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葭，网易历史专栏作家，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媒体人。为多家传媒撰写专栏文章，著有《我的双城记》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有年夏天，我在北新桥附近迷路了，在几条胡同里转来转去，谁料竟偶然走到梁启超的北京故居。其地在北沟沿胡同23号，是一处很普通的四合院或者大杂院，西式的大门坐西朝东，内有影壁一座，进门熙熙攘攘地堆满了各种杂物，一望而知就是那种被国企员工占据多年的普通民房，若非门口的铭牌写明，真不敢相信。
这座四合院是梁启超自日本归国后的居住地，与他人生后半期的学术文章密切相关。北京市1986年将此地发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不过亦有学者认为梁其时并不居此。我望着那扇大门，想起煌煌一千三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作为梁任公的后世同行，颇有愧对前贤之感。
自甲午至戊戌，自辛亥至丁巳，梁任公二十年为之三变，时人多不之解。然则细究其历程，却自有其内在逻辑。今年系戊戌变法两甲子，而任公当年所面临之问题，仍有亟待解决者。戊戌维新对此后的国家进路影响极大，为何以失败告终？渐进主义的道路为何在当时行不通？均系中国近代以来的大问题。即便今时今日，亦有回头检视之必要。
中国要变什么？
过去学术界习惯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之起点，海外汉学家有些不同看法，姑略去不提。可历史是连贯相续、因果相接的，不可能截然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时代。要认识当下之中国，须回到百年前之中国，而要认识百年前之中国，须回到二百年前乃至三百年前之中国。
天朝进入“溃而不崩”的下行阶段，是在乾隆帝的末期。史景迁和孔飞力都倾向于认为天朝的旧秩序是从乾隆开始崩坏的。一方面是快速增长的人口对传统的统治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帝国只能以加强对地方和臣民的控制来应对。而在乾隆手上完成的“君师合一”又让知识精英与体制的冲突愈加不可调和（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求变”成为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思想主轴。
乾隆时，戴东原及扬州学派即以实用为尚。汉宋之争孕育了公羊学的复兴，嘉道之后，自龚自珍、魏源以下，公羊学派几乎主导了晚清的思想领域的嬗变，直至梁启超。尤为突出的是实学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既发明承袭经学、诸子学中的经世传统，又杂糅以西方近代文明中的实用之学，这成为晚清历次运动的思想资源。
鸦片战争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序幕由此拉开。此后的晚清史，按照汪荣祖和张朋园的分期，可分为自强运动、变法运动、革命运动三段。三者前后关联，几乎是严密的因果及递进关系。自强运动是器物之变，由迷恋于坚船利炮的体制内高官发起，又被称为“同光中兴”，历经三十年韬光养晦，遇上甲午一役，碰得头破血流，始知天下大势。甲午之役后，制度之变才成为知识精英的共识。
从知识精英的角度看，限制君权，申张民权，以个体的政治参与改变国家决策，建立新的国族认同，以应对从“帝国世界”进入“列国世界”的巨变。早期的变法思想家如王韬、冯桂芬、胡礼垣均有融汇中西的自觉，甚至有大规模西化的建议。赵烈文看了《校邠庐抗议》后说，“此夷法也。”从“夷技”至“夷法”，即从自强而入变法。
从变法运动到革命运动，其核心问题即是如何参与政治。孔飞力将之总结为三个根本性问题，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彼时的知识精英已经有此共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休戚相关，而非经政治参与，则难于掌握个人经济的命运。此即劳伦斯·哈里森所说的，这是自由主义的真理（见氏著《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当变法的思想准备在知识精英那里完成之际，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也就此奠定。
所谓现代性，即现代社会之特质。以今日社会学角度视之，不外工业化、都市化、个体参与、世俗化、专业化分工等诸种特征。而在彼时，严复总结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康有为则总结为小康进至大同，孙中山则称之为“文明国化”，后来的胡适称民主政治是中国的出路，话虽不同，其理一也，虽不中，亦不远矣。
知识精英的擘划里，依次从构建国家意识、推动商业经济、筹办现代军备、建设立宪政体等目标展开国家的进路。因为这些才是管治更有效的现代国家的必备。我们衡诸戊戌以后的中国，这些也是百年来的国家建构的目标。
变法运动衍生出两种对国家建构的不同方案，即立宪与革命。一部分要求建立议会制度，改变政体，此谓改良，谓立宪。另一部分则主张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主政府，此谓革命。立宪派与革命党，成为清末的两大政治派别，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关系，共同推动中国在20世纪初进入了革命年代。
