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观象台的法兰西渊源

序

1847年5月20日，法国海港勒阿佛尔。一艘名为“Le Duguay Trouin”的双桅横帆船正准备起航前往遥远的亚洲。

船上的旅客正在向岸上频频挥手道别，在他们中间，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并不那么显眼，他的身份是前法国海军军官、法国外交部随员，目的地是当时被称为Changhai (法语中“上海”最早的拼写)的地方，一座对于绝大多数欧洲人完全陌生的城市。这位先生就是法国驻沪的首任领事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一位下布列塔尼省的后裔、虔诚的天主教徒。

16世纪末，天主教是在明末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帮助下传入上海地区的。1603年，徐光启成为第一位皈依天主教的明朝高官，被授予“保禄（Paul，拉丁文拼写为 Paulus）”教名，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邀请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Lazaro Cattaneo，1560～1640年）来到上海传教，在宅第西侧建立了上海第一座教堂，徐氏家属亲友等200余人受洗入教。

按《上海的法国人》（居伊·布罗索莱, Guy Brossollet 著）一书的记述，“在徐保禄（Paul Zi）去世后的50年（1683年），上海地区已约有4万耶稣会教徒。据统计，当时上海共有2座教堂和66座小礼拜堂。”此后由于教会派别争斗等原因，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耶稣会被禁止在中国传教。1773年，梵蒂冈教廷也取缔了耶稣会。待到耶稣会重返上海，历史的车轮已经来到了18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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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来了新神父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五（1842年7月12日），由布雷斯特港出发的法国海军埃里戈纳号（Erigone）护卫舰辗转来到长江口，泊靠在吴淞口。该舰此行的目的意味深长。1840年中英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为了解远东局势的变化，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于1841年3月作出决定，派遣远东问题专家真盛意（Dubois de Jancigny）作为国王特使，前往中国及附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一是监视英国在远东的动向，搜集有关中英战争的情报；二是获取有关中国市场和资源的信息，以便为建立中法贸易关系提供参考。

而随行人员中有三位传教士即将在上海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南格禄（Claudius Gotteland）、艾方济（Franciscus Esteve）、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从吴淞口登陆，第一个落脚点是位于浦东洋泾的金家巷无原罪始胎堂，该堂建于明崇祯年间，为川沙境内最早建造的一座教堂。

法籍传教士之所以走到历史前台，这与其背后的政府推动不无关系。法国一直把传教权利放在对华政策的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上，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曾公开宣称：天主教会“是法国在华势力最好的支持”（载于：《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180页）。这与英国对华政策恰成鲜明的对比：英、 法“虽同以通商为目的，然英人则商务重于教务，法人则教务重于商务”；“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法国人则更看重传教的权利。所谓“自各国立约以来，英重通商，法重传教，所操之术不同”（载于：《庸庵海外文编》第1卷第25页）。法国政府与清廷的交涉中明确要求清政府保护法国传教士的权益，随后又将此一要求写入《中法黄埔条约》中。该条约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开埠初期，上海的法籍侨民不多，但传教士人数却不少，占法籍侨民总数的半数以上。1874年，在总共191 位法籍侨民中，就有97位传教士；1877年，上海有200位法籍侨民， 其中有104位是传教士。

耶稣会重返上海后，即开始在浦东以及崇明等地传教，并建立了不少“堂口”和“小堂”。耶稣会曾先后在松江的张朴桥(佘山山麓)和横塘寻找立足之地，并开办修院。然而教士们始终对耶稣会前辈曾经扎根过的地方念念不忘，他们依稀知道在离开上海县城西南数公里，有一个地方叫“Zi-ka-Wei”。前文中提及的李秀芳教士1842年就在松江张朴桥开办修道院，物色有志传教的当地青少年入院受教，1843年2月正式开始授课。该院几经扩充，先迁横塘、 再迁张家桥，三迁董家渡，最后从董家渡陆续迁往Zi-ka-Wei——徐家汇。

