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华盛顿的隐秘富豪

这是选·美的第936篇文章

本文作者简·迈耶，翻译黎爱。本文转载自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

1.“像产品一样制造变革”：自由至上主义的生产线

在法庭和国会接连受辱后，科赫兄弟开始从商业和政治上调整自己的方法。他们开始更有战略地行动，投入资金以全新的方式追求权力。科赫兄弟政治转变背后的最重要人物是理查德·芬克，同领域的批评者们给他取了“海盗”的绰号，因为他的美好生活建立在他们的工资上。

芬克的著名事迹是，20世纪70年代末，这名二十七岁的研究生打着艳丽的蓝色领带，身着格子衬衣和崭新的白边黑涤纶西装，飞到威奇托向查尔斯要钱。“我看起来真是个傻瓜。”他后来承认。芬克在新泽西州梅普尔伍德（Maplewood）长大，他开玩笑称《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就像是他们家的故事。之后他成为奥地利自由市场理论的信徒。他希望查尔斯能资助新泽西罗格斯（Rutgers）大学的一个项目，他在纽约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同时在那里兼职教书。当时在大多数院校里，奥地利经济学课程和维也纳圆舞曲一样非常少见。而在芬克游说后不久，查尔斯允诺给项目15万美元。后来芬克问查尔斯，为什么他会投那么多钱给一个长头发、大胡子、身着闪亮迪斯科套装的研究生，据说查尔斯打趣道：“我喜欢聚酯，它是从石油制造出来的。”

到80年代末，芬克已经取代加图的埃德·克兰，成为查尔斯·科赫的主要政治助理。克兰感兴趣于自由至上主义思想，但认为它“令人毛骨悚然，当你必须应付政治家的时候”，芬克则不同，他着迷于权力的具体细节。用六个月时间研究科赫兄弟的政治难题后，芬克规划了一个实践蓝图，表面上受哈耶克的行动模式启发，但它超越了查尔斯1976年就这一主题所作论文的遗漏之处，给查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它题为《社会变革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Change），文中指出，制造政治变革的方法就像制造其他产品一样。后来芬克在谈话中描述，它分三阶段占领美国政治。第一阶段需要“投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将作为“初级产品”。第二阶段需要投资智库，将理念转变成销得出的政策。而第三阶段需要补贴“公民”团体，它们将和“特殊利益”一道，施压民选官员去落实政策。本质上它是一条自由至上主义的生产线，只待购买、装配和开启。

芬克的计划为查尔斯·科赫量身定做，后者深深服膺哈耶克，并且以工程师的系统思维处理商业和政治。虽然有些人觉得视民主过程为一个工厂令人不安，但查尔斯很快采用了这一方法。他告诉自由至上主义作家布莱恩·多尔蒂，“实现社会变革需要纵横一体的策略”。他说，它必须从“思想创造”转变“到政策发展，到教育，到基层组织，到游说，到政治行动”。不久之后，打趣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将科赫兄弟不愿曝光的多臂装配线戏称为“科赫章鱼”（Kochtopus），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下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2.投资政治，资助共和党

与他们过去在自由意志党的日子里理想化但外行的方法相比，在芬克的帮助下科赫兄弟的方法明显更加务实。因为生意面临严重威胁，他们开始玩华盛顿政治游戏，积极程度与其他公司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经历窃取印第安石油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公关惨败后，科氏工业打破意识形态，聘请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当时的华盛顿首席说客，罗伯特·施特劳斯（Robert Strauss），公司很快在首都开设了办公室，并发展成强大的内部游说行动。芬克解释说，公司在华盛顿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它感到“被这个过程如此残酷对待”而且缺乏“企业防御”能力。

科赫兄弟过去不屑于传统政治，如今他们却成了共和党的主要捐助者。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前法律顾问肯尼思·巴伦注意到，“正是那次调查把他们带向了共和党”。他指出：“查尔斯一直是极右派。他们认为里根是个叛徒。但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意。事情关乎权力。”多尔蒂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看待科赫兄弟拥抱共和党。他相信，科赫兄弟是迄今自由至上主义思想的最大资助者，但他注意到并坦言，他们也成了“共和党政客的直接资助者，出于和其他企业完全相同的理由。自由至上主义世界的许多人感到困惑，认为他们是叛徒”。