革命是中国20世纪的主题，民国建立后，又经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直至中国的改革开放，未尝不是一种革命。其核心目标万变不离其宗，即建立中国之现代性，或曰现代化。至今，我们仍在这三千年之大变局当中。
回首同光已惘然
戊戌变法前，在思想领域，中国的知识精英的取法颇高，融汇古今中西。今日看来亦不输于西方工业时代的政治理想。自本国而言，变法目标是“富强之中国”，此“富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小目标。自外部而言，则是建立“大同之世界”。所以在国家议程的设置上，分为“小康”与“大同”两个阶段或层次，小康是初级阶段，大同是未来的方向，类似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短程和长程的关系，低阶和高阶的关系。
自汉儒以后，中国历史笃信五德终始之说，忽视了时间的单线程因素，所以在政治演进上陷入一种循环论调，也即毛润之所说的“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就是一种低水平重复建设。1890年代的关中乡下，采用的生产工具和汉武帝时期的关中并无二致，过去的2000年里，帝国发展的唯一目标就是如何使用一套有效体制统治广袤无际的区域，但这一目标在清季更新换代了。
王夫之一反厚古薄今之说，破除盛衰之循环论，提出“日进无疆”，后来的薛福成更直接说进步乃是历史之动力。西方国家由简入繁，从陋至华，即是进步。而中国则必须进步。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近代化之后，王韬断然得出结论，西方国家实现了吾国历史上传说的“三代之治”。三代者，大同之世也。
此后，道器之说，体用之说，本末之说，均试图抟中西为一炉，道器、体用、本末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元的，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自信，以及面对欧风美雨冲击时的坦然自若。当然，我也以为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惯性及路径依赖。
王韬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即称，孔子所教之“仁”，与基督所倡之“爱”，其理一也。真、善、美，普天同尊，理无二致。严复也强调中西文化有其共同一致之原则，超越了国界与种族，即后世所谓普世价值者。对中国古代的再发明与和西方哲学的比对与嫁接蔚然成风。比如《淮南子》中的“宇”和“宙”，即对应西方哲学中的空间（space）与时间（time）。甚至以老庄去比自由主义等等。
胡礼垣、康有为的大同之说，或有一种粗糙的国际主义的理想色彩。西人汤因比也证明了这一点：“吾人之子孙将非仅属于西方，他们将是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之共同后裔。”这种国际主义或曰大同的思潮，再往后看，我以为影响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化。
再比如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缺乏客观性，无法在学术上经受考验，且以亘古一人的姿态宣示：古今中外、四海列国只有康有为一人懂孔子，而只有孔子是对的。据乱世为专制，升平世为立宪，太平世为民主，此系人类文明之演进规律。我常常以为，康有为早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比福山还早一百年。
但是，他们都太急了。急于求变，急于求成，急于求功，尤其是同光间与隔壁的日本进行制度、装备竞争之时，过分强调实用因素，为此后的中国政治运动埋下了功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种子。比如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变法的缓进纲领，但南皮不提集部，乃是因为其并无实用价值。沙培德就认为中国革命中交织着乌托邦主义与务实主义（见氏著《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
汪荣祖把这一段变法思潮称为”以西方文明之烛，照本国文化之幽”，毫无疑问的是，对大同的想象，的确是“取乎其上”的高标准，彰显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知识精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影响了后世的知识分子比如毛，尤其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两阶段论。至于为何“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百年来中国的一大问题，很多思想史的著作都曾作答。
称病诏书哀
最近北京大学正在轰轰烈烈纪念百廿年校庆。北大是戊戌维新中唯一保留的新政条目，从这个角度看，戊戌维新的失败真是彻底。而隔壁日本的明治维新则完全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来，其因为何？有论者说日本是船小好掉头，也有道理，但并非其实质，戊戌维新自有其败因。
康广仁还没被押去菜市口的时候评价康有为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这寥寥数句，其实已经概括了戊戌维新何以会失败。取法太高，手足过低。所谓秀才造反，图样图森破。我以为，对掌权者的底线和反应估计不足，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掌权者天然缺乏改革的动力，这真是一代又一代人血的教训。
