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水基金达里奥：为什么我们能够比任何对冲基金赚更多的钱?

雷达里奥 (Ray Dalio) 是对冲基金 Bridgewater 的创始人。两年前，Bridgewater 的绩效超越了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的量子基金，成为史上最赚钱的对冲基金，自成立以来资产已超过了 460 亿美元。

达里奥至今仍是活跃的原创思想家之一。在投资的世界中，唯有他深入了解“经济机器”的运作原理。 他生活和管理的“原则”就像为了最终成果而摒弃不必要事物的美丽的电脑程式码。他就像是一个哲学工程师，针对生活中各种面向的机器进行拆解和重新设计，他不惜一切代价致力于追求真理。

华尔街传奇达里奥：人活到极致 无非 6 个字

桥水基金管理 1500 亿财富 达里奥的秘诀是绝对现实

桥水基金的圣经《Principle》 达里奥谈决策

达里奥对于“找出何者才是真理”相当地激进，因此他和和 Bridgewater 很容易成为嘲讽的对象，他们经常成为负面新闻的主角。最近，有一些记者试图将 Bridgewater 塑造成一种异教，并将它的创办人塑造成像 Jonestown 事件 中具有极端自我主义的领导者。

桥水的秘密

1949 年，达里奥生于纽约皇后区杰克逊高地的一个意大利裔家庭，是家里的独子。

他的父亲是爵士乐手，母亲是家庭主妇。8 岁那年全家在曼哈西特 (Manhasset) 买了房，并把达里奥送进了当地的公立学校。然而达里奥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他不擅长死记硬背也不喜欢学习。十二岁那年，达里奥去做球僮，有许多华尔街的投资者在那里打球，经常会给达里奥小费。

达里奥买的第一档股票是东北航空，买下后不久东北航空就被达美航空 (Delta Air Lines) 收购，股价因此翻了三倍。很快达里奥就进入了长岛大学 (Long Island University ) ，在校园里他用几千美元开始了第一个投资组合。在学习了几门金融课程之后，达里奥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长岛大学毕业之后，达里奥去了哈佛 (Harvard University) 商学院，并开始交易大宗商品，哈佛毕业后去了 Shearson Hayden Stone，在商品期货部门工作，给养牛的农场主和谷物制造商们提供风险对冲的建议。

1974 年的圣诞夜，达里奥和部门主管喝酒时发生了冲突，他打了老板一顿。被解雇之后达里奥说服了几名客户雇他做顾问，在他的公寓里成立了桥水基金，那一年他 26 岁。

随后他结婚生子，搬去了康州。他仍旧为企业提供风险对冲的建议，同时还发表经济类文章。桥水基金的首席投资长 Bob Prince 年轻时在银行做分析师，他看到了达里奥的文章，并推荐给了老板 David Moffett (后成为房地美 (Freddie Mac) CEO) 。据 Prince 回忆，Moffett 认为达里奥的文章阐述了经济如何运作，是他读过最好的文章。

1985 年，达里奥说服了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将他们的部分养老金交给桥水基金打理。1989 年，柯达 (Kodak) 的养老金也交给了桥水基金管理。当时柯达的养老金多投资于股市。达里奥接手后使用杠杆将它们分散到了各个领域，比如美国和国际债市等。桥水基金在降低了风险的同时，达到甚至超过股市回报率。

桥水基金有两个主要的基金。一个是“All Weather”，用较低的费用达到市场整体收益，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β 收益。另一个则是前文提过的“Pure Alpha”，收取 2/20 费用，通过有限的风险达到超过市场的收益率。

达里奥的创新中有一项是他的对冲基金募集对象主要是机构投资者，而非有钱人。桥水基金管理的 1000 亿美元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富人，大约三分之一是公共养老金，另外三分之一公司养老金，还有四分之一是主权财富基金。

有一些对冲基金的客户服务只能算是“马后砲”，但桥水基金不同。投资人每天都会收到一份简报，每月有业绩更新报告，每季度有回顾。达里奥看到了讯息公开的价值，这能吸引大量资金。之前对冲基金行业受到内幕交易的冲击，许多公司被起诉，但桥水基金没有收到任何传票，达里奥自信公司不可能与此沾边。

桥水基金发展迅速，在 2011 年的时候员工有超过 1000 人，挖来了不少管理人员。在一次管理会议上，达里奥对下属说“我们努力在营造一个环境，让大家没有自我负担，不会对错误感情用事，如果我们可以消除这些问题，我们会进步地更快。

不像其他公司要求你只是接受命令，在这里你不用隐藏自己，有什么意见你应该说出来。”在桥水基金，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使命是营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 桥水基金的成功，管理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传统的公司人们都习惯在别人背后批评。很可能桥水基金的方式更好，但大部分员工很难难接受这样的环境。

很多资深管理人员在桥水基金工作都觉得充满希望。在华尔街工作了 25 年的 Eileen Murray 曾犹豫过去桥水基金会不会成为一颗螺丝钉，但和达里奥接触过之后她就发现没有一个 CEO 会像达里奥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培养自己的员工上。

