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轰动全国的一桩大案：南皮张氏双烈女案

在天津河北区中山公园里立着一块名叫南皮张氏双烈女石碑，这块石碑碑文撰写者是在民国时当过一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书写碑文者，是清末担任过正二品阁丞(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大大有名的华世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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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石碑所记载之事，是河北省南皮县的一对贞节烈女姐妹的悲惨故事。

双烈女姐妹原籍南皮县偏坡营村(今属东光县)，民国初年随父母来至天津。在天津，父亲张绍庭以拉黄包车为生，而两个女儿协助做针线活。一家人自食其力，在这个陌生城市里艰难度日。

就在这个家庭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一场灾难突然袭来——父亲张绍庭把租来的黄包车弄丢了。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买一辆黄包车的费用不啻为天文数字。又急又气的张绍庭终于支撑不住，一病不起。

张家有一个名叫戴有富邻居，戴有富有两个儿子，这一家三父子是专靠坑蒙拐骗，拐卖妇女这种肮脏勾当谋生的无赖之徒。戴有富早就觊觎张家姑娘很久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机会终于到来了。

戴有富借张绍庭久病不起，又无力还钱的机会，找人向张家提亲。打算以这样的名义把两个姑娘被骗到家里，然后他们再转手卖掉。急于用钱还车治病的张绍庭，虽万般无奈但别无他计，只好答应了戴家的婚事。

谁知就在戴有富按照民间的规矩下了聘礼，立了婚书，准备把姐妹俩接到自己家中时，张绍庭却一命呜呼，散手人寰了。张绍庭死后，戴有富以为子女成婚之名假意将母女三人接到戴家居住，欲将其三人卖为娼妓。识破戴有富阴谋的母女三人惊恐万分，寻个机会从戴家逃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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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有富恼羞成怒，以悔婚为由将母女三人告上法庭。因前有婚书为证，加上戴有富上下打点，暗中勾结审判官员，最终判决戴有富胜诉。赢了官司的戴有富气势汹汹找上门来要人，并声称，明天早晨不见人，就来抢婚，把两姐妹卖到妓院去。孤苦伶仃的母女三人抱头痛哭，呼天不应，入地无门。

晚上，等母亲睡熟了的丽姑、春姑姐妹俩悄悄起床，拿个杯子，将事先准备好的大量火柴头倒在杯子里，并倒入大量煤油将火柴头泡开后，一人一半喝了下去。据说，早年间的火柴头里磷的含量非常高，拿煤油泡开了喝下去，人会五脏俱焚而死。隔了一会儿，随着药性发作，姐妹两个疼得是翻来覆去，在地上打滚。凄惨的叫声惊醒了母亲和邻居，大家赶来看到姐妹俩的惨状，有经验的人马上让姐妹俩喝水解毒。

姐妹俩咬紧牙关，说什么也不肯将水喝下。 姐姐丽姑说，绝不能让戴家人把自己卖入娼门，拼上一死也要保住清白之身，保全张氏的脸面。最终，姐妹俩在众目癸癸之下，痛苦的结束了自己生命。那一年，姐姐17岁，妹妹14岁。

姐妹俩的事迹立刻在天津卫传遍了开来，大家即对这个不幸家庭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和无奈，亦对姐妹俩的贞烈性格表示钦佩。

这件事同时也传到了当时在天津居住的张曾歇、张权的耳朵里。张曾歇曾任清朝都察院都御史，山西巡抚，浙江巡抚；张权是前清名臣张之洞的儿子。这两个人都是南皮张氏光宗耀祖的人物，同张绍庭属同族同宗。

张之洞

闻听姐妹俩的惨死是为了保住清白之身，不使张氏门风受辱，这两位前清重臣之后不禁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决不可使自己族人遭受如此欺凌侮辱。他俩当即找来也在天津的张氏族中的张凤元，联络士绅严修、高凌雯、华世奎等出面，一边对天津高等审判厅施压，让他们改变原判，缉拿元凶戴富有；一边积极为两个姑娘筹措丧事。

天津高等审判厅恐犯众怒，场面不好收拾，同时也碍于一大批上层头脸人物站出来说话，虽闹不明白这看似平庸无奇的一户底层人家何以会有如此深邃的社会背景，但也不敢不听。立刻更改原判，批捕捉拿戴富有、王宝山等一众案人。

厅长杨以德也很不好意思，亲自出面，联络士绅商贾，买棺木，为张氏双烈女筹措葬礼。

1916年6月1日，星期四，旧历五月初一，南皮张氏双烈女定在今天出殡。这是民国史上少有的为一贫民举办的高规格葬礼，出殡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各个街道人头攒动，大家都赶来围观这一稀世罕见的盛大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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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主要政府官员朱家保、吴寿、商德全、姒锡章，以及耆绅严修、吕海寰、赵元礼、高凌雯以及各界的头面人物都来了，浩浩荡荡五里长的队伍，从西关出发，绕城区一周。最前边儿是军乐队执事开道，紧接的一队军警全副武装跟着，后边铭旌幡，纸人纸马，纸人过去，童引法鼓子弟文场，僧道檀尼请全了一百六十名。两口金丝楠木的棺材八十人杠抬着，三道大漆，挂金边儿，贵气十足。后边儿，包括南皮县张氏族人在内的各界亲友送殡人数多达两千多位，花圈、挽联那多得不计其数，奠仪十几万元。

双烈女案后被编成戏剧，上演于天津各大剧场。１９８３年，又被天津评剧院搬上舞台，受到观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