以康党之势力，运作学堂及报纸数年，但维新思想依然只在士大夫及士人中流行，下层百姓并不以之为然。此系时势使然。中国哲学中讲“势”，是一种状态的演进及变化，力量对比还没到那个翻转线。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就是士为天下先，但中国文化又讲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没有充分得到下层的支持，这是必然的。
在戊戌年的政治光谱上，如果我们拿今天的政治光谱作比喻（虽然不是很准确）的话，康有为、杨深秀等维新党人属于浅蓝的光谱。在他的左边，是体制内健康力量李鸿章、张之洞，以及民间知识分子严复，他们属于浅红，光绪帝也在这个序列。在合肥、南皮的左边，是荣禄、慈禧，属于深红。在严复与张之洞看来，康有为是激进，在康有为看来，孙中山、章太炎是激进。但浅蓝的康有为却是两线作战，划清与革命党的界限倒可以理解，但没得到当朝重臣的支持却是大问题。
公羊三世说以及《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诸说，是在太激进，太新奇，争议太大，反而模糊了维新运动焦点。想干的事情太多了。大学者朱一新批评康有为说“合己说者取之，不合者则伪之。”康有为的理论硬伤太多，拿来发表论文是够了，但是作为聚拢人心的社会运动纲领，确实火候差了一些。不仅一般士子目为歪理邪说，就算是大学者也未必能理解。
位列“翁门六子”的侍读学士文廷式，是帝党的重要人物，也是强学会成员，但他根本就瞧不起康有为的东西，讥讽康不好好读书。也难怪，你康有为这个没学历的野狐禅要能成事，我这个殿试一甲二名的榜眼、翰林院编修、大理寺正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算什么？文廷式的座师、也是帝师的翁同龢，据说是他推荐康的，但他读了《新学伪经考》之后大惊失色，批评说，“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然而这并不影响康有为后来吹嘘翁同龢。康说，“戊戌为中国维新第一大变，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门上下，皆是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但通常，体制内健康的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不健康。此外，另一股体制内健康力量、封疆大吏张之洞，本身在开议院、倡民权的问题上反对康有为，虽然在政改初期及时响应，但终究不认同。梁启超因此还黑了张之洞一把（见氏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当时靠边站的武英殿总裁、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洋务派的首领，也对康有为之说保持距离，因而被目为后党。更不要说对西学更有研究的严复了。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就是鲁迅小夫人许广平的爷爷）甚至上书纠弹康有为，许倒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康有为“非圣”。谁料这么一参，许被革职了。戊戌事败后，因祸得福反被擢为闽浙总督。
作为变法的政治纲领，要求同而不要求异，这种左右开弓的打法，罕见得很。守旧派、古文派、宋学家均持反对意见。洋务派和留学生更是懒得搭理。换句话说说，维新党人根本没有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康所依赖着，乃是光绪一人之支持。这种迷信皇帝权威的思路乃是一种路径依赖，康其时并未分析朝中各派对变法的细微区别，以为凭借皇帝一人即可成事。
康在《日本变政考》里援引明治天皇的例子直言不讳地说：“人主欲转移天下，收揽大权，不过稍纡尊贵，假辞色，即可得之，亦至易矣。”可见康有为之踌躇满志。可在当时，光绪帝若有实权还好，但他虽已亲政，却并未有控盘之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康太鸡贼、太功利的原因。汪荣祖认为康有为在变法中的负面作用超过正面。
任何一种运动，从思想准备到组织准备，最后关头往往就是力量的对比，必然是狭路相逢的局面。保守派和维新派在争斗的巅峰之际，一位外国领导人来访北京，令到局面更加混乱。伊藤博文暗示变法排除了李鸿章（日本人民的老朋友）等人，他不好表态。康有为也急了，央求伊藤去说服西后。光绪帝会见伊藤博文之时，暗示重大事件还是西后拍板。后者一阵见脓地指出：不知太后圣意如何，窃以为只有您二位意见一致时，变法才可成功。
伊藤博文言下之意就是：倘若你们母子对立，你多半就要挂了。维新派只好去寻找军方实力派袁项城结盟，但为时已晚。最后维新运动则变成一出活脱脱的宫斗剧。维新落幕后，西方各国不仅协助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犯自北京使馆逃亡，事后均向西后施压，希望西后能善待体制内倾向变法的官僚如黄遵宪等人，西后拒不示弱，两造关系恶化。我以为此处也埋下了庚子宣战的种子。
革命与改良之间
戊戌维新后，风气为之骤然紧张。大清王朝以摧枯拉朽之势，日益与世界潮流相龃龉。不过还说不上逆行，顶多算开倒车。不过短短两年时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小粉红纷纷扶清灭洋，推翻圣诞树、摧毁教堂的事件此起彼伏，狭隘民族主义席卷江北。西后悍然宣战，始有庚子之变。