兄弟俩的投资很快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1996年，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的主要玩家。80年代，大卫·科赫并不理会鲍勃·多尔（Bob Dole），一名来自科氏工业老家堪萨斯的参议员，认为他是另一个“毫无道德原则”的“当权派”政客，而到了1996年，他成为多尔对阵比尔·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副主席。科赫家族不再是局外人，他们成为多尔的第三大经济靠山。实际上，大卫·科赫为多尔举办了生日聚会，候选人在那里筹集了15万美元。

据说多尔也帮助了科赫兄弟。批评者说，他支持一项保障他们这类公司的立法，指控必须支付巨额联邦法律罚款有违法规。但是因为汉堡包中沙门氏菌的突然爆发，吓得国会不敢减弱这类处罚，提议的法令就此夭折。假如这项法令通过，向科氏工业征收的数千万美元罚款将被取消。据《华盛顿邮报》称，科氏工业在另一问题上确实成功得到多尔的帮助，从新房地产折旧计划中免除税款，这一政策为公司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几十年后退出政治生涯的多尔承认：“我一直相信，当人们给出大笔钱时，他们——可能是默默地——期望获得一定回报。”

科赫兄弟在政治和在企业中一样的强硬喜好，很快激起争议。1997年，他们成为另一起参议院调查的焦点。这一年，克林顿家族因竞选资金的丑闻登上头条，包括将林肯卧室（Lincoln Bedroom）租给大捐助者，从可疑的民主党快钱金主钟育瀚（Johnny Chung）那里获得资助。钟还曾妄言，“我看白宫就像地铁。你得投币，它才会开门”。作为反击，少数派的参议院民主党人自己开展了不太受关注的探查，很快引向了威奇托的两位鲜为人知的兄弟。

民主党制作了一份严厉报告，揭露他们所谓的“大胆”方案，即在1996年竞选的最终时刻让秘密的大捐助人非法收买选票。行动由一家名为“三合管理服务”（Triad Management Services）的可疑空壳公司进行，他们花费超过300万美元，在29场角逐中使用广告异常严厉地攻击民主党候选人。超过一半的广告资金来自一家默默无名的非营利组织经济教育信托基金（Economic Education Trust），其资金来源的真实性成谜。参议院委员会的调查员相信，“‘信托’实际上完全或者部分由威奇托的查尔斯和大卫·科赫兄弟资助”。根据参议院的报告，这家信托基金是前线组织（front group），目的是在违反竞选财务法时用来掩盖真正捐助者的身份。

科赫兄弟过去长期反对限制他们的政治开支，他们被怀疑秘密为攻击广告埋单，这些广告大部分在科氏工业做生意的州播放。在三合管理公司特别活跃的堪萨斯州，这些资金被怀疑影响了四场不相上下的竞选的结果。保守派共和党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竞逐参议员时得到了特别的帮助，包括密集的电话攻势，告诉选民他的对手吉尔·多金（Jill Docking）是犹太人。尽管克林顿总统成功连任，但堪萨斯州的可疑胜利造成了全国性影响，帮助共和党保留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当被记者问及他们是否给过钱时，科赫兄弟拒绝回答。查尔斯·科赫也没能回应参议院调查员的质询。而在1998年，《华尔街日报》终于确认了一个联系，注意到一名领科赫兄弟的工资的顾问参与了计划。共和党人称，他们只是想和工会开支平分秋色，但1998年企业与工会的支出比是21：1。最后，联邦选举委员会裁定三合的计划违法，董事长兼创办人卡洛琳·马莱尼克（Carolyn Malenick）被处罚款。而其他参与者从未被确认。

查尔斯·路易斯领导美利坚大学调查报告工作坊，并且创办了无党派检查团体公共诚信中心，据他形容，1996年的三合丑闻是美国政治的“历史性”时刻。在此之前当然也有更大的竞选丑闻。但三合是一种新模式。一家大型公司利用一家免税的非营利机构作为前线组织，或者按他的说法，是“一个保险中介，以威胁的方式秘密影响选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说，科赫兄弟展示了“通过利用保险中介，你可以把一百万美元倾倒在某些人的脑袋上”。用多年时间报道华盛顿的政治腐败后，路易斯得出结论：“科氏工业是横行无忌的公司中的典型代表。”

