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博物馆
副馆长刘德银说:
人殉制度普遍存在于
夏、商、周时期，
商代
是我国人殉
最为盛行的时期。
《楚国八百年》在央视的热播，让我们将目光焦聚到两千多年世界第一大国——楚国，焦聚到楚国那些有作为的君王身上。
据史籍记载，楚昭王熊轸是楚国的中兴之主，治国有方，深得朝臣和国人的爱戴。昭王临死时，“国人皆将为之死”。他身边的很多爱臣、宠姬以及仆人，都表示愿意为楚昭王殉葬。
故事还是从头说起吧。
话说有一天，楚昭王在古云梦泽游玩时，见那湖光山色，云遮雾绕，宛如梦境一般，不禁大发感慨道：“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啊！”他回头来，对宠姬蔡姬问道：“如此美好的生活，你愿意生生死死和我在一起吗？”蔡姬脱口而出：“我愿意！”昭王便对史官说：“记下，蔡姬愿和我一起死！”随后，他又问越姬道：“你愿意生生死死和我在一起吗？”越姬是越王勾践的女儿，她看到，浪漫的爱情誓言居然要让史官记下来，便迟疑了好半天，不敢贸然回答。于是，史官就在记下了越姬不愿随死。
后来，楚昭王领军征伐陈国，病倒军中，弥留之际，梦见太阳像一只血红色大鸟一样向他扑过来，占卜师告诉他：“大王被狐狸精缠住了，想要化解，就得找一个大臣代替您死。”楚昭王不愿杀大臣，他忽然想起蔡姬十几年前曾说过愿与自己共生死，便让人去找蔡姬。谁知蔡姬却说：“我那是说着玩的！”于是，又去找越姬。越姬说：“大王生病，全国的大臣和百姓都愿意替您去死，何况我呢？请让我先到地下，为您驱赶那些作祟的狐狸吧！”于是，先自杀而殉死。
传说故事与文献、史籍的记载，在荆州得到了印证。2005年，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在“中国第一王陵”——熊家冢墓地高大的主冢北侧，发现了一座陪葬墓。通过对考古发掘的文物分析来看，熊家冢墓地应是战国早期或中晚期的，在已知的上、下限年代内，楚国共经历了11位楚王。长江大学历史学教授徐文武先生采用“排除法”，把墓主锁定在楚昭王和楚惠王身上，并认为楚昭王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楚惠王。徐文武教授认为，文献记载楚昭王墓离沮水不远，在当阳东南、江陵城西北，这与熊家冢墓地的方位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同时，楚昭王在楚国历史上有着巨大贡献，在政治上、军事上所取得了巨大成，在他病故后，应该有一场隆重的葬礼。文献记载楚昭王将死，“国人皆将为之死”，这与熊家冢墓地人殉墓众多的情况极其吻合。另外，熊家冢已发掘的53座殉葬墓，不仅都是一椁一棺墓或单棺墓，一般都有玉器、铜器等随葬品。这表明，殉葬墓中的人殉并非杀殉，而是自愿“殉死”。因此，徐文武教授断定，熊家冢的墓主是楚昭王的可能比较大。然而，楚昭王的夫人早在昭王去世之前就已离世，所以，陪葬墓里埋葬的就不可能是昭王的夫人，很有可能就是昭王病重将死前自杀殉死的宠姬——越王勾践之女越姬了。考古发掘的一些细节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熊家冢主冢边缘的土，明显地压在陪冢边上，这说明陪冢先于主冢下葬。这与文献记载的越姬先自杀殉死十分吻合。
楚王陵熊家冢墓地的主冢与陪冢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殉的方式有两种，一种称为“杀殉”，被杀殉的对象，多是奴隶、仆人等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另一种，称为“殉死”，就是殉葬者愿意为死者殉葬，或者在威逼利诱下不得不同意殉葬。专家说，古代君王为了死后有更多的人为自己殉葬，会暗示爱臣和宠姬承诺为自己殉死。越姬的自杀殉死，就是楚昭王生前的要求。
当然，楚昭王的这一做法并非特例。据史书记载，秦穆公也做过类似的事儿。有一次，他在与群臣饮酒时，趁大家喝得晕头晕脑时说：“咱们君臣，生时同乐，死后也要同哀呀。”当时，大臣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在酒精的刺激下，拍着胸脯表忠心，异口同声地说“愿随大王共生死”。俗话说，君王面前无戏言。公元前621年，穆公死后，这三个大臣无论怎么不愿意，也只能跟着穆公进陵墓。同时被埋进坟墓殉葬的，总共有177人。
话又说回来，在荆州熊家冢墓地里，又会有多少人给楚王殉了葬呢？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数量非常惊人，主冢的殉葬墓有92座，大体上四个一排，共24排，其中第16排和第24排分别为3座与1座；陪冢的殉葬墓，目前已发现的有40座。两边加起来至少有130多座，都是人殉墓。联想到曾侯乙墓里都有21人殉葬，而熊家冢超过曾侯乙墓数倍体量的巨大的主冢和陪冢没有打开，到底有多少人殉葬现在还不得而知。我想，至少也在200人左右吧。
