负面情绪，也难以辨认积极情绪。与焦虑感类似，人们体会到一种心跳加速的情绪反应——也许是激动使然——但不清楚该如何解读，于是对身体的变化惊慌失措。”

察觉身体内部变化的能力——从心跳加速到血流转移，从尿急到肺部扩张，这些被称为“内感”，是你对自身内部状态的感知。

不同的情感对应不同的身体变化。比如愤怒时，心跳加快，血涌到脸部，拳头紧攥。恐惧时，心跳也会加快，但脸部失血变白。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改变并不专属于某种情感，情境也很重要：如果看到蜘蛛时，你心跳加快，你会知道这是恐惧，而不是性兴奋。

博尔德、布鲁尔等人发现，述情障碍者在产生、察觉或解读身体内部的变化时，能力存在欠缺，或是完全缺失。这些人的智商处在正常范围内，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知道，自己心跳加速是因为看到蜘蛛，而不是其他原因。但是，要么他们的脑部没有触发相应的身体变化，形成情绪体验，要么是其他脑区无法适当地读取这些信号。

2016年，博尔德、布鲁尔和伦敦城市大学的理查德·库克（Richard Cook）联手，发表了一份研究论文，将述情障碍描述为“广泛性内感缺陷”。它为这些人群的情感问题提供了一个解释，但实际上也是一份宣言，提出这样一种观念：人对各种身体信号的知觉对于情绪体验来说非常重要。

在日常用语中，这种观念就已得到表达：道歉要真诚，就得说“真心感到”（heartfelt）。要是真爱某人，就得说“全心全意”（all your heart）。盛怒之时，血脉就会偾张（blood boils）。焦虑时，心里会七上八下（butterflies in your stomach，据信是血液流出消化系统所致）。

心理变态与述情障碍

也许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述情障碍，但涉及情绪淡漠和缺乏同理心的，还有另一种障碍，我们对它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它的厌恶，这便是“心理变态”。我们能否通过理解心理变态，来更好地理解述情障碍？

心理变态的本质仍然在争论中，但心理学家通常有一个共识，认为心理变态的众多特征中，包含了这么几个：同理心或愧疚感缺乏，情绪表浅，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即待人不善，有时还会参与犯罪。

当然，也有人提出，有些心理变态患者之所以折磨或谋杀他人，是因为他们不能合理地处理情绪——比如，他们感受不到恐惧，因而也不能识别他人的恐惧。

在荷兰，如果罪犯被查出患有与犯罪行为相关的心理疾病，就只须承担部分责任。也许只在普通监狱中关上几年，他们就会被送去有安保措施的治疗中心，或直接送去治疗。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员丽克·南杰斯（Lieke Nentjes）决定对这些治疗中心和监狱里的罪犯进行评估，看看他们心理变态的程度究竟如何，了解他们的生活——幼年的教养，犯罪行为，并评估他们的内感能力。

“研究心理变态时，情绪——或者更确切地说，情绪的缺乏，是非常核心的部分。”她说，“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心理变态罪犯对自己的身体比较麻木？”

在访谈过程中，南杰斯提出了一些问题，试探他们的同理心水平，以及他们对犯下的罪行有多悔恨。“有的人毫不隐瞒，直接说‘我不关心’。”南杰斯说，“还有的心理变态者会说，‘噢，但是我很有同理心。’他们学会了准确描述感受的词，会谈论对于他人的同情心、同理心——但你再看看他们犯下的罪行……”她没说下去。

“有研究发现，心理变态罪犯能够用语言描述情感，但缺乏对情感的内在体验。”她说。

对于病人能否察觉一系列身体信号，你很难作出评估。因此，在衡量内感敏感度时，最常用的指标是对心率的判断。有一项测试是，实验人员给定一段时间，也许是25秒，也许是50秒，让参与者数自己的心跳。大约10%的人善于数自己的心跳，5-10%的人很不擅长，余下的人介于两者之间。

在另一项测试中，实验人员给志愿者播放一连串哔哔声，这些声音要么与心跳同步，要么不同步。受试需要判断是哪种情况。在这类任务中，大约10%的普通人表现优秀，还有80%的人则根本判断不了。

南杰斯将心跳同步任务的设备带到采访室，测了75名罪犯。她发现了一种明确的相关性：罪犯越是反社会，其在数心跳任务中的表现就越差。这至少表明，心理变态患者中，不太擅长察觉身体信号的人，其感觉到的情感相对更少，因此也更缺乏对他人的同理心。

心理变态罪犯有时被划分为“白领”罪犯（罪行包括诈骗等非暴力犯罪）和暴力罪犯。在采访暴力罪犯的群体时，南杰斯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共通之处，尤其是相对于白领罪犯：“那就是暴力罪犯幼时的家教——或者说家教的缺乏。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大量的身体上的虐待。甚至有人跟我说，情感对他们没什么用。成长过程中，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恐惧。”

斯蒂芬小时候就遭受过极端的情感忽视。六岁那年，母亲故意在家中纵火。当时，她和斯蒂芬，还有斯蒂芬的弟弟妹妹都在家里。所幸出门上班的父亲发现没带午餐，转身回了趟家。

回首往事，斯蒂芬说，那时他的母亲显然有产后抑郁，但她没有接受治疗。“我什么都不懂，只是焦虑和担心。”纵火事件后，母亲被关进监狱。父亲是一名钢铁工人，经常倒班。“因为邻居的举报，社会服务部下了通知，如果父亲不把我们安置妥当，就把我们带走。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没一个想要我和我弟，因为我们很讨人厌，老是惹麻烦，抢商店之类。于是我们进了福利院。”

