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多无奈与惆怅——无法忘记的计划生育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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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直接影响到千家万户。计划生育工作曾经是我工作经历的一部分，那个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复杂的记忆。

“一定按照组织规定， 决不擅自怀孕”

1975年夏天，我所在的军医大学调防回到重庆市。那时重庆市还属于四川省，而四川是人口大省，当时的人口就近一亿，由此国家提出计划生育后，重庆市率先实行。解放军在“文革”时期号称“大学校”，凡事都必定带头，因此我们军医大学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措施落实非常到位，用今天政府工作的流行话语说就是一要“工作做在前面”，二要“不留死角”。

所谓“工作做在前面”，以我的经历是这样的：

军队里，军人的恋爱和结婚都要事先报告组织，必须经组织批准。获得批准后，恋爱中的男女双方才可以在工作之外，有较多的单独接触时间，否则将可能被看作是“不正常”，有“作风问题”。待到恋爱成熟，必须请求组织批准结婚。从写申请报告开始，想要结婚的人就被列入计划生育工作对象，此后个人的床笫私生活被计划生育工作所笼罩。

那天，有两位干部代表组织来找我。一位把我的结婚“申请书”还给我，告诉我可以凭申请书上盖有单位红印的“同意结婚”的组织批准文字去地方民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另一位代表组织祝贺我被批准结婚，同时递给我两种口服避孕药（一种是需要计算生理周期而服用的长效避孕药，另一种是以备一时激情事前事后补救阻止受孕的药）。这位详细讲解药的服用方法，并一再提示“组织还没有批准你怀孕，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千万记得服药噢”。我一边说了一番感谢组织的话，一边红着脸接过避孕药，对组织表决心，一定按照组织规定，决不擅自怀孕。

我们被统计进拟怀孕的人头，但还不能怀孕

所谓工作“不留死角”，是指计划生育要进入夫妇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那年春节是一月下旬，我们利用婚假回家见双方父母并办结婚仪式，二月份我们婚假结束从家里归队。一回到医院，院里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很快就上门了。她通知我们，已经把我们统计进了拟怀孕的人头中，但还不能怀孕，等候组织决定。

按照计划生育工作节奏的要求，大概是每年三月份各单位要根据上级分配下来的第二年生育指标，对全院已婚适龄生育夫妇进行大排队。按照夫妇双方合并年龄大小、结婚时间先后、女方有特殊情况的看年龄和身体状况，来确定哪对夫妇可以在第二年生孩子，从而取得怀孕资格。这个大排队要列成详细表格上墙向全院人员公布，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是为了接受群众监督，即不该怀孕的如果被发现怀孕了，就要及时处理掉。

军队生活很像“清教徒”，各方面管束极为严格，我们都自觉遵守男女大防礼数，平时谁都不好意思把感情婚姻作为话题。本来一直习惯于那样的氛围，现在刚一结婚居然就被组织把批准拟怀孕拟生育的时间都放上墙公布，当时的感觉就好像众目睽睽之下被扒光了衣服，那种强烈的羞辱感难以抹去，相当一段时间里走路低着头不敢看人。

那时我们医院适龄生育的年轻夫妇，没有排上队的时候，想要争取排进被批准拟怀孕的行列中去，而到真正取得怀孕资格后，有的又开始发愁。因为，一个怀孕资格对应着一个生育指标，给了你生育指标你却不能在规定时间里怀上孕，这极可能造成指标浪费却又不能灵活转给其他人，这不仅让别的夫妇不满意，而且也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所以，每年三月份公布批准怀孕生育对象名单后，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干部要经常拜访，了解这些被批准对象是否怀孕。对没有及时怀上的，帮助采取措施增加受孕机会；如若到近年底还没有怀上的，计划生育干部则在权衡一番后，或者转给有特殊状况需要指标补救的夫妇，或者把指标申请推延到下一个计划生育年度去，总之不能造成指标浪费。

