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批判中医：传统之余孽，完全没必要继承

自近代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其治病救人较之中医效果明显，又有科学理论支持，迅速在中国推广开来，而传统的中医就此开始诸多有识之士受到贬斥和质疑。

在1912年，北洋政府推行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没有中医药列为学科范围。当时北京一帮子老中医去政府请愿，但遭到政府拒绝。教育总长汪大燮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从此中医药学被剥夺了教育权。

虽然中医究竟是有几千年的“群众基础”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力怼中医的人士却越来越多，从鲁迅在《呐喊》中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开始，一直到科普作家方舟子发表《批评中医》一书，中医近乎成为“人人喊打之势”，而前几天去世的著名文化学者李敖就是坚定的认为中医是“传统的糟粕”。

李敖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中提到，“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着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间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在他看来，中医只是中国传统中的一种方术，算不上是医学。他举了一个使中医尴尬的例子，说是康熙皇帝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李敖对中医的批判态度是彻底的，他认为应该坚定的废止中医，即使是改良中医，来一个“中西合璧”，在他眼里也只是“半吊子”的做法。

对于中医为“国粹”，应该继承发扬的观点，李敖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论证。

他讲道：“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立法原意，绝不能掺进大团圆的本位思想，尤其是没有传统法系来捣蛋的科学行政法规，更应该干干脆脆地学学先进国家的榜样，万万不可让“国”字号的名词来扯皮。咱们国内“国”字号的“国粹”太多了，外国有戏剧，咱们有“国剧”来挡；外国有拳击，咱们有“国术”来挡；外国有绘画，咱们有“国画”来挡；外国有音乐，咱们有“国乐”来挡；外国有新学术，咱们有“国故”“国学”来挡。不客气的说吧，这些“国”字号的东西都是我们痛痛快快地现代化的阻力，它们并挡不住西潮的东来，但是它们的扯皮捣蛋却容易使我们变成半吊子，变成画虎不成的样子，这真是匪夷所思！”

李敖将中医视为传统的糟粕，并举了一个关于传统与发展的例子。

“一个真正肯死心塌地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让传统余孽任其浮沉则可，加以鼓励或妥协则万万不可！例如一个月来的美国黑人进入白人学校的风潮，这些种族偏见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传统的余孽，在民间，即使如此不开化，政府也绝对不能鼓励或妥协。肯尼迪总统的陈兵校外，就象征着政府绝对不支持传统余孽，绝不跟着“俯顺舆情”开倒车。这种明朗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反省。”

李敖观点一经发后，自然是遭到中医卫道士的围剿。如“台湾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担任发行人，常务理事担任社长兼主编，在《革新中医》月刊里道：

“最近又出现若干野心分子将步汪〔精卫〕、余〔岩〕之后尘，且变本加厉，由攻击中医中药，进而谩骂政府与立法委员，吾人环顾目前情形，殊与“三一七”事件时代之环境不相上下。”
“此次阴谋破坏中医药之野心分子，比起十八年时的那一班，虽然地位、学识、声望，都还差得太远，但其野心却更大。”

如此云云，但是对于李敖大师来说，这些言论造成的攻击却如同犬吠。

到今天，不管我们对李敖先生关于中医的言论如何作评，他的思想的开放性，对事物犀利而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向往和学习。

而其之前早已决定死后捐赠遗体给台大医院，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如今得偿所愿，也算是为了医学尽了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