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模式：以色列的生存之道

光明军事授权转载

作者：石海明、曾华锋

一个仅有710万人口、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弹丸小国，为何却是世界高科技企业密度最高的国家？一向谨慎行事的投资大师巴菲特，为何于2006年打破不投资外国公司的记录，斥资45亿美元收购了一家以色列企业？仅有8所大学、27所专科学校的以色列高等教育，何以就有4所位居全球前150名顶级大学之列？一群身无分文的难民，何以在6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50倍的经济增长奇迹，硬是把马克·吐温笔下这片“满目荒凉”的土地，变成了全球最有活力的创业国度？

这些都是美国学者丹·塞诺和以色列学者索尔·辛格在新书《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抛出的“问题钩”。为拉直这些问号，作者从地缘环境、创新文化及移民优势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沿着作者的指引，在完成该书阅读之旅后，我们隐隐地发现了弹丸小国以色列生存之道，它就是“军民融合”：正是以色列不容懈怠的安全环境孕育了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而良好的军民融合机制又将这种文化传递到了军事围墙之外，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分得56%的土地，并且是相互连接的富裕地区。而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阿拉伯人却只分得42%的领土，而且是互不连通的贫瘠地区。本来阿拉伯人就对美苏两国一味偏袒的做法甚为不满，面对此情此景，更是出奇的愤怒，他们开始认定，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讲理的地方了，唯一可以“讲理”的地方就是战场。自此，战争成为弥漫在以色列人心头的一片不散的阴影。

翻开世界地图，在中东这块不毛之地，弹丸小国以色列背靠地中海，周边环绕着埃及、约旦、叙利亚及黎巴嫩，四国总面积约129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以色列国土的48倍。除海岸线外，以色列被这四个阿拉伯国家死死包围着。它北与叙利亚为邻，南与埃及相连，东与约旦相邻，同时国界还与划分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国土成犬牙交错之势。在北部叙以边界上，戈兰高地巍然耸立，由上可以俯瞰整个以色列。在南部埃以边界上，是一望无垠的内格夫沙漠，不仅不利于隐藏，还无法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在东部约以边界上，是约旦河与埃拉瓦谷地，也根本不具备军事防御依托价值。西部的海岸线长约240公里，地形皆为平原，这无疑等同于敞开的大门，巴勒斯坦军队完全可以从海上发起突袭。

建国以来，以色列与周边的巴勒斯坦人、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都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中东这一地区，以色列没有朋友，只有敌人。面对这样的地缘安全环境，以色列人清醒地认识到：其百万人口至少面对的是1个亿的潜在敌人；几十万国防军要对付的是100多万的阿拉伯国家军队；以色列不仅人口和资源处于劣势，而且国土幅员和战略纵深都不如邻国。鉴于此，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就大声疾呼：“以色列除了把国家安全问题置于核心外，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正是这种严峻的国家地缘安全环境，促使以色列形成了一种打破陈规、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

“一般来说，当人们想起军事文化时，总会和严格的等级、绝对的服从联系在一起，……但是，以色列国防军不在这种军队之列。而且，在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军队服役。在两到三年的服役期间，这种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以色列公民的灵魂了。”这是丹·塞诺和索尔·辛格在《创业的国度》一书中的感慨。的确，特殊的安全环境造就了一支特殊的以色列军队，一种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渗透在兵役制度、军队结构及军事训练等各方面。

就兵役制度而言，由于人力资源的匮乏，预备役部队是以色列军队的支柱，在这种兵役制度下，自然会出现年轻人、普通人训练社会精英及前辈长者的现象，“当一个出租车司机能指挥百万富翁、23岁的年轻人在训练自己的叔叔时，等级制度自然就消失了。预备役制度从本质上强化了这一点，反权威的理念在以色列社会随处可见，从作战室到教室，再到董事会会议室，它无处不在。”显然，这种由独特国情决定的独特兵役制度，不仅是这个国家创新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这个国家创新的催化剂。

就军队结构而言，据《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和《以色列军队》两书的作者爱德华·勒特韦克考证，美军中高级军官占整个作战部队的比例为1：5，而这个比例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则为1：9。而且，以色列军队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陆军上校，但副官或助理人员的数量却很多。以色列国防军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特意让高级军官的人数非常少，从而赋予下级军官及士兵更多发挥创造潜力的主动权。

就军事训练而言，和以色列社会一样，以色列军队秉承一种对所谓“建设性失败”或“聪明的失败”的包容态度。在军事训练中，所有的表现，无论成功与失败，无论实战训练还是模拟训练，有时候甚至是在战斗中，所有行动结果的价值都是中性的，只要所承担的风险是理智的，经过慎重思考的，那么总有可以总结和学习的东西。“我们不会鼓励你过分追求优异的表现，也不会因为一次糟糕的失败就不再看好你。”一位以色列空军教练员曾如是说。

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怀疑和争辩——这一犹太文明的特征——在以色列军队中的体现。在每次战后，以色列国防军都会展开激烈的讨论，争辩的结果对军队改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1982年及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大部分以色列人都认为这几场战争是彻底的失败。因此，在战后，以色列成立了全方位的调查委员会，对国防军及政府官员进行了严格评估。即使是在胜利之后，以色列也会对军队结构进行详细分解、自我评估，最后，或许还要解雇一些高级将领，以进一步推进军队的改革。

以色列国防军这种永不满足、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借助军民融合机制传递到了广阔的以色列社会，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

在以色列，军队有条件挑选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各精英部门。在达到应征年龄的前一年，所有17岁的男孩和女孩都要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征兵中心去报到，接受各种筛选。那些在高中阶段就表现突出的年轻人，会被国防军各精英部门抢去，并在那里经受高密度的培训以及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如在战斗中，年纪轻轻的军官就会负责十几个人和数百万美元的设备，许多时候还必须在一两秒之内就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另如在精英科技部门，同样年轻的军官可能会委派负责尖端武器系统的研发任务。知晓上述这些，我们就不难明白，以色列军队——尤其是空军的精英部门、步兵团、情报部门和信息技术部门——何以能成为无以数计的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孵化器。

此外，丹·塞诺与索尔·辛格还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剖析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一个著名经济理论，集群效应在以色列也受到重视。它由高密度的一流大学、大型企业、创业公司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生态系统构成。在以色列集群创新模式中，军队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用于发展尖端武器装备，培育精英科技部门，在这些实质性投资的催化下，大量科技与人才资源最终溢出到了民用经济领域。

当然，以色列这种由军及民的溢出效应，有时也是被迫而为的产物。如在1960年，法国承诺在接下来的10年里向以色列供应200辆AMX13坦克和72架“神秘”战斗机。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的原因，1967年6月2日，在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袭击的前3天，戴高乐突然宣布将中断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篷皮杜在1969年赢得大选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以色列被迫自主研发战斗机，最雄心勃勃的工程应该算是“狮”式战斗机项目。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被迫取消了，但其由军及民的溢出效应却十分明显。首先，狮式战斗机研制期间积累的科技经验，帮助以色列在1988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其次，该项目取消后，1500名工程师中的大部分流入了私营企业，为以色列社会发展注入了一股巨大的人力资源财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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