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宝山炮台图册》：晚清洋务派军事自强的历史见证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面临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文忠公全书》）。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中的“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他们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这样，洋务派“练兵制器”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亦由此起航。而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所藏的国家二级文物《招宝山炮台图册》，正是晚清“洋操”（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西式操练方法，包括队列、战阵与战术）的实证，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珍贵见证。为此，纪念馆专门组织、邀请文史专家进行了考证。
李鸿章引进的洋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再度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捻军等反清势力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陷于内外交困的窘迫境地。洋务派总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随之而起。
洋务运动的手段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重点在于军事。军事自强不单单是购置洋枪洋炮；由于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符合“练兵制器”的需求，于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由李鸿章创建的淮军，是最早接受洋操训练的中国军队, 这也开了外国教官指导中国军队的先河。

两江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初他与洋人的接触,“其时李中堂与西人朝夕共事, 不得不仿照西法, 自渐知西法之胜于中法, 且不能不钦佩戈登兵法之精，……而李中堂于此遂化其守旧之心矣”（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李鸿章见到戈登训练的常胜军中国士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给以他为代表的洋务派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常胜军原称洋枪队，其架构从洋枪队建立之初便确定下来，即以西洋人作为军事主官，招募“华勇”作为士兵；配发当时先进的火器，同时使用西方的训练方法操练部队。常胜军的军令都用英语下达。经过训练后，士兵学会了无论在操练或是行军时都聚精会神、遵守纪律和保持安静。英、法观察家评论受训的中国人说：“军容可嘉，他们身着带有寸金饰带的军服持枪站立，甚为得体。”

受封提督、赐穿黄马褂戈登

常胜军华尔和华勇（中国士兵）
李鸿章幕僚，曾提出“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冯桂芬见到过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首任队长华尔（汉名华飞烈）在松江府青浦县广富林（今属上海市）指挥洋枪队作战的情景，“贼（太平军）犯松江广富林，……华尔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分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其外递俯，至最外者几踞地矣，皆以枪外指，望之者如馒首刺以针然。将居中，吹角为号，一动无不动，数十枪齐举。始徐行，渐疾行。所至贼披靡，围自解，且争退去。”（冯桂芬《续碑传集》）

冯桂芬
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后，通过一段时间与常胜军的协同作战，他耳闻目染洋枪、洋炮、洋操的威力，心生钦慕。他决定潜心学习常胜军之秘技，“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王闾运《湘军志》）。1862年6月，淮军便组建了洋枪队。

淮 军洋枪队的营制
李鸿章为了避免外人掌握兵权，将练兵权操于自己手中，便决定自己聘用洋教官训练淮军洋操。在他看来，洋操比洋枪洋炮更为重要，“多置利器更要讲求操法，有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洋枪实为利器，和张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李文忠公全书》）。淮军到上海后不久, 李鸿章就聘用英海军司令何伯、法海军司令卜罗德等为教习，后来又聘20多名英、法教习执教淮军, 均采用洋操进行操练。

淮军聘用洋教练表格
奕推广的洋操
洋操训练包括三方面：一是西洋兵器的使用方法，二是西洋队伍的操练规制，三是强身健体的体操。黄达权、王韬1862年间合编的《火器略说》中，对西法练兵有一经典的论述：“西人所长不仅在器，尤善练兵，其步伐齐，号令肃，进无后列，退不狂奔，绝少跳荡拍张，实可谓纪律节制之师。……平日练兵须参用西法，时加演习以整列其行伍，严肃其心志。练兵先在练心，练心尤在练胆，能使千万人一心一胆则在步伐，进如排墙，退如山立。”

《火器略说》
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颜在光绪二十四年( 1899 年)的奏稿也为洋操作了很好的解释:“洋操云者：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 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部队要统一服从“立正”“托枪”“射击”之类口令。

六艺
中国其实自古就很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射、御分别指射箭和驾驶马车。《周礼》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是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技能。清朝以马上取得天下，入关后也将“国语骑射”尊为祖制和国策。文以“国语”立国，指的是满语；武以“骑射”立国，指骑马和射箭两项技能，它被认为是旗人的特长。然而近代以来，洋人用科技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来说，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哈哈哈哈]。1879 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就提出: “武科虽国家定制, 但弓箭刀石在今日已不适用。建议步箭改为洋枪, 硬弓和刀石相比,建议刀石改为洋操。”

《乾隆皇帝大阅图》
在清末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中，淮军显然领风气之先，成了当时其他清军效法的榜样。“在湘军者，则锻炼体魄，与刀矛、马枪、抬枪、劈山炮等技，以及三才、鸳鸯等阵法。淮军则全改西式，所采练手足，演枪炮各法，以及林操、行军、测绘、战阵，多不同于湘军”（王尔敏《淮军志》），甚至连口令都直接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鸣角出令皆夷语”（王定安《湘军记》）。

恭亲王奕
眼见洋操在淮军中的实践效果令人满意，清政府命令各地亦着力仿效。1861年1月，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就上奏：“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于是，清政府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练兵强兵行动。1862年，由总理衙门出面，在京城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等八旗士兵中先行选出千人到天津接受洋操训练，成为第一支使用洋枪洋炮的八旗部队。奕还决定先令上海、福建两处仿照天津练兵之法，先行试办。其实，东南沿海各关键口岸早在前一年就掀起了洋操练兵的热潮。“同治元年（1861年），以上海、宁波等海口官兵，延欧洲人训练，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酌选武员数十人，在上海、宁波习外国兵法，以副、参大员统之，学成之后，自行教练中国兵丁”（《清史稿·兵十》）。当时的洋人留下了数张宁绍台道台辖下宁郡卫安勇(清时，“宁”为宁波简称，南京多用“江”) 练习洋操的照片，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影像。