1900年拍摄的身穿中国传统服装的耶稣会传教士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这些传教士开始了他们在徐家汇最初的活动，购置土地并着手建立传教中心。当年，在位于现今浦西路附近的农田里，第一座小教堂落成，这是上海耶稣会最早的会院。清咸丰七年(1851年)，又在该地建造了一座希腊式教堂，有教徒约40人。

一幅上海开埠早期的手绘地图。这幅图中清晰地标出了位于西南区域的徐家汇的“FRENCH MISSION”(意为法国教会)。但是较为有趣的是，不知是笔误还是其他原因“滙”写做“會”，而“FRENCH”写做“ERENCH”(图片源自 北华捷报馆编印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上海年鉴1852》)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起。江南战火不断，外地教徒因避战难来到徐家汇，此后，教会建造了一批房屋，教徒逐渐增加。咸丰六年以后，教会通过各种手段取得现今东从天钥桥路、西至文定路、南起斜土路、北抵徐镇路的1.5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土地，相继建立了耶稣会总院、大小修院、圣母院、圣衣院，兴办教育、文化、科技以及社会慈善事业等21个机构，由此名声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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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观测活动

17世纪中叶，西方先后发明气压表、温度表等气象仪器，18世纪到19世纪，近代气象科学随着西方传教士而传入中国。徐光启是天主教的信仰者，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的代表人物。徐光启被誉为“文武元勋”，著述很多，以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刊行的《农政全书》最为有名，此书是他在调查研究和亲自实践的基础上撰述而成。全书共60卷，约50万言，是集农学大成的巨著，其中“授时”“占候”部分，分别介绍各月农事及农业气象，群众测天经验，在江南广为流传。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司铎（P.Franciscus Brancatin）到上海传教不久，得徐光启孙女潘玛尔蒂纳（又名甘第大）之助，购得城北安仁里潘允端所建的世春堂，改建后取名“敬一堂”。奉“耶稣救世主”为主保。这是一座中国殿堂式的天主教堂。教堂旁为神父住所，潘国光在堂内筑观象台，台高二三丈，在湖石上刻有黄赤道及经纬度，并设有日晷、旧沙漏、千里镜、自鸣钟等仪器。这是上海最早建立的私人观象台。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徐家汇天主堂教士曾开展雨量观测，现保存下来的有道光二十八年～咸丰七年（1848～1857年）连续10年逐月雨量资料和道光二十八年～咸丰十一年（1848～1861年）连续14年逐月雨日资料。

同治四年（1865年），巴黎耶稣会派刘德耀（Henri Le Lec）神父携带部分气象仪器来沪，他偕同罗礼思（Louis Helot）、伊宗尹（CharLes de Argy）两神父向监会铎戴元英（Michel Fessard）递交建立科研机构的报告，经会议研究，认为目前以从事私人科研为宜，并任命刘德耀为董家渡修道院的科学教授。从此他就在董家渡进行气压、气温、湿度、降水、风及有关天气现象等观测，是为上海气象系列观测的肇始。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1月）巴黎耶稣会为实现江南教区建立观象台的计划，派高龙磐（Augustinus Colombel）神父来沪，偕同刘德耀去南京勘察台址，而沪上的气象观测由弗斯特（Aloys Pfister）神父主持。在高、刘两神父到达南京后，正值该地发生“教案”。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返沪，继续在董家渡进行气象观测，止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1872年12月），先后持续达4年之久。

1899年出版的《江南传教史》中对高龙磐、刘德耀等人及其观象活动都有记录

耶稣会自成立之时起，就热衷科学和教育。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就已经创办了罗马大学天文台和英国斯通赫斯特天文台，后者创办于1838年，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斯通赫斯特学院（Stonyhurst College）内，在上海工作的多位耶稣会教士，如法国人刘德耀、高龙鞶和瑞士人能恩斯等，均曾在斯通赫斯特天文台学习过天文、气象、地磁等。

同治年间，清廷颁发的郎怀仁、谷振声照会公函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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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的投入