楚王陵熊家冢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殉葬制度自古有之。荆州博物馆副馆长刘德银说:“人殉制度普遍存在于夏、商、周时期，商代是我国人殉最为盛行的时期。”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人殉墓，是郑州二里岗文化晚期的白家庄三号商墓，在墓中发现了一个殉人。不过，发现殉人最多的则是殷墟了。从1935年殷墟的第一次发掘以来，殷墟发现了大量的陪葬的人殉墓和人殉坑。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殉葬最盛行的是商周奴隶制时期，人殉数量的多少与墓葬的大小成正比。小型墓一般3人左右，中型墓一般10人左右，大型墓多达四五十甚至近百人。比如，在殷墟武官中字型大墓中，发现有殉人45个；在侯家庄西北岗1001号亚字型大墓中，发现有殉人91个；在属中型墓的小屯妇好墓中，发现有殉人16个。而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发掘的一座奴隶主大墓里，也有48名奴隶殉葬。
据《墨子·节葬》中记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可见，在那时，用人殉葬已成为一种制度，并根据爵位高低决定殉者多少。
古人认为，人死后还会同生前一样生活，因而在人死后，将其生前用过的物品随葬。原始社会时只是把工具、武器、日用品等和死者埋在一起。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但用自己的妻妾、亲信等陪葬，更多的是将大量奴隶杀死或活埋来殉葬，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供主人役使。
熊家冢已发掘的53座殉葬墓里面多随葬有精美的玉器，如玉璧、玉佩、玉环、玉珠等，少量伴出铜盘、铜削刀和铜铃铛等。特别是四号殉葬墓出土玉器最多，达435件（包含100多件玉珠）。
专家们发现，靠近王陵者玉器多且精美，并发现了佩戴成组玉器——“组佩”，极有可能是楚王宠爱的侍妾；自第16排以南的墓中随葬有兵器铜剑等，应是士一级的男性，可能是楚王的侍卫；第16排3座墓的主人，可能是职守宫门的卫士，以北象征宫内，以南象征宫外；72号殉葬墓里居然埋葬一条狗，可能是墓主的猎狗。
楚王一面延续杀殉陋习，一面用葬具妥善安葬殉人，并随葬有精美玉器或兵器，有的葬有少量铜器，这与商代的残暴杀殉已有明显区分，体现了社会的某种进步。
到了春秋时期，奴隶制濒于崩溃，特别是大规模的、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得人口成为最重要、最珍惜的战略资源，人殉开始与木制或泥制人形偶像同时殉葬。不过，仍有些残暴的君王继续使用大量的人殉。比如吴国国君阖闾吧，其人殉手段残酷的令人发指。据《吴越春秋》记载，阖闾的女儿死后，阖闾非常悲痛，便在阊门外为女儿大造坟墓，“凿地为池，积土为山”。到了为女儿送葬那天，阖闾令人舞着白鹤，吸引成千上万的市民跟随观看，将人引到墓地后，阖闾“使男女与鹤俱入门，因塞之”。残暴的阖闾，居然将跟随观着看舞鹤的百姓，全部赶进地宫，埋进坟墓，成为殉葬者。
本来，在公元前384年的战国时期，秦国就正式下令废止了人殉，但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却又发生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生殉事件。
那是秦始皇嬴政死后，秦二世胡亥率百官与后宫妃嫔、夫人，护送死皇帝灵车，浩浩荡荡前往骊山，将棺椁送入地宫，胡亥突然下令：“先帝后宫人等，未生子者，出焉不宜，全部殉葬！”无数绝色美女，就这样为皇帝殉了葬。对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歧说：“在奴隶制社会的观念下，国家的一切用物，包括人都是奴隶主的。当时有一种观念说，他的主人死了，那么他们活着就没有用了，所以就要一同去死。残酷的殉葬制度，自殷商开始，至秦以后都有存在。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人牲，而人牲主要出现的时代，是在先秦。”
秦公一号大墓
在秦公一号大墓，田亚歧与考古队员一起发掘出土了186具人骨遗骸。其中，有20具是杀生的战俘或者刑徒，其它160人都是自愿殉葬的。
封建帝王这种残酷的做法，就连主张厚葬的战国后期思想家荀况也极力反对。他在《荀子·礼论篇》中说：“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大意是，削减死人的随葬品而增加活人的花费叫做“墨子之道”，减少活人的花费而增加死人的随葬品叫做糊涂，而杀死活人为死人陪葬叫做凶残！人殉在那时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史记》载“缪公（即秦穆公）薨，殉以人，君子讥之”。
楚王陵熊家冢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遗憾的是，思想家不是帝王，他们的批判不可能完全改变当时人殉的残酷习俗，秦帝国仍然将活人殉葬的“皇家礼制”推向顶峰。虽然，两汉以后皇帝们大多不再杀生殉死，但到了明朝后，人殉又死灰复燃，甚至成为一种制度并延续到清朝。过去我们常说，封建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残酷血腥的人殉制度正是那真实的写照，而楚王陵熊家冢墓地，就是封建王朝活人殉葬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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