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世博会,全因几个洋人极力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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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中国人和欧洲人的观念中，中国和欧洲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19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而清朝的中国则处于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西方国家向东方强势扩张的背景下，东西方世界的碰撞渐入高潮。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并如饥似渴地探究“中国之虚实”，而中国则在欧洲列强的在坚船利炮迫使下，也不得不睁眼看西方世界，努力了解“外国之情伪”。有两个人物折射出这时代的镜像，一是英国人、中国海关洋员包腊，另一个是中国人张德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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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我做了”——包腊和张德彝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

包腊和张德彝在“向东看”和“向西看”过程中，观念上都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但随着对不同世界接触、观察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他们都日渐理解和赞赏对方的文化，最终都身体力行，积极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为“小人物”，他们对19世纪中后期的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包腊的最大贡献在于，代表中国政府组织参加了维也纳世博会（也称博览会），经过他的努力，这次声势浩大的参展向西方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国丰富物产和精美华丽文化的魅力。自1851年伦敦举办世博会以来，中国大清政府虽屡次获得邀请，但都因对外国博览会不甚了解并存疑惧，以至鄙视为“炫珍耀奇”，故态度消极，拒绝参加世博会。1872年，奥地利驻华公使再度盛邀中国政府参加维也纳世博会，清廷托词无额外财务预算，中国工商界漠不关心，不打算参加。

但赫德考虑到需要在西方世界加强中国形象的宣传，促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故力促清政府参与。于是，清政府便责令总税务司主办展出事宜。赫德任命包腊作为总负责，率领另外四名海关税务司，代表中国政府首次组织参加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

1893年，鹭宾·赫德。

在赫德的指导下，包腊费尽心机，花费数月时间，全身心投入展品收集、分类、整理、造册、包装、运输、中国馆布展等活动，力求尽善尽美，冀望让西方国家对中国有一个全面、深入而美好的认识。包腊甄选的展品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共分四大类：进口物品、出口物品、沿海贸易商品以及土特产品，其中包括：满族兵服、江浙的绫罗绸缎、古代陶瓷、传统家具、木雕、麝香、香烛、薄荷油、烟花炮竹、中药材、动物标本等，还有驰名中外的十几种茶叶以及5种不同风格的纸扇。

展会期间，他接待各国政要和宾客，举办盛大音乐会，竭力宣传中国产品与文化，使得参观中国馆的盛况空前，前来游览的欧洲各国王公贵族、政府高官络绎不绝，俾斯麦也慕名而来。他们都被中国展品深深吸引，对中国传统文化交口称赞，并感受到中国人“心术灵敏”。中国的参展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正面效应，英国一个富有学识的专栏用了半个篇幅来关注中国展馆，专门谈论中国参加世博会的重大意义。鉴于包腊对中国参展成功所作的突出贡献，奥匈帝国皇帝亲自颁发给他一枚“铁王冠”荣誉勋章。

除此之外，包腊语言天赋超人，加之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浓厚，因此也积极向西方人传播中国语言和经典文学。在广州期间，他曾在著名汉学家梅辉立的指导下，为编撰不朽的《中国辞录》（Chinese Reader’s Manual）作出了微小的贡献。在宁波担任税务司期间，他将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红楼梦》前八回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上。这属于在近代了解东方文化和传播东方经典文化为数不多的西方人。他曾走访宁波城乡各处，并以相机记录所见所闻，至今保存了201张照片，其中有136张注明或被证实是他摄自宁波，另有12张疑似摄于宁波。这些照片向当时的西方人展示了中国的山川景物、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同时也为后人考察和研究19世纪中后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史料。

他还研究过中国植物，植物学一直是他的特别爱好。因此，他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和博物学的学术文章。他为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编撰了《植物学之中文和拉丁文译名索引》，为薄乃德撰写《欧洲人在中国的植物发现史》大作提供了一些基础资料。