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8月），在天主教江南教区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主教与耶稣会江南传教会会长谷振声（A.Della Corte）主持下，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Comité scientifique de Kiang-Nan)，同时决定，由高龙鞶神父领导，在徐家汇建立一座“与耶稣会相称”的观象台，将气象记录和观测结果编成年报，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

郎怀仁（Adrianus Languillat，1808～1878）

2015年西冷印社拍卖公司的一组天主教在华遗迹考证笔记及照片拍品中有郎怀仁墓配有照片一帧，笔记显示郎怀仁墓位于董家渡主教堂，也就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天主教堂，最早建造年代可追溯至1847年

经筹划后，徐家汇观象台继董家渡之后于清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72年12月1日）开始气象观测。从徐家汇观象台保存的一份手写档案可以看到，尽管刘德耀神父的后继者们也没有找到完整的气象观测记录，但两个非常完整的记录册却保留了下来，此二册完整记录了弗斯特神父在这一期间所作的逐日气象观测，内容包括在每天 5 时、9 时、12 时、16 时和 21 时所作的气压、温度、风的观测以及一些评注等。第一册是 1871 年的记录，第二册是 1872 年记录，并中止于是年 12 月 16 日。这在时间上与后来在徐家汇所开始的观测工作是相衔接的。自 1872 年 12 月起，包括上述内容的观测开始在徐家汇天主堂教士们的住所东侧的露台进行，并且一直持续到真正意义上的气象台建立。

1873年拍摄的徐家汇观象台早期建筑

徐家汇观象台早期绘制的中国沿海台风记录

在建台的过程中，郎怀仁教士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1808年出生在法国东北部马恩省，1821年进入卢瓦河畔的沙朗（Chalons）大修道院，1841年加入耶稣会，1843年被派往中国。通常认为，他与另一位法国同行谷振声主导的江南科学会议之所以决定气象台选址地点在上海县城西南 7 公里处的徐家汇，是为向先辈徐光启致敬。但其实还有更为深层次和与时局密切相关的缘由。首先是工作便利的考量。1851 年，“奉圣依纳爵为主保的耶稣会圣堂”在徐家汇开堂。随后的几年中，徐家汇逐渐发展成为江南著名的宗教文化中心。而且观象台就建在传教士住所附近，也更利于观测工作的随时进行。

其次就是时局。上海开埠后，英法相继取得租界，且不断扩张。自 1860 年代开始，上海法租界多次越界修路，其势力也随之扩张至徐家汇地区。因此，将气象台建造于此并从事观测，所有这些活动均可以受到法租界的保护。

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1879年7月31日），上海遭强台风袭击，海上舰船损失巨大，在法租界公董局和外商轮船公司一致要求下，观象台筹设了航海服务部，并于光绪六年（1880年）扩建成为三层平台的八开间二层楼房。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二日（1882年1月1日）起，正式向上海各报发送中国沿海气象预报。

光绪九年三月十三日（1883年4月19日），徐家汇观象台首任台长能恩斯（Marcus Dechvrens）为进一步开展航海服务致函公董局，建议设置信号台，报告天气和校准时刻。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1884年9月1日）外滩信号台（即今延安东路口）成立，并每天定时悬挂报时和气象信号，为停泊在黄浦江和进出上海港的舰船服务。这是徐家汇观象台在气象业务发展上的重大转折。

能恩斯手绘的1879年7月31日台风的台风眼

与此同时，由于徐家汇观象台自身业务、科研发展需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原址西侧100米处建成一幢新的观象台（即今蒲西路166号，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楼）。翌年1月1日，即迁入新址工作。大楼为三层古典式建筑，清水墙面，高17米，在大楼中央建砖木结构的测风塔，顶高40米，安设有贝克莱（Beckley）风向风速仪。