科赫家族在美国政治中日益增加的财源作用如此不同寻常，其原因不仅在于它自身蔑视规则的意愿，也由于要配合芬克的计划，将所有形式的政治支出——竞选，游说，和慈善——融合为一项未来为捐资者带来巨大红利的投资。路易斯的调查报告工作坊用2013年一年的时间，筛查科赫的财务记录并得出结论，他们的行动具备“前所未有的规模、范围和资金”，而且是以“直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共同强化”的方式。

1992年，大卫·科赫把兄弟俩多管齐下的政治策略比作风险资本家的多样化投资组合。他告诉《国家杂志》，“我的总体观念是最小化政府作用，最大化私有经济的作用及个人自由”。“通过支持所有这些各式‘非营利’组织，我试图用不同方法来达成那些目标。这差不多就像是投资者投资各种各样的公司。他获得了多样性和平衡力，而且规避了风险。”

这一方法造成的结果是一张复杂的流程图，它使得科赫兄弟能够利用财富，从大量不同的方面同时影响公共政策。在顶端，所有资金有同一来源——科赫兄弟。而最后，所有捐资全都服务于相似的倾商业、限政府的目标。而他们通过三种不同的渠道同时输送金钱。他们给政党委员会和候选人，例如多尔提供政治献金。他们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钱，并且用游说施加影响。另外，他们成立了大量非营利团体，大笔资金来自他们私人基金会的税减捐款。其他富有的活动家给政治捐款，而其他公司做游说。但科赫兄弟的策略和大部分秘密的慈善支出，成为他们强大力量的助推器。

到1990年，进取的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积极分子踏破了威奇托的门槛，他们在这里和先行者芬克一样，向查尔斯·科赫兜售提议以期获得他的赞助。典型的是1991年两名前里根政府律师的经历，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前助手克林特·博利克（Clint Bolick），以及威廉·“奇普”·梅勒三世（William “Chip” Mellor III），两人需要种子基金投资一种新的进取型右翼公益法律公司，该公司将为了“经济自由”而向政府法规提起诉讼。梅勒回想：“还有谁会当真给我们足够的钱？”据梅勒说，最初低阶助手拒绝了提议，之后查尔斯·科赫本人当场承诺150万美元，但有控制他的附加条件。梅勒回忆：“他说，‘接下来是我要做的事。三年里，我会每年给你50万美元，但你每年必须回来证明你达到了要完成的里程目标，我会在每年的基础上评估，而且没有担保’。”这个法律团体，即司法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持续得到反对政府法规的众多成功案例，包括反对竞选财务法，还有几起案件上至最高法院。

3.以智库与慈善辐射政治决策

“近年来，”1992年一则有预见性的新闻故事指出，“来自威奇托的钱几乎涌入每一家华盛顿智库，以及尊崇自由市场经济与轻视政府监管的自由至上主义信条的公共利益团体。”文章指出，仅在1990年，查尔斯和大卫·科赫控制的三家主要的私人基金会，就向那些表面无党派但受政治动机驱动的团体支付了400万美元。

“科赫章鱼”的多臂装配线几乎伸到美国各机构各层面，图为科赫章鱼的漫画

在极右派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世界之外，几乎无人察觉科赫兄弟的多维政治支出继续增长。例如1998年至2008年，查尔斯·科赫的私人基金会，即查尔斯·科赫慈善基金会，花费超过4800万美元的享有减税的基金，主要交给了宣扬他的政治观点的团体。克劳德·拉姆慈善基金会由查尔斯和他的妻子丽兹控制，此外还有两名公司员工和一名会计，它同样花费超过2800万美元的减税基金。大卫的慈善基金会，其超过1.2亿美元的减税基金，大量用于文化和科学项目，而非政治项目。与此同时，科氏工业在这些年里花费超过5000万美元进行游说。科赫政治行动委员会（KochPAC）向政治活动捐款800万美元，其中超过80%给了共和党。此外，科赫兄弟和其他家族成员花费数百万用于个人竞选。