张德彝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作为学习西学和出游海外的先驱，经过自己的接纳、认同和赞美，较早地把西方先进的文明全面地介绍到中国。张德彝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人通过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不得不由闭关自守转为对外开放的时期。有识之士开始放弃夜郎自大的心态，主动接触外国事物、生产方式、文化、思维、技术等，并逐步消化和吸收新的元素。在他们的推动之下，清廷开始以官方名义派遣外交使团到西方世界，考察学习先进的文化，达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在中国大变局中，张德彝身不由己地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通过多次考察西方社会，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有了更多的思考，认为中西学各有所长，因而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且全力支持洋务运动，提倡维新变法。同时，他通过书写《八述奇》，也让国人睁眼看世界，初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和思想对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引发19世纪中后期一些新思潮和新运动产生一定的作用。比较开明的国人不再嘲笑西方的器物是“奇技淫巧”，而是表现出羡慕、赞叹的态度。学习外语不再被认为是不齿之事或不入“正途”，连光绪皇帝都向张德彝学习英语，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儿子也自学英语，之后成为国家外交栋梁。

张德彝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先进文明涵盖科技、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各方面。他总结出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是推动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经济动力，“倘中土能效西法，国自富、兵自强，则敌人有戒心而不敢窃发矣”。他认为，如果象土耳其、印度和埃及那样，“以学习他国为耻，恐终无进益，甘受其侮”。他对铁路的新式运输方式感触较深。第一次见识欧洲铁路时，他便十分震撼，感慨道：开通火车“乃一劳永逸，不但无害于农商，且裨益于国家。西国之富国之盛，良有以也”。

他后来还认识到，铁路对于军事和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是有火车，兵行速而军需省矣”，而且如通铁路，可使长途旅客避遭盗劫，“人行万里，自无意外之虞”，继而他认为，兴办铁路应作为中国大力学习西方，实现富国强兵的道路。因此，他利用多次出使欧美的机会，四处参访，对铁路进行深入研究，收集了数十本修建铁路方面的书籍，托人带给李鸿章，期望有朝一日，中国也有自己的铁路，自己的铁路学校。除了西方的新工艺外，他还向国人大力推荐西方的专利制度、税收制度、货币汇率制度等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

斌椿使团及翻译官于巴黎下榻之饭店（来源于《泰晤士报》）。

他对欧美国家的议会民主以及法治社会特别赞赏，因此不吝笔墨地向国人介绍英、法、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他颇为羡慕英国“君主不尊，律例为尊”、“富贵不恃强仗势”的平等社会以及“凡事绅主之、官成之、国君统之”的国政，十分推崇英国议院制：“其各抒见以议时政，常至连宵达旦，务期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而舍之以从绅民，因其处事力据上游，不使稍有偏曲，故举办一切，上下同心。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

他也赞美美国选举制度：“凡国人年至冠时，皆有荐举之权。其举法系众人书其所举之人，投诸柜内。毕则启柜，择其多者立之；或官或民，不拘资格。其退位之统领，于庶民同。”

张德彝第一次出洋，就对法国“王子无异于庶民”的印象深刻，故对其共和历史、议会制度及其构成予以关注和详细描述，并指出了与英国议会制度的差异。

但张德彝亦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并非全盘赞同西方政治制度。如对欧美实行的两党制、党派之争，持保留意见。他认为“二党如此争衡，后患恐不免焉”。到晚年，张德彝强烈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反对专制。日俄战争更让他将两种制度进行比较，认为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的俄国，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以国共有，以心战优于以身战，由此说明中国立宪之必要。

张德彝非常看重西方教育事业，多次实地考察欧洲国家的学校。他不仅高度评价西方重“实学”、轻“虚文”，而且认识到，欧美国家实行普及的义务教育，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将西方之强盛归于其普及和高水准的教育，“吾尝遍历欧西，知民之智愚，视乎识字之多寡。而因以察其国势之盛衰。夫英以海隅之三岛而雄视全球，德以欧陆一方而称强列国。识者谓其无人不学，无艺不兴，故士农工贾之心思技能，每日新月盛，其长驾远驭，非偶然也”。因此，他赞同废科举、兴学堂作为“救亡拯危之策”。他提出了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故对英国公建学堂制度、大小学设置和大学院课程（主要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先进办学经验作了仔细考察和大量推介。