20世纪早期拍摄的徐家汇观象台

在办台的资金投入方面，法国政府也日渐成为重要来源。建台初期，经费由教会自给。随着事业的发展，仅靠教会在宗教事业费内拨款是不足的。其后经费的大部分来源于法国政府和法国有关机构以及中国政府实业部和其他被服务单位的资助及各界的捐赠。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发展天文气象事业，徐家汇观象台请求英法租界当局各捐献1万法郎，很快获得租界议会的通过。此外在上海的各海运公司也同意捐助一笔款项。后来又得到南京宗座代牧主教的相助，使教会资助的金额增至4倍。徐家汇观象台用这笔捐款购置赤道仪和建立佘山天文台。

民国8年（1919年）为改善报时服务，获得了法国政府赠送的2座高精度天文钟。此外，得到有关方面免费拍发气象电报，免费供煤、电、电话等优待。在20世纪20～30年代初期，经费来源充裕。法、英租界当局从民国15年（1926年）起每年拨款1500银元，如民国21年（1932年）该台支出为35000银元，但当年收入有49300银元，收支相抵，尚有盈余。民国22年（1933年）上海总商会和法国海军部水道测量局分别拨款4000银元和12000法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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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回报

在法国政府和上海英、法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及海关的重视和支持下，徐家汇观象台的观探测业务、科研领域广泛，涉及天文、气象、地磁、地震、授时、重力、大气物理等科学，成为远东和国际著名的综合性观象台。从19世纪70年代起，徐家汇观象台就向法国等西欧国家定期发回有关中国的气象情报，除对来华各国商船及时提供气象情报资料外，对入侵中国的西方军舰也曾作过极为有效的服务。

从历史记录来看，徐家汇观象台对西方殖民者提供许多重要的服务，其中法国当然是借天时地利之优势获利颇多。例如民国5年（1916年）1月22日，法国海军水道测量处在收到徐家汇观象台资料后来信说，“这对于在远东航行的我国海军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民国9年（1920年）8月2日，法国驻华公使馆航空副武官罗凯（Rosuel）为了执行航空国务副部长为研究在中国飞行之所需，要求该台提供中国沿海所有的气象资料和天气报告，并要求编一本由东京湾到上海的中国沿海各年逐月的气候情况。印度支那总督府为在安南（今越南）建立几条新的铁路线，民国11年（1922年）11月24日，由印度支那南部铁路考察团团长致函时任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劳积勋（Aloysius Froc），要求提供中国海上台风在此沿岸登陆的资料。为帮助法国空军军官完成由河内经广州、福州、上海、北京、汉城至东京的飞行任务，民国13年（1924年）5月，徐家汇观象台根据法国远东海军司令部和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的要求，提供上海和中国南方沿海各地有关能见度、风向、风速、云高等气象要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896年徐家汇观象台绘制的气象云图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家汇观象台编印绘制的《皇朝直省地舆全图》，此图为折叠装一幅，制版印刷精致

1930年，由法军守卫的徐家汇观象台

除去实用性的预报和服务以外。观象台还出版大量学术期刊和著作。如：《徐家汇观象台观测公报》(Bulletins des Observations de Zi-Ka-Wei)是该台出版时间最长最为系统和权威的记录文献，自1872年至1935年，未有间断，其中不同年份侧重面有所差异；《佘山天文年刊》(Annales de l’Observatoire astronomique de Zo-Se) 1907—1942年连续出版，主编为徐家汇观象台第二任台长、佘山天文台首任台长法国传教士蔡尚质（Stanislaus Chevalier,中文又名薛华立）。徐家汇观象台的官方用语是法语，所以这些文献也都是用法语写成的。其实直到1949年前，该台内的各种标示和文书都是法语占主导地位。我们只要看一下该台历任台长及工作人员名单，对这样一个法语环境的形成就很容易理解了。

1926年版《徐家汇观象台观测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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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法语的天文学家

从建台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极盛时期，徐家汇观象台工作人员总数不到百人，其中传教士20余人（见表格），中国工作人员约70人。其中法国籍占很大一部分。