这样庞大的政治事业究竟花了多少钱，只有科赫兄弟知道，因为公开记录仍不完整。通过将大部分资金分散给错综复杂的非营利组织，科赫兄弟使公众探查他们政治“投资”完整范围的行动，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很难完成。仅在2008年，公共税收记录标明，三个主要的科赫家族基金会捐款给三十四家不同的政治和政策组织，其中三家由他们创立，还有几家由他们指导。

这里存在一些法律界限。根据法律，免税慈善机构，即国税局标定的501(c)(3)，必须避免介入游说和选举政治，并且要为公众，而不是为捐助者的利益服务。但这样的法律很少执行，而且容易被灵活解释。

批评者开始抱怨，科赫兄弟的慈善方式破坏了慈善捐款豁免税收的目的。监督团体响应慈善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2004年的报告发现，科赫兄弟的慈善事业为自己服务。报告还控诉，“得到基金会资金的非营利组织，所做的研究和宣传都是基于影响科氏工业利润的议题”。

但科赫兄弟辩称，他们是出于公共精神，才向那些反对环境法规、支持降低工业和富人课税的团体捐助了数百万美元。几名长期伙伴质疑这个说法。旧友格斯·迪泽雷加表示，科赫兄弟对自由至上主义的青春热忱，很大程度上演变成维护企业自身利益的理论根据。他谈及查尔斯，“也许他混淆了赚钱和自由”。另外一名保守派人士与科赫兄弟工作密切，但为了不破坏关系拒绝透露姓名，而他竟然称他们的免税捐赠是“一场骗局”。他声称，他们只是认为做慈善事业比纳税更好。“人们说，‘哇，他们太慷慨了！’”他对此感到惊奇，“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最佳选择。如果他们不把钱投到自己的事业，那就必须交给政府。用这样的方式，他们至少能够控制钱如何花费。”他指出，通过将公司和慈善工作混合，“他们牵连出一些漂亮的细线。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游说”。但他承认，“他们已经建立起相当惊人的组织机器”。

科赫兄弟从一开始就严加控制他们的慈善事业。大卫·科赫承认，“如果我们要给出一大笔钱，我们会确保他们花钱的方式符合我们的意图”。“如果他们走错方向，并且开始做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他告诉多尔蒂，“我们就撤回资金。”

查尔斯·科赫“秀肌肉”的先例发生在1981年的加图研究所，他解雇了智库五位原始股东的其中一个。讽刺的是，尽管查尔斯曾批评罗伯特·韦尔奇通过炫耀组织股份的所有权，将约翰伯奇会变成崇拜他个人的团体，但查尔斯也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加图，这家非营利组织由股东挑选董事会。在非营利组织的世界里，罕有这种安排。但正如查尔斯在约翰伯奇会观察到的，它确保了董事们拥有不同寻常的持续控制手段。

被查尔斯解雇的加图董事，是自由至上主义圈子里的重要人物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他是上西区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更愉快的日子里他的工作曾获得查尔斯资助。罗斯巴德称这场政变“不公正”“专横”且“非法”。他接着声称，查尔斯“没收了股份，我天真地将它留给替我‘保管’的科赫在威奇托的办公室，这种行为明显侵犯我们的协议，也违背了自由至上主义原则的每一条宗旨”。

有些人怀疑，一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纯粹主义者因批评科赫而被解雇，此人指责他们为获取1980年的候选人资格而淡化了不受欢迎的自由至上主义立场。比如，该平台停止宣扬完全废除所有所得税，还呼吁缩减而非废除军队。这场争议向温室中的自由至上主义社群拉响警报，站在罗斯巴德一方的人认为查尔斯冷酷而贪婪，对权力而非原则更感兴趣。

后来在科赫四兄弟的多轮遗产争夺战中，其中一次罗斯巴德所作的声明，就是以查尔斯对控制的追求为焦点。一份备忘录做了总结，概括了罗斯巴德颇具预见性的证词，其中引述他的说法说，查尔斯“不能容忍分歧”并且会“不计后果地取得并保持与他相关的非营利组织的控制权”。罗斯巴德指责查尔斯从办公室装修到加图办公用品的设计，一切由他支配。他更进一步说，查尔斯希望得到与他有关的非营利组织的“绝对控制权”，而他还一心想“能够花别人的钱”。这种批评后来在科赫研讨会的问题中重现，一些人认为这是查尔斯拿别人的钱建立受他控制的政治贿赂基金的手段。罗斯巴德还指责查尔斯，利用非营利组织“接近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得到他们的尊重”。