另一个桥水基金管理层的新成员是 James Comey，公司的首席律师。他回忆道：“我刚加入桥水基金的时候，周围的朋友都认为我遇到了中年危机。其实我是厌倦了办公室政治，希望能说真话。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桥水基金的文化。”

“有次达里奥写了封邮件告诉我今天对他说的话不对。我按照传统的思维想了半天他到底什么意思，我是不是站错队了。花了 3 个月我才适应，达里奥说我做错了并不是一种暗示，只是简单地表达我确实错了。”

James 一开始很惊讶，桥水基金做一个决策要多长时间，因为内部总是不断争论。但其实长期来看，这种决策程序减少了无效的工作，避免了错误的决定。

这又引起了一个问题，桥水基金的成功到底是因为极度透明化的公司制度还是因为达里奥的个人投资能力？

尽管桥水基金投资于 100 多个市场，但最赚钱的还是主要工业国的债券和货币市场，这也正好是达里奥最擅长的。而一般对冲基金多投资于美国股市，桥水基金却很少从中赚钱，因为达里奥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只要达里奥健康，他肯定会在桥水基金的投资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从市场的角度而言一家公司的成功仅仅依靠个人的能力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达里奥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他只是 3 个联席首席投资长中的一个，并且随着公司的发展，达里奥已经放手了部分日常管理工作，在 2011 年 7 月正式辞去了 CEO 的职位，开始在公司担任“导师”。

达里奥的退位加上他消瘦的身形让外界猜测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但是达里奥否认了这一猜测。他是为了将来公司可以更好地发展下去。桥水基金已经发展壮大了，Pure Alpha 和 All Weather 已经不再接受新的投资人。公司又新发行了 Pure Alpha Major Markets。

2010 年，达里奥将 20% 的桥水基金股份卖给了部分员工，他表示，最终他会把所有股份都卖给公司的同事们。不像其他对冲基金经理，达里奥对公司上市没有兴趣，他不希望将公司交给外人来做主。

达里奥强调赚钱从来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生活优渥，但并不沉湎于奢侈的生活中。除了打猎和户外探索，他的主要兴趣爱好是听音乐：爵士、蓝调和摇滚。2010 年他签署了比尔盖兹 (Bill Gates) 和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发起的慈善活动，宣布将捐出至少一半财富用于慈善事业。

在公开信中达里奥和妻子 Barbara 表示：“拥有超过生活所需的金钱当然好，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达里奥自认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他认为社会系统要遵循自然法则，金融市场也不例外。Alpha 是零和博弈，要超过市场收益，必须从其他人口袋里赚钱。达里奥说的可能对，却是自私的。如果对冲基金经理在玩的是个零和游戏，那产生了什么社会效益？如果没有产生社会效益，那基金经理凭什么获取高额酬劳？

达里奥表示，通过养老金基金，他为老师、国企员工 2010 年赚取的收益超过了亚马逊 (Amazon) 、eBay 和雅虎 (Yahoo) 的总和。当然基金经理为客户赚钱是一回事，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是另一回事。但总体来说，对冲基金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这很重要。

像其他的金融家一样，达里奥将资本主义看做是达尔文进化过程，像他在《Principles》中写的一样，弱肉强食是好事还是坏事？但至少这个过程使得我们长期以来生活的这个复杂但有效的系统更加完整。

当然这一论点忽略了对冲基金带来的投机泡沫，MIT 的经济学家 Andrew Lo 认为对冲基金对经济是否有正面影响，必须要考虑对冲基金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因为对冲基金借入大量资金放大杠杆，所以业绩常常遭到快速反转，对冲基金行业的历史上就充满了这种例子。对冲基金的影响又会蔓延到经济的其他方面。

2008 年投资银行作为对冲基金的经纪人和交易对手，拥有其数千亿美元保证金。然而当华尔街陷入困境的时候，大量对冲基金迅速要求撤回资金。这一举措对银行来说是致命的，直接打击了贝尔登斯 (Bear Stearns) 和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桥水基金也从华尔街中撤出大量资金，但达里奥并没有其他选择，他必须对客户负责，将资金从风险中撤出。

对冲基金还导致了收入不均，15 年前，华尔街一年总收入 500 到 1000 万美元的人还寥寥无几。现在，CEO 们和明星交易员为了跟上对冲基金的收入，薪资要求远高于此。还不仅如此，高额的奖金让许多最聪明的电脑和数学毕业生投入到了对冲基金行业。真的有必要让那么多天才去玩一个零和游戏吗？

当然除了这些问题，达里奥更关注的未来的市场和全球经济发展。2011 年春天，达里奥认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将成长缓慢。有一个原因，一是某些紧急政策将告一段落，比如欧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二是部分地区仍受长期债务拖累；三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即将采取激烈措施抑制通货膨胀。

达里奥认为未来至少 10 年，我们都将处在去杠杆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高债务国家最终都只能选择印钞来处理债务问题，而这会导致货币和债券市场的暴跌，历史上还没有例外出现。

另一些欧元区的发达国家没有印钞权，因此将不得不经历萧条。尽管当时希腊刚避免了短期债务违约问题，但达里奥依旧对前景悲观，他认为人们只关注某个特定时点的事件，却忘了背后更重要的原因，这才导致了债务危机。