张德彝还第一个向国人介绍了“西人作文”的表达工具——标点符号，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启蒙和发展带来了新风气。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对西方标点符号的介绍引起后来学者（如胡适等人）的注意，成为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界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反思的依据。1919年，以胡适为首的国内著名学者认为，“现在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鉴赏的意思都没有了”，他们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符号。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了胡适等人提出的方案，并参考张德彝的讲解及各国通用情况规定了12种标点符号，于是诞生了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张德彝早期对西方标点符号的介绍，成为中国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笔。

为帮助国人学习外语，了解西方先进科技和思想，1895年，张德彝编撰了《英文话规》，这是一部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教科书兼工具书，被认为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由中国人编撰的汉英词典。此外，张德彝利用自己的外交官身份，不失时机地向西方人宣传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对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扭曲理解，丑化和矮化多少起到弥补和纠正的作用。

本身擅长书画的张德彝常常向人赠送自己书写创造的中国书画，对人宣讲中国传统礼仪和儒家思想。尤为可贵的是，他与身在欧美的西方汉学家交往甚密，常常讨论中国文学与文字，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馆长德格乐，法国汉学家茹良。

概而言之，张德彝一生效力于晚清中国的外交事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责尽力。虽然他不够位高权重，在积弱积贫的庞大帝国中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但与同时代、同阶层的官员，他的确尽其所能，用自己的文字宣传西方文明，推动了近代的西学东渐。

结语

19世纪中后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兴，东方衰。在这一重大变局中，两个“小人物”包腊和张德彝偶然地走进了不同的世界。英国人包腊被招聘为近代中国海关洋员，从此走进了“东方世界”；而中国人张德彝则成为第一所官办外语学馆——京师同文馆的第一批学员，成为中国走向“西方世界”的先行者。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经历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初时都以“他者”心理观察和理解异域文化，尊己贬人。但由于他们都学会了对方的语言文字，因此能够深入当地社会，真正了解风土人情，随着接触和体察的增多，他们的文化认知和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摒弃了“他者”心理，能够理解和包容不同世界的文明，发现和欣赏彼此文化的精髓，最终还成为积极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包腊和张德彝的个人经历，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特征，但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折射了万象人生。在19世纪中后期东西方文明剧烈碰撞中，他们仅属于当时少数可以逐渐以包容心态理解和接纳不同世界文明的进化型知识分子。

《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

[英]查尔斯·德雷格（Charles H. Drage） 著

潘一宁 戴宁 译

他们是晚清朝廷的洋大臣，他们是被遗忘的汉学家，他们更是敏锐的时局观察家与历史见证者。

他们60年马可·波罗式的冒险经历，背后是近代“中央王国”的黑暗坠落与痛苦觉醒。

晚清的中国海关着实奇怪，隶属清廷，却由英国人掌控，高管几乎全是欧洲雇员。这些人名义上是中国的洋大臣，而包腊就是这一千多号洋大臣中的佼佼者，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臂膀；其子包罗则是赫德继任者安格联的心腹，常年代理税务司职责。

通过大量中国海关文献、家族档案和口述资料等史料，英国学者查尔斯·德雷格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包腊、包罗效力中国海关的故事。1863～1923年，包腊父子先后加入中国海关，切身经历了随斌椿出访欧洲、率中国使团首次参加世博会、见证中英联合舰队的组建、训练中国军队、抵抗日俄吞并中国、辛亥革命与帝制复辟等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通过包腊与包罗的生平经历，中国海关洋员群体，以及当时的政治、外交和沿海通商口岸的社会变迁跃然纸上。

《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

玛丽·蒂芬 著

戴宁 潘一宁 译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作者母亲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经侨居中国，由于一些特殊的机缘成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挚友。本书通过大量书信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考证家族历史，讲述赫德与这些女性朋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故事，从女性的视角描述赫德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示了赫德极富个性的一面。透过生动的叙事和史实考证，一个由商人、外交人员、海关洋员和学者组成的在华外国人网络凸显出来，并且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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