此时的梁启超正在横滨写回忆录《戊戌政变记》，反思戊戌之事，开始筹划武装革命。虽然如此，但梁启超仍在文章里对光绪帝表达了强烈的善意，不惜使用相当夸张的说法颂圣。甚至写了一篇《光绪圣德记》这样的长文章。一边要做反贼，一门还要在脑门上刻上“我不是反贼”。皇上是好人，我们要清君侧云云。
按照张朋园的说法，戊戌时，梁启超可算是外围中的外围。梁当时本在上海，康老师在北京缺一个助理，就召他进京。四月到京，五月才被召见。按成例，举人不会蒙召。梁以体制外著名公知的身份觐见，算是开国以来未有的事情。北京城都以为梁任公要被重用了，至不济也要弄去体改办当个研究员吧。但可怜的梁任公，北京官话识听唔识讲，光绪帝颇不耐烦，令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上班（相当于今天北大出版社外文编辑部主任）。当然，后世也有说法认为梁并未见到光绪帝。
有时候我就觉得吧，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确实很软，就这么一下，梁任公深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希望，觉得皇上无比圣明，五千年来最好。但任公给皇上埋的雷在后面，提到立宪，即表示要立光绪帝为首任大总统。梁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说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统领为“罗在田先生”，罗，爱新觉罗也，在田，载湉也。第二任大统领为黄克强，“炎黄子孙当自强”之意。谁料后来湖南真出来了一个黄总长克强，这是后话了。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论，也是改良派最常用的表达。举名义上的领导人为旗号，于成事有益。光绪帝就是个拿来当大旗的虎皮而已。康老师心心念念想从南方起义去瀛台救光绪，梁劝他不必为此，顶多划江而治，不必真打到北京，可能也打不过。可见他对光绪帝的爱也是挺假的，这就是改良派另一个问题：不真诚，只重视效果，而忽视真正的价值指向，并且特别期待一种廉价的、付出代价最小的变革。
此外，梁一边捧光绪，一边黑西后、刚毅、荣禄等人。甲午战败乃是因西后挪用海军军费整饬颐和园，这说法就是从梁任公的文章里来的。严复觉得苗头不对，就劝告梁说，你这样不是爱皇上，你这是害皇上啊。你越捧皇上，皇上就越危险。这不是保皇，这是倾覆。张朋园就认为，满人内讧，尤其是帝后不和，首功该给梁任公。不过，设若满洲朝廷是铁板一块，他笔力再健，也是没用的。
梁随后就把大清国称为伪政府，即不承认清廷之合法地位。有五毛和小粉红就批评他说，西奴！你这么不爱国，你怎么不移民？梁任公气得直跳脚：老子这文章就是在日本写的啊。一方面骂清廷是伪政府，一方面夸皇帝又是大好人，这种扭捏作态也着实另外界不解，也可见改良立场对他带来的困境。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反对到什么程度，赞同到什么程度，都是要非常小心地去拿捏。
但是，异议分子在变革进程中必须抱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立场吗？其实未必，但始终坚持的人无疑更值得被信任。梁启超是多变、多面向的。他后来组织起义，倾向武装革命，也是因为愈加觉得立宪无望。他在日本与孙中山晤面，据说聊到天亮，达成了很多共识。梁所追求的，不外就是中国的变革，至于路径，可以多方尝试，不必拘泥。易言之，也就是实用为上。他自己都说“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戊戌维新后，革命派势力大涨，盖因改良失败，同情革命者增多。梁任公与孙中山为争粉丝争捐款争地盘争资源，在东南亚和北美闹至不可开交，最终绝交，各干各的（东京警视厅至今还保存有两方人马打架报警的出警记录）。孙中山首倡革命，任公当然不可能与之同调，只能再转回去倡导立宪。一方面他真心认为缓进立宪可行，另一方面，在南海与中山之间，他不能背叛师门，就孙而背康。
时移势易，从戊戌到辛亥，短短十二年而已，中国之大势又为之一变。立宪派敦促清廷立宪法组国会的时候，革命思潮已为一部分精英接受，立宪似乎又晚了一步。当然，不能说立宪与革命是截然分开的。清廷既然被迫承诺立宪，则许诺了民主转型的路径，只要略有小动作，即会招致更大的反弹。立宪派的作用就是彻底暴露了统治者的本质，让“虚假希望”这件事广为人知。
如果一直是万马齐喑的高压政治，一年更比一年紧，大家心甘情愿地继续做天朝顺民，政治进入冰河期，对统治者可能更有利，即便这只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政治转型进程中，乐观的人士倾向于维持现状，或者认为现状有可能变好，这是一种虚假希望和廉价希望。而悲观的人因为无从改变，也安于现状，认为往后情况只能更差，这是一种虚假绝望。而革命就诞生于希望和绝望之间。
【日】菊池秀明 著 廖怡铮 译：《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 台北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12月 长春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 2007年8月 长春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新星出版社 2008年2月 北京
【美】孔飞力 著 陈兼 陈之宏 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三联书店 2013年10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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