童年余下的时光，斯蒂芬都进出于各个福利院。即便在那个时候，他所能记得的感受，也只有恐惧、愤怒和困惑。“圣诞节，生日，福利院的人会冷不丁关心我一下……我始终没有适应。我总觉得不舒服。身体里有一堆乱糟糟的情绪，我无法适当地解读，也无法恰当地回应。”

述情障碍通常与小时候受到的创伤与忽视有关，牛津大学的杰夫·博尔德说。针对双胞胎的研究显示，基因也是因素之一。另外，它也跟特定类型的脑损伤有关，尤其是接收内感信号的岛叶区域。

如何改变内感方式

丽贝卡·布鲁尔指出，斯蒂芬体会到的那种焦虑，在内感缺陷的人中很普遍。在苏塞克斯大学，身为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雨果·克里奇利（Hugo Critchley）和莎拉·加芬克尔（Sarah Garfinkel）正在寻找改变内感的方式，以期缓解焦虑。

加芬克尔提出了一种模型，将内感分为三个维度，此举得到了业内同行的好评。第一个维度是，观察内感信号（比如数心跳）的客观准确性。其次是主观报告——你感觉自己的判断有多准确。其三是元认知的准确性：对于你的判断实际上有多准确，你所了解的程度。

第三个维度非常重要，因为多项研究发现，比如在数心跳任务中，根据一个人自我感觉中的表现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预知他们的焦虑水平。苏塞克斯团队的研究员丽萨·夸特（Lisa Quadt）正在开展一项针对自闭症患者的临床测试，看能否通过弥合两者的差距，来缓解患者的焦虑。

在一项试点研究中，克里奇利、加芬克尔和理科硕士阿比盖尔·迈克拉纳肯（Abigail McLanachan）招募了一群学生，让他们接受六次训练。每次训练时，他们都先数一次心跳。志愿者静坐着，食指上松松地夹一个橡胶的脉搏血氧仪，然后报告数得的心跳数。迈克拉纳肯将结果向他们反馈，让他们清楚自己的准确度。

随后，迈克拉纳肯让他们跳几分钟的操，或在大楼外的陡坡上快走一会儿——只要能加快心率，使心跳更容易觉察。（“因为有的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我就不能。”夸特解释说。）之后，这些学生回到实验室，重复相同的任务，并跟之前一样，每次都会得到结果反馈。

虽然这只是针对普通学生的试点研究，但三周过后，受试者三个维度的内感指标，其准确性都有所上升，而且，他们报告的焦虑度也下降了约10%。

在主要的临床试验中，被确诊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志愿者需要完成同样的任务，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都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内完成。这样，研究团队就能监测岛叶内（接收心率数据的区域）的活动，并观察这些活动的改变对杏仁核和前额皮质有何影响。（杏仁核能检测到威胁，前额皮质可以判断潜在威胁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是否应该焦虑。）克里奇利说，他们的预期，是看到这两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增强，之前有研究显示，这种增强与焦虑感减弱有关。

与此同时，牛津大学的杰夫·博尔德想深入探讨另一种概念：述情障碍者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一种人不会产生足够的身体信号，因而无法形成相应的情绪体验，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受益于苏塞克斯团队的那种训练。另一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身体感受，只是脑部不会以特定方式处理这些信号。第二个群体（斯蒂芬就在其列）可能更容易受益。

博尔德强调，述情障碍者难以理解情感，但这不等于他们不关心他人。“大部分情况下，若身边有人处于消极状态，述情障碍者是可以意识到的，并因此感到不安。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判断他人是何种感受，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或是如何缓解自己的不安。我觉得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述情障碍和心理变态的不同之处。”

斯蒂芬说，他就是如此。从理论上说，要是有什么情绪训练的方法，他肯定乐于学习。他说，“我有很多有关情绪和感受的书，但都没什么用，因为它们没有具体指出身体的哪种感受对应的是哪种情绪。”

目前，述情障碍还没有可以利用的治疗手段，有鉴于此，斯蒂芬计划利用在心理治疗中获得的新的自我认知，试图取得进展。他说，起初，他指望心理治疗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以为每天都会变得完美、灿烂……结果我意识到，这不可能。我永远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学到了宝贵的教训，他说。虽然已经和妻子分居，但两人经常谈话，现在，听到妻子谈论他的焦虑问题时，斯蒂芬尽量不去否定。“我不再只是一口否决，我开始倾听。我想，‘你知道情绪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那我就听你的吧。要么接受，要么去应对。’”

最主要的是，他下定决心，既然自己的病情确诊了，就要有所行动。“对我而言，它赋予了我力量。既然知道了，我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也可以开发工具，去和它抗争。”

或许，没有述情障碍的人也用得上这样的工具。博尔德曾带头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能更敏锐感受自己心率的人，也能更好地识别他人的情绪，而这正是同理心的第一步。他正在规划一些研究，试图弄明白数心跳训练能否提升同理心。

若想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焦虑，又无法或不想改变压力的来源，你可以去改变身体发出的信号。针对可能被大脑解读为焦虑的身体信号，经常性的体育运动应能起到缓和作用，焦虑感应该也会得到缓解。

身体的信号是情绪的基础，知道了这一点，也许你我都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现在，你作何感想？

翻译：雁行

校对：Lily

来源：mosaicscien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