徐家汇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以出生年月排序）

上述21为外籍传教士中，有12位是法国人。而七任台长中除去能恩斯，其余都是法籍。能恩斯是瑞士籍，生于日内瓦州的谢纳堡（ Chêne-Bourg），1862 年在弗里堡神学院（Seminary of Fribourg）学习并进入耶稣会。谢纳堡和弗里堡都属于瑞士法语区，弗里堡操法语的人口有近六成。1869 年—1872 年，他担任 Colliges of Vannes and Vaugirard 的物理教师。1873 年被委派至上海徐家汇观象台。 1876 年成为台长后,他主要工作在气象学方面，集中关注台风研究。1879 年—1885 年期间，他发布了 62 次台风的报告。1887 年，能恩斯因健康原因返回欧洲。

第二任台长蔡尚质（Stanislas Chevalier, S.J.中文又名薛华立），字思达，1852 年 10 月 22 日生于法国 St. Laurent des Autels，1871 年进入耶稣会， 光绪九年（1883年）来上海，在徐家汇观象台工作，筹办并负责授时部门。他用两年时间测定长江沿岸50个城市的经纬度，并编制出版《扬子江上游地图集》，为往来的轮船服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负责筹建佘山天文台，并任该台第一任台长（1901—1924年在任）。在他的主持下，在佘上安装当时亚洲最大的望远镜，开展对太阳黑子、日珥、光斑等课题的观测和照片拍摄，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哈雷慧星回归时，开展跟踪定位观测，并拍下慧核爆发的珍贵照片。后负责徐家汇观象台，为第二任台长。民国14年（1925年）在第一次国际经度联测时，他负责上海基点工作，被列为世界经度三大基点之一。当时的法租界当局为表彰其功绩，将界内一条马路命名为薛华立路（Route Stanislas Chevalier，现今建国中路）。

工作中的蔡尚质神父（左二）

原法租界里另一条以徐家汇观象台传教士命名的马路是劳神父路（Rue du Père Froc，现今合肥路），这条路在1919年修筑之初，就曾命名为Rue de L’Observatoire（天文台路），1926年7月5日，法租界公董局会议决定，为表彰劳积勋在台风预报方面的成就，而更名。劳积勋，字亦棣，1859 年 12 月 24 日生于法国布雷斯特（Brest），1875 年进入耶稣会。1883 年来华，在徐家汇观象台与能恩斯一起工作。1887 年返回法国，在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学习并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887 年当选梵蒂冈科学院院士。1896 年成为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其所研究的可视气象信号系统——用于为船只提供天气变化、尤其是恶劣风暴警报——1898 年被中国海关（Chinese Maritime Customs）接受用于中国大部分港口。由于他在台风预报方面的才干与业绩，劳积勋在水手中广为人知，被誉为“台风神父”（Père des Typhons）。

1912年，劳积勋神父（右四）与徐光启第十世孙徐彬文（左四）及部分徐家汇观象台工作人员合影

劳积勋还与杨绛有着一段真诚的交往经历。杨先生在她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这样写到：“我小时候，除了亲人，最喜欢的是劳神父。什么缘故，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因为每次大姐姐带了我和三姐姐去看他，我从不空手回来。我的洋玩意儿都是他给的……， 他和我第一次见面时，对我说：他和大姐姐说法语，和三姐姐说英语，和我说中国话。他的上海话带点洋腔，和我讲的话最多，都很有趣，他就成了我很喜欢的朋友。”

后记

一百多年前，以法国人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踏足上海，其目的当然是以宗教的传播为主。他们在宣传教义的同时，也创办一系列文化教育及慈善事业。包括震旦大学、徐汇公学、崇德女校、圣芳济学校、中法学堂（光明中学前身系法租界公董局所设，但主持校务者为耶稣会神父）、徐家汇藏书楼、广慈医院、土山湾孤儿院、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等，很多事业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徐家汇地区航拍，徐家汇大教堂、徐汇公学、徐家汇观象台清晰可见

他们的传教活动确实带有政治和外交的色彩，有的传教士还曾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出力，但也有许多传教士到上海创办的文化教育事业除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外，也传播了许多西方近代先进科学知识。徐家汇观象台就中西文化交流最佳实践和代表之一。END

来源：方志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