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生到广东打工，被转手四次才进厂！

一群大学生兴致勃勃地加入假期工，却因2元钱的时薪纠纷，牵出一桩复杂的劳务纠纷，暴露了被称为“炒人力”现象的混乱一角。

去年底，在云南老家创业的黎波，与2名朋友合伙从云南组织500多名在校大学生，通过自称是广东缘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广东缘遇”）股东高松的介绍，分散进入广州、东莞、珠海等地的多家工厂。

今年3月1日，工期结束时，多名学生反映薪酬未结清，“承诺时薪15元却只发了13元每小时”，另有学生200元/人的车补也未发，核算下来，学生薪酬共有17余万元的差额。

黎波没想到的是，在随后与务工学生、中介公司、工厂等多方沟通中，他第一次了解到，学生进入用工单位前，经历了自称广东缘遇“股东”高松、“中间人”付海源、“工头”彭德林、用人单位广东翔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广东翔利），共计4次“转手”。

多层转手下，不仅用工单位所发薪酬在到务工学生手中之前被层层“抽水”，这之间，因合同不完善、中间方不诚信等问题带来的风险也不断叠加；缺乏书面证据等因素，还为后续维权带来难题。

学生工资也层层“转手”

2月28日起，学生相继办理离职，纠纷也接踵而至。

有学生反映，在收到1月工资后，此前承诺的15元时薪未按承诺兑现，“差了两块钱，按13块每小时发的”。黎波就此事与高松、付海源沟通，得到反馈，“差了的两块将和2月份工资一起打到账上”。

然而，3月20日，2月工资到账，学生反映，仍是按时薪13元发放，且并未补上1月份工资的2元差价，此前一并承诺的每人200元车补也没有发放。

黎波介绍，据统计，在国光公司上班且符合工资发放要求的学生共有232人，均未获得每人200元的车补，其中只有40余人工资按时薪15元发放，180余人工资按13元发放，6人未拿到工资。

“180余人有近7万个工时，每小时差两块，加上车补等学生工资一共少了17万多。”黎波称。

此外，黎波称，前期已经支付的16万，是共计500余名学生总招聘费用中的一部分，而按输送到国光公司的232名学生来算，自己和合伙人仅在国光公司就应该获得的招聘费用共计有30多万。

黎波称，虽然合同并非与他的公司签订，但由于他是最初的组织者，学生们都找他讨要欠款，他自觉有责任先帮学生们讨回应得的报酬。

黎波称，在双方多次协商中，高松、付海源曾一度失联。2018年3月，黎波和合伙人陶则用、龙维席三人多次前往广东缘遇公司所在地珠海市金湾区，但都吃了“闭门羹”。

欠薪还是中介纠纷？

3月30日，黎波等人向国光公司所在地的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投诉。

4月4日，该中心一名钟姓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心尝试召集翔利人力公司、彭德林、付海源、高松等中间人了解情况，并于4月3日下午，就投诉人所述的学生工资未足额发放、个别学生未拿到工资的诉求开展初次调解。

4月10日，广州市花都区劳动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四中队一名郝姓队长告诉澎湃新闻，经过调解和调查，不存在学生工资拖欠问题，此前没拿到工资的5名学生已于4月8日收到转账。但黎波表示，学生们收到的工资，仍是按照13元/小时发放的。

至于争议焦点“2元时薪差价”，前述郝姓队长表示，这2元差价非学生工资，而是中介间的利益纠纷，作出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进入国光公司务工学生与翔利人力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合同写明学生时薪为13元。

至于中介之间层层介绍的行为是否违规，郝姓队长表示正在请司法部门给出解释，如存在违规行为，则需要请工商或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但不属于劳动监察职能范围。

黎波和部分学生代表对此事并不认同，他们称，签署合同时有学生提出质疑为何时薪非承诺的15元，得到翔利公司回复称会按介绍人承诺发放，但合同只能写13元，另有学生称签署时合同并未写明时薪。此外，合同并非一式两份，学生签署的唯一一份合同，也被翔利公司当场回收。

4月13日，黎波等人又召集一些大学生，到广东与付海源等人谈判，讨要2元时薪欠款，共计近14万元。至于此前承诺给每个学生的200元车补，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只能算了”。

在劳动部门的协调下，付海源最终同意，再支持10万元，作为补偿。陶则用说，考虑到继续坚持可能还要召集学生过来付出的成本，他们最终同意了。剩余的近4万时薪差，则由他们三人分摊，补偿给学生。

4月18日，黎波等人收到了这笔款项，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但细算起来，这笔生意并不划算——原本以为可以拿到的50多万总代理费，其中来自国光公司的占30余万，实际上只收到了16万，除去近4万补偿给学生的款项，4个月来，他们3人实际收入12万多。这还要除去其他成本。

陶则用说，剩下的代理费，他们还会继续讨要，但他也明白，由于举证苦难，“讨费”之路并不容易。 “如果以后继续做，我们肯定知道会更规范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