4.建立学术滩头堡

在80年代中期，正如芬克在计划第一阶段中呼吁的，科赫兄弟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术滩头堡。他们将重点特别放在乔治梅森大学，这是一所弗吉尼亚州声名远播的高等教育系统，位于华盛顿郊区。1977年《华盛顿邮报》形容这所学校在“昏暗的旷野”艰难跋涉。到1981年，芬克已经将他的奥地利经济学项目从罗格斯大学搬到了这里，最终命名为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这所智库的资助完全是外部捐款，主要来自科赫兄弟，而它位于公立大学校园之中，所以它带有一定误导性地自我吹嘘是“市场导向思想方面的世界一流大学来源——弥合了学术思想与现实问题之间的鸿沟”。

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

财务记录显示，科赫家族的多所基金会向学校捐赠了3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给了莫卡特斯中心。《华盛顿邮报》称莫卡特斯中心是“坚决反监管的中心，主要由科氏工业公司资助”。而这引发了质疑，莫卡特斯中心是否真的是一家独立的知识中心，或者只是科赫兄弟游说行动的延伸。克莱顿·柯平在乔治梅森大学教历史，而且为比尔·科赫编写过查尔斯政治活动的秘密研究，他毫不客气地在报告里将莫卡特斯中心描述成“一家伪装成公正学术项目的游说团体”。他指出，这种安排对于科赫兄弟而言有财务优势，因为“资助一个团体可以享有减税，团体的所有实际作用都是为他的企业利益而游说”。

与莫卡特斯中心在同一栋楼里的，是受科赫大量资助的人道研究所，查尔斯·科赫担任主席。人道研究所由“鲍尔迪”·哈珀（F. A. “Baldy” Harper）创立，此人是自由市场的基本教义派，曾担任自由学校的理事，他在自由学校时曾为《自由人》（Freeman）撰写文章，称收税是“盗窃”，福利是“背德”，工会是“奴役”，并且反对法院责令的种族隔离的补救办法。查尔斯·科赫曾热情颂扬哈珀，“所有自由的老师中，无人如鲍尔迪一样深受爱戴，因为他是老师们的老师，而且在教学中，教给他们谦逊和温柔”。

人道研究所的目标旨在培养、拉拢下一代自由至上主义学者的小联盟。因为思想战争的进展太慢让查尔斯一度感到忧心，据报道他要求以更精良的标准来监控学生的政治观点。令一些教员失望的是，申请者的论文必须经过电脑，以计算他们提及自由市场的偶像艾茵·兰德（Ayn Rand）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次数。每周开始和结束时，学生须测验意识形态上的进步。研究所还提供有报酬的查尔斯·科赫暑期实习项目，将与科赫兄弟志趣相投的学生安置在观念相近的非营利组织，在那里他们可以进入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关系网。

艾茵·兰德（Ayn Rand）

与此同时，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系成为争议性理论的温床，这些理论开始改变美国人的税收法案，孵化出里根政府提出的格外有利富人的供给面减税。乔治梅森大学的兼职教授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起草了里根时代首部供应侧减税法案的前身，由他的前任老板国会议员杰克·康普（Jack Kemp）引荐。不仅这些减税措施使政府资金匮乏，乔治梅森大学还从哲学上贬低它的作用。教员中的明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是“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的创始人，他经常将他的方法形容为“没有浪漫的政治学”，因为他将民选官员和公仆归为另一类自我扩张、贪婪的私利团体，这一观点在反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中流行。1986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惊骇不已。例如罗伯特·莱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斥责布坎南贬低“为简单的利己所有人类行为”。尽管如此，这个奖是无可否认的成就，它帮助学校和自由至上主义名扬各地。

加图研究所研究员朱利安·桑切兹（Julian Sanchez）不久赞扬乔治梅森大学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麦加”，他说，“这可能是全国受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任职人数最多的机构”。而自由派用怀疑的目光看待科赫兄弟对学校突出的影响力。“这是华盛顿放松管制政策的起点”，研究右翼如何用钱的民主党政治战略家罗伯·斯坦说。注意到科赫兄弟异常大的作用，他说，“乔治梅森是一所公立大学，接受公共资金。弗吉利亚在主办一个由科赫兄弟实际控制的机构”。