厂里要我带头响应号召，不再生育第二胎

1976年到1978年间，军队进入第一个大裁军时期，我被批准转业，回到家乡进了当地最大的国营企业之一。不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给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提倡计划生育的公开信发表，大力宣传只生一个好。我们厂一向各项工作走在前列，计划生育自然也不能落后。作为转业干部，厂里要我带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不再生育第二胎。中国人一向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我女儿出生后，我丈夫还一心想要个儿子，对厂里来人做计划生育动员很不满意。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他不能正面顶撞，于是把事情推到我公公身上，说老人想要孙子。

那时人们的经济条件都很差，许多人从生到死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外出旅游连想都不敢想，我的公公在外地工作，刚好给了厂里干部一个出差外地的机会，那些干部们满面春风地去了。我公公是老工人老党员，我们厂的干部刚一说明来意，我公公马上表态说只要党的号召他都积极响应，于是干部们那趟差事极轻松极圆满，回来后对着我连连感谢。面对这样的攻势，我只能保证不生二孩，还领取了一年40元的独生子女补助费。

当时的40 元比一个三级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而且政府规定可以领到独生子女满18岁，合起来是一笔不小的钱。我盘算着给孩子存起来，将来做她的教育经费。领到第一个40元时，我丈夫一把抢过去，连连说“我连儿子都没有了，这钱还不该慰劳我喝酒吗？”他果然拿着钱去买酒了，以后这笔钱就再也没能存下。

发放卫生纸，从源头上堵住超生

在进企业的第三年，我当选为厂工会副主席，同时兼厂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从此，我从“被计划生育”到“做计划生育”工作，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换。

1980年代初，我们厂有职工2400多名，其中女工大约400多人，80%处于生育适龄阶段。上级对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极为严格，不仅不能超计划生育，甚至连计划外怀孕也视为工作失误。为此，厂计划生育办公室配有两名干事，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计划外怀孕的疑点，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动员怀孕女工做人流。如何才能及时发现计划外怀孕的女工，动员她们尽早做人工流产，以从源头上就堵住超计划生育呢？这只能从掌握每个女工的生理周期做起。

女性的生理周期是深度的个人隐私，厂计划生育办公室如何能做到完全掌握情况呢？这就要将掌握情况寓于对女工的“关心”之中。当时我们厂专门拨出一笔经费来用于发放女工“福利”——女工生理周期时可以去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取两包卫生纸（长方形包装，类似于南方茶点云片糕的包装外形），以此为基础手段，给每个女工建立生理周期台账。

1980年代初期，生活用品极为短缺，一般人家用的多是纸质粗糙硬板、颜色灰黄的草纸，而计划生育办公室发的卫生纸比较洁白、纸质比较柔软（当然远赶不上今天一般的面巾纸），吸水性远强于黄草纸，很适合女工生理周期时用。我们厂里绝大多数已婚工人是三级工，一个月工资36 元，靠这点钱养家糊口，日子过得极为紧巴。而计划生育办公室发给女工的卫生纸，每包0.75元，两包就是1.5元，对于生活普遍贫穷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这1.5元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既然厂里发，为什么不领？于是不用我们做动员，女工们一到生理周期时，全都去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卫生纸。

领纸要经过一番令人难堪的检验手续，于是，也有女工宁可不要这“福利”的。但，这由不得她们。当绝大多数女工的生理周期情况都被掌握了，少数不想让自己难堪而不领纸的女工，就变得分外扎眼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干事会找她们的车间主任、部门领导查问情况，而车间主任、部门领导又全都是男的。这些男干部去找她们当面查问，更让她们难堪羞臊，于是这些女工只能乖乖地去领纸，去经历那道必须的手续。

几个月积累下来，我们把全厂女工的生理周期台账绝无“漏网”地建立了起来。针对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社会心理，我们特别把已婚已生育一个女孩的女工作为需要重点监控的对象，从中发现可能计划外怀孕的蛛丝马迹。

本文来自《新华文摘》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