宁郡卫安勇（洋教官带领下的炮兵步兵混合列队照）

宁郡卫安勇（枪操照）

宁郡卫安勇（炮操照）
我们还可以通过《光绪朝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档案》看到，当时各地纷纷设立武备学堂，并规定以洋操教授学员的情形，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十七日，浙江巡抚廖寿丰在《为遵旨开办武备学堂事片》中奏称：“宁（波）、镇（海）原有四营二旗, 各营先练成洋操一队, 再练第二队, 以次递演。”显而易见, 洋务派引进的洋操, 促进了国防的近代化，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

《浙江巡抚廖寿丰为遵旨开办武备学堂事片》
何人何时在招宝山上练洋操
《招宝山炮台图册》共33页，每页宽62.5厘米、高33.3厘米，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首页，以精细入微的工笔画法，画出镇海口海防全图，包括甬江入海口全貌，以及定远、威远、安远、绥远、平远、靖远、宏远、南栏江等九座炮台布防的准确位置。第二部分为各式炮图，使用坐标图纸按照实际比例手绘而成。第三部分为炮台兵勇操练图，所练之操便是洋操。图册无作者署名，无具体年代，亦无解释说明；不过，通过图中细节可大致判断成画时间和画上部队性质。

《招宝山炮台图》
通过图册第一部分《镇海口海防全图》的宏远炮台可判断大致年代。宏远炮台始建于1887年，由此推断，这幅图应该是在1887年以后成稿的。

宏远炮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口海防遗址）
此外，添置德国克虏伯后膛大炮等关键细节，也证明此图成稿不会早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十月（1888年11月），镇海炮台竣工，《光绪政要》记其事曰:“浙东防海关键在宁波，其门户在镇海。……（浙江巡抚）刘秉璋采用宁绍台道薛福成条议，檄饬浙省支应局订购德意志克鹿卜（克虏伯）厂二十四生的后膛钢炮二尊，二十一生的后膛钢炮二尊，派候补知府杜冠英总理筑台事宜。……(在镇海口)相度地势，择于南岸小港口之笠山筑大炮台一座，安置新炮三尊，颜曰宏远。稍进期于金鸡山前面筑台一座，颜曰平远，又对生岸招宝山旧炮台之下层，添设一炮尊，二台对置，正扼江口。又稍进，则于金鸡山下与招宝山后甬江中流之两石矶，各筑台一座，置炮二尊，其台名曰绥远、曰安远。前敌后路节节设险。”

《招宝山炮台图》克虏伯后膛钢炮

《招宝山炮台图》克虏伯后膛大钢炮
洋务派代表人物、曾指挥中法之战镇海保卫战的薛福成认为镇海建置炮台十分紧要，因而应注重保护炮台，操习炮兵。镇海炮兵部队名为“镇海炮台总台”。史载，光绪三年（1877年）建威远炮台，设统领，炮兵61名。此后续增新炮台，添兵至342名。光绪十年设置总台。“十四年，炮荣光以浙江原有之营勇炮兵，已陆续汰弱留强，加以整练……，以新练之军驻守。”（《清史稿·兵九》）光绪二十年又招护台兵一营，称“吉字营”。招宝山炮兵是浙江最早练习洋操的防军之一，“廖寿丰以浙江省宁波、镇海各营次第改习洋操，省防各军先练步队三哨，炮队一哨，凡标营及防、练军，俟四哨教成，更番改练，推及全省。”（《清史稿·兵三》）

宁绍台道薛福成
炮台兵勇操练图是图册中内容最多的一部分，每图为一个洋操动作和一句洋操口令。其中的洋操口令，看上去都是让人不解的汉字短句，如“吼夫丁否司”“哑而门垂铁活之黄夫令司达而而来铁”。这其实是用汉字给英语单词注音的方法，此法叫做谐音模仿。（可见《澎湃新闻·翻书党》2017年6月21日《<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英军占领舟山的书证》一文）此种洋操口令，更多的是对应当时的官话（北方话）；其汉字的读音须要用官话来读，而不是本地的宁波方言。“吼夫丁否司”推导原文当为“hold footing force”，即“立正”；“哑而门垂铁活之黄夫令司达而而来铁”当为“arm trained , holds halve lines, stare(at) right”，意为“手臂锻炼，（队列）保持两列，向右看（图中实际向左）”。这种语音不纯、语法不规范的句子本质和洋泾浜英语差不多。

吼夫丁否司

哑而门垂铁活之黄夫令司达而而来铁
用西方的语言作为口令，给军队的训练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士兵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对英语就更难理解了，何况到后来很多教官是讲“中式英语”的中国人。于是，早在结束苏州战事之后，潘鼎新、丁日昌、周盛传等淮军将领就组织人力翻译口令，先后编成《洋枪队大操图说》《枪炮操练图说》《操枪程序十二条》等训练操典。但是这些口令的汉语译名并不统一；一直到了1878年，清政府才决定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军械所的译名为标准。目前，已发现的书籍和画册中，洋操口令基本是汉语译名，如现存最早的淮军教令操典类军事著作《洋枪队大操图说》。这样看来，1888年后仍在使用英语洋操口令的《招宝山炮台图册》，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洋枪队大操图说》

《洋枪队大操图说》浮梁阵图

《洋枪队大操图说》小方阵图
宁波市镇海区徐春伟先生、上海市郭晔旻先生（祖籍镇海）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镇海县志编纂委员会：《镇海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王子林：《清末军队习洋操》，《军事历史》1995年第4期
（德）乔伟著、李喜所等译： 《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
关伟：《洋务期间淮军训练及作战方式的改进和建设》，《珞珈史苑》 2013年第00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档案》，《历史档案》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