借由加图和人道研究所，科赫兄弟核对芬克社会变革清单的第一项——孵化符合他们观念的学术思想的机构。莫卡特斯中心清点第二项，即一个旨在推动这些思想诉诸行动的更实际可行的组织。它所处的位置有附带好处，穿过波托马克河就是国会大厦，这使得研究员们能够在国会听证会上作为独立专家定期检验。2004年，《华尔街日报》戏称它是“你未曾听闻的最重要智库”，还指出被小布什总统放入“黑名单”的二十三条规定，有十四条是莫卡特斯的学者建议的。其中八项涉及环境保护。芬克告诉日报，科赫兄弟有“打（他们）战役的其他手段”，另外莫卡特斯中心并不积极推进公司的私益。但是，得克萨斯大学专研环境问题的法学教授托马斯·麦加里蒂（Thomas McGarity）认为，“科赫不断陷入与环保局的麻烦，而莫卡特斯不断攻击该机构”。一名与莫卡特斯中心多次冲突的环保律师将它斥为装扮成非营利组织的游说公司，称它是“改换经济目的头脸的一种手段”。这名律师讲解了这一策略：“你把公司的钱，拿给一家听起来中立的智库”，这家智库“雇有家世和学术背景的人，发表表面可信的研究。但他们全都和资助者的经济利益完全一致”。

举例来说，1997年环保局采取行动以减少地面臭氧——一种部分由炼油厂排放的废气造成的空气污染。成为莫卡特斯中心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苏珊·达德利（Susan Dudley）对提议法规提出了新奇的批评。她说，环保局没有考虑到阻挡阳光的烟雾减少了皮肤癌的病例。她声称，如果污染得到控制，每年将额外增加1.1万个皮肤癌病例。

1999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接受了达德利支持烟雾的观点。法庭评估了环保局的规定，判环保局“明确无视了”“臭氧可能具有的健康益处”。就判定的另一部分，法院还裁定环保局逾越了职权。

后来，监督团体宪法责任中心（Co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Center）揭露，多数法官此前曾参加过一次主要由科赫基金会资助、开销全免的法律研讨班。那一次发生在蒙大拿州牧场，由科赫兄弟资助的经济与环境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运营。法官声称，他们的决定不受公款游玩的影响。然而他们对莫卡特斯中心的奇异论点的支持，很快证明是令人尴尬的。最高法院一致驳回他们的立场，指出《清洁空气法》的标准是绝对的，也不受成本—效益分析的约束。虽然他们一方最终失败，但案件表明，科赫兄弟的意识形态管道在嗡嗡作响地忙碌着。

莫卡特斯中心招募的最重要人物可能就是温迪·格拉姆（Wendy Gramm）了。她是经济学家兼得克萨斯大型能源公司安然的董事，也是有权势的得州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的妻子。90年代中期，她成为莫卡特斯中心监管研究项目的主管。在这里，她推动国会支持后来广为人知的“安然漏洞”（Enron Loophole），豁免对能源衍生品的监管，借助监管疏忽从中获利。科氏工业也是衍生品的主要交易者，它和安然都为漏洞拼命作游说。科赫以公司出于对声誉的关心会进行自我监督为由，主张无须政府监管。

本文选自《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新星出版社 2018年4月版）第五章。该书详尽曝光了1979年科赫竞选副总统惨败前后，以科赫兄弟为代表的激进右翼家族，为继续把控美国政坛，如何通过暗钱，影响美国人决策和投票的不为人知的历史；这种影响，甚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当中。作者简·迈耶在调查期间，还曾受到科氏集团的诬陷。

一些专家预见了危险。1998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主席布鲁克斯利·波恩（Brooksley Born）警告，利润多但风险高的衍生品市场需要更多的政府监管。但主持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议员格拉姆不顾这些警告，制定了为安然和科赫量身定制的放松管制的法案，即《商品期货现代化法》（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尽管波恩发出警告，但克林顿政府在华尔街压力之下，还是同意了豁免监管。

2001年，在成堆的虚假财务报表和造假的会计行为中，安然轰然倒塌。但是温迪·格拉姆在争取漏洞的一年后，已经从安然赚满了180万美元。而且事实显示，安然在破产前，给过格拉姆参议员大笔竞选捐款，而董事长肯尼思·莱（Kenneth Lay）曾捐钱给莫卡特斯中心。

