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方博物馆：被国人严重低估的中国馆藏

如果想前往瑞典的东方博物馆，沿着老城的码头，向海水的另一边望去，市中心的船之岛（Skeppsholmen）矗立着一片棕色的建筑群——大隐隐于市不过如此，那便是瑞典的东方博物馆（stasiatiska Museet）。

1/瑞典东方博物馆外观

瑞典东方博物馆（以下简称东方博物馆，图1）是瑞典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船之岛上。东方博物馆主要收藏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文物。博物馆关于中国文物的常设展，包括仰韶文化“中国之前的中国”、从青铜时期一直到清代的“中央之国”（图2），以及以石雕为主的宗教“雕塑艺术”（图3）。

2/按时间轴展示“中央之国”展厅

3/“雕塑艺术”展厅

本文通过对前东方博物馆馆长Michael Lee的采访，以及东方博物馆图书资料的搜集，对东方博物馆中国艺术馆藏的初步形成到逐步完善，进行梳理探讨。采访中，Michael详尽介绍了瑞典国王对于中国艺术的热爱，以及在国王影响下，大批瑞典重要藏家收藏中国艺术品的热潮和由此形成的China Club（中国俱乐部）。

初期馆藏：中国之前的中国

东方博物馆于1926年建立，建馆初期的藏品主要来源于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80，图4）在1921年对仰韶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其藏品主要是种类丰富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根据当时的协定，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品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做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4/安特生，东方博物馆第一任馆长，瑞典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协议达成后，在1925年12月，远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安特生，终于收到了源自中国考古发现的文物。很快，在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便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这便是东方博物馆初期，仰韶文化藏品的入藏（图5）。

5/仰韶文化“中国之前的中国”展厅

中国艺术的丰富扩充：中央之国

博物馆早期的收藏来自瑞典铁路工程师Orvar Karlbeck（1879—1967，图6）的青铜器收藏。Karlbeck曾于1906到1927年间在中国工作。从1908年起，Karlbeck主要收藏战国至汉代的青铜带钩和铜镜。1927年，他因政治局势不稳定返回瑞典。

6/Orvar Karlbeck，瑞典铁路工程师

1928至1934年间，Kalbeck曾三次往返中国，为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专门搜集中国早期的青铜器。他第一次于1928年的出行是官方出行，其搜集青铜器是受东方博物馆和安特生所托，其后也曾代表瑞典私人收藏家、瑞典当时的王储及欧洲其他重要的博物馆购买文物。Karlbeck早期在中国购买的青铜器，也构成了东方博物馆的重要收藏，成为日后东方博物馆研究中国青铜器和古文字的重要基础。

此外，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图7）收藏的中国绘画和造像艺术品，也随着瑞典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亚洲文物并入东方博物馆，丰富了馆藏门类。

7/喜龙仁，瑞典艺术史学家

之后，接替安特生出任东方博物馆第二任馆长的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图8），成为第一位使用历史语言学这种欧洲治学方式研究中文的学者，他还重构了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语音，巩固了东方博物馆研究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

8/高本汉，东方博物馆第二任馆长，瑞典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

然而，无论是安特生的中国科考、东方博物馆的建立，还是Karlbeck基金会的青铜器收集，都受到了当时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GustavVI Adolf，1882—1973，图9）的大力支持，其随后的捐赠更是完善了东方博物馆的收藏体系。

9/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

瑞典国王及其China Club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收集中国艺术品有65年之久，早期他的兴趣是陶瓷。他初期的藏品源自1907年，还是瑞典王储的古斯塔夫六世于斯德哥尔摩所购买的古董。随后他收藏的重要藏品多是来自每年英国的旅行，购自伦敦古董商之手。直至1920年，他对于中国宋代的陶瓷以及明清瓷器，产生极大的兴趣。同时，他也购买其他材质的器物，如1912年购买的象牙和1913年购买的漆器。

古斯塔夫六世，早期还通过在中国居住和生活的瑞典人购买中国藏品，比如地质学家和工程师Erik Nystrm（1879—1963）及工程师Orvar Karlberk。古斯塔夫六世在1926年的东亚之旅中也收藏了诸多中国器物，尤其是中国早期的玉器。正是在这次旅途中，当他看到Karlberg收藏的青铜器，便逐渐对青铜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4至1935年，Nils Palmgren（1890—1955）帮助古斯塔夫六世收购了小件青铜器，1937至1938年安特生也帮助古斯塔夫六世收购中国藏品。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期间，早期的青铜器、高古玉器和陶瓷皆为古斯塔夫六世收藏的主要门类（图10）。

10/青铜器及高古玉器，瑞典国王捐赠，东方博物馆藏

古斯塔夫六世也是瑞典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他与瑞典的中国学者及中国俱乐部（China Club）里的收藏家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同时在收藏伊始就与英国的收藏家、学者和古董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1921年英国建立的英国陶瓷协会，为英国收藏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在此期间，陶瓷是古斯塔夫六世在英国的主要收藏门类，以宋代和明清瓷器为主（图11），完全有别于他通过在中国的瑞典人所获得的藏品。

11/粉彩过枝九桃盘，清雍正，瑞典国王捐赠，东方博物馆藏

1935至1936年间，在英国柏林顿府（Burlington House）由英国皇家美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举办了中国艺术品的展览，展品来自欧洲、美洲及中国故宫博物院提供的藏品。这场展览是此期间关于中国艺术品最全面、最有影响力的一场展览。古斯塔夫六世也是这时开始和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接触的（图12）。

12/剔红凤穿牡丹漆大盖盒，明永乐，大维德爵士赠予瑞典国王之生日礼物，东方博物馆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古斯塔夫六世的收藏受限，并随着1949年中国政府对古董市场的封闭，东方古董的收藏更加受阻，所以之后古斯塔夫六世的收藏主要通过伦敦的古董商购买而得。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伦敦有诸多关于中国古董艺术品的不同朝代的展览，古斯塔夫六世慷慨地将他的展品借给各个展览展出，拓展了大家对中国艺术品的认知。

1959年，一个全新的远东博物馆正式开放，这座博物馆把原有的东方博物馆与瑞典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品合并在了一起。这一做法得到了多方支持，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也对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远东博物馆有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的藏品和中国早期朝代重要的馆藏，尤其是博物馆于1946年购入了Anders Hellstrm（1877—1940）的藏品，增加了早期藏品的数量，同时也提高了藏品的质量。

瑞典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喜龙仁的中国书画和雕塑也补充了原有东方博物馆藏品门类的空缺。馆藏缺失的多为中国传统市场制作的晚期工艺品，例如晚期高质量的陶瓷藏品，而国王古斯塔夫六世自1950年代起的收藏购买，也在注意弥补博物馆在此方面的空缺，也是从1950年代中期，他开始收藏漆器、犀牛角杯、珐琅器和竹刻等传统工艺品（图13）。因此，瑞典国王的捐赠也构成了现今东方博物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13/珐琅彩茶壶，清雍正，瑞典国王捐赠，东方博物馆藏

自此，东方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形成了相对完整且具有一定高度的体系，并以其精彩而卓越的馆藏，吸引着西方各国的中国艺术爱好者。

文图｜唐之淼，英国苏富比艺术学院硕士学位，“三水仓”公众平台负责人，收藏家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8年5月号。原标题：《瑞典东方博物馆：被国人低估的中国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