2002年底，格拉姆夫妇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但在莫卡特斯中心，豁免包括能源衍生品在内的有极大市场风险的热情依然不减。直到2008年经济崩溃，其后果才完全显现出来。到那时候，乔治梅森大学既是科赫资助高等教育的最大单个接受者，也是弗吉尼亚最大的研究型大学。

乔治梅森大学是科赫兄弟最大的自由至上主义学术工程，但并非独此一家。根据一份内部名单，到2015年，查尔斯科赫基金会在美国高校中资助了307个不同机构的倾商业、反监管、反收税项目，并且计划再扩张进18多所。从缺钱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到布朗大学，这些学校皆包括其中，科赫兄弟依循奥林基金会的传统，建立常春藤联盟“滩头堡”。

在布朗大学，这也是通常被认为最自由派的常春藤学校，2009年查尔斯·科赫的基金会捐赠了147154美元给政治理论项目（Political Theory Project），这个阅读自由市场名著的新生研讨班，由自由意志论者约翰·托马西（John Tomasi）教授讲授。“读了一整个学期的哈耶克后，他们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很难摆脱这种观念。”根据一家保守派刊物，托马西这样“狡猾地”吐露。查尔斯·科赫的基金还向布朗大学提供额外资金，支持研究“为什么银行放松监管有利穷人”之类题目的教师或博士后。

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查尔斯·科赫基金会捐款96.5万美元创建自由企业中心（Center for Free Enterprise），连带有一些附加条件。基金会违反传统的学术独立标准，要求对资助的教授拥有话语权。科赫兄弟的投资在这个由煤炭（科赫兄弟在煤炭方面也有经济利益）支配的贫穷小州，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赞成资助的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拉塞尔·索贝尔（Russell Sobel），2007年编写了一部《释放资本主义：为何繁荣止步于西弗吉尼亚州的边界，以及如何解决它》（Unleashing Capitalism: Why Prosperity Stops at the West Virginia Border and How to Fix It）。书中认为，煤矿安全和清洁水的管理只伤害了工人。它问道：“工人们更安全真的比收入减少要好吗？”不久，索贝尔向西弗吉尼亚州长和内阁介绍基本情况，也去了参议院和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该州共和党主席宣布，索贝尔的反监管著作是他们党施政纲领的蓝图。

2014年，一家监管不严的西弗吉尼亚公司自由工业（Freedom Industries），向该州最大城市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饮用水中，泄漏了一万加仑散发恶臭的不明化学物质，当局下令远离水龙头，在30万居民中引发恐慌。在折磨西弗吉尼亚的悲剧性工业灾难似乎永无止境的历史里，这只不过是另一起罢了。而到那时，索贝尔早已远去。他被列为南卡罗来纳州要塞军校的访问学者，以及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的专家。

科赫兄弟日益增长的学术影响的辩护者，例如查尔斯·科赫基金会大学关系的负责人约翰·哈丁（John Hardin），认为他们的基金在给校园带去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和讨论思考。“我们支持那些在大学校园里增添多样思想的教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学校在人员和教学决策上要保持控制权。”他在《华尔街日报》写道。

但在批评者眼中，科赫兄弟在腐蚀学术界，而不是改善它，他们赞助那些无法满足合法奖学金标准的课程。西弗吉尼亚大学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约翰·大卫（John David）见证了学校的变化，他在一篇严厉的报纸专栏文章中写道，显然“大学的全部学术领域都可以被收买，就像政治家一样。不同之处是，大学应该允许开放对话和思想交流，而不是成为用外部特殊利益指定的政治宣传，教化天真学生的地方”。

芬克计划的前两个步骤现在已经完成。然而科赫兄弟断定，这些步骤仍然不足以引起变革。自由市场的绝对主义仍然是美国政治中的次要插曲。他们需要芬克计划中的第三和最后阶段——一个将他们自己的想法带到街头，并且动员公众支持他们的机制。“如果困在象牙塔里，再伟大的思想也一无是处。”查尔斯在1999年的演讲中指出。大卫换了种说法：“我们需要的是一支销售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