达里奥的判断听上去可能可信，但对全球金融市场作出全面的分析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时机的判断。

69 岁的达里奥认为，这就是自己比别人更赚钱，并在过去 26 年中有 23 年都赚到钱的原因。

以下是演讲正文

无论你是否喜欢，极度透明 (radical transparency) 和依靠算法进行决策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已经离你越来越近，并将改变你的生活。

这是因为，现在可以轻易地将算法嵌入到电脑中，它会收集你在各处留下的数据讯息、了解你，之后再与你交流，这种交流方式会比人与人的交流更有效。

这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我经过了长期实践，发现这棒极了。

我的目标是希望能和共事的团队一起做有意义的工作并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经验告诉我，只有通过极度透明和算法决策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要向你展示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先高能预警一下，接下来我跟你说的某些内容可能会有点令人震惊。

孩童时期，我有过一段糟糕的回忆。我不喜欢也不善于听从指示。但我很喜欢自己去搞清楚事物是如何运作的。

12 岁的我讨厌学校生活，却爱上了市场交易。当时我做球童，捡一袋球差不多赚五块钱。因为股市当时很热，我便拿着捡球赚来的钱，投入股市。我买的第一家公司是东北航空公司 (Northeast Airlines) ，因为这是我听说的唯一一家价格低于 5 美元一股的公司。 (大笑)

我意识到我可以买更多股票，如果它上涨了，我就会赚更多钱。这是一个愚蠢的策略，对吗？但最终我的钱翻了3 倍。我的钱翻了3倍，因为我很幸运。那家公司即将破产，但其他公司收购了它，接着我的钱翻了3倍。于是我上钩了，我以为，“这个游戏很简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知道并非如此。

一个人想要成为有效的投资者，就必须与共识对赌，并且正确。因为市场的共识已经体现在价格中了。想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是一个企业家和投资人，这个过程当中，我犯下许多令人痛苦的错误。但随着时间推移，我看待这些错误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我开始把他们当做谜题。如果我可以解开这些谜题，他们就会给我“宝石”奖励。

迷题是：未来遇到相同问题时，我做出何种不同的决定，才能避免这个痛苦的错误？而“宝石”就是我记录下来的方法，这样就能记住这些有益于未来的方法。

而且，正因为我把它们很清楚地写下来，我后来发现其实可以把它们嵌入到算法中，这些算法又将被嵌入到电脑中，而电脑将与我一起做决策，我们会同时做出决策。

我发现电脑做出的决策比我自己的决策实在好太多了。因为机器的反应更快，能够处理更大量的讯息，处理更多的决策，更少的情绪化干扰。于是这彻底改善了我的决策机制。我创办桥水基金后的第 9 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犯下最严重的错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 34 岁。我计算出美国的银行们藉给了新兴国家太多钱了，远远超过那些国家所能偿还的，我们将面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债务危机，并伴随着经济危机和大熊市。这个观点当时颇受争议。

人们认为这个观点有点疯狂。但在 1982 年 8 月，墨西哥债务违约，很多其他国家紧随其后。我们真的遇到了自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债务危机。而因为我曾预测到这一点，我被要求向国会作证，在华尔街一周 (Wall Street Week) (当时的一个电视节目) 上播放。我放一个片段，你们感受一下。

影片内容

雷·达里奥：主席先生，米切尔先生，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探讨我们的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经济现在并不景气，濒临失败的边缘。

Martin Zweig：你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这些 (债务危机即将发生) ，因为我知道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雷·达里奥：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如果你把企业和世界当做一个整体观察流动性，你会发现流动性水平已经降低了太多以致于回不到停滞性通膨时代。现在回头看自己，我只想说，“真是个自以为是的混蛋！” (大笑)

我很傲慢，并且我错了。我的意思是，在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股市和经济上涨而不是下跌，这导致了我自己和客户损失了很多钱，以致于我不得不大量削减规模，不得不遣散几乎所有的人，而原本我们就像大家庭一样，我心碎了。我损失惨重，不得不从我爸爸那儿借 4000 美元帮助支付我的家庭帐单。

这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但事实证明它也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经历之一，因为它改变了我对决策的态度。

不再想：“我是对的”，而开始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对的？为了平衡自己的莽撞，我获得了我需要的谦卑。我想找到最聪明但不认同我的人，试图理解他们的观点，或者让他们对我的观点来点压力测试。

我想打造一个精英思维模式 (idea meritocracy) 。换句话说，不是我来领导、其他人跟随的模式，也不是所有人观点都同等重要的民主模式。我希望有一个模式，能让最好的想法将脱颖而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意识到我们需要极度的真实和极度的透明。

我说的极度真实和极度透明是指，人们需要说出他们真正相信的，并能获得一切讯息。我们真的录下所有的对话并让所有人可见，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真实拥有一个精英思维模式。

为此，我们让大家说出自己真正所想。举个例子，这是 Jim Haskel (一个为我工作的人) 的电子邮件，公司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封邮件。“Ray，你今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只配得到一个 D-，你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否则你根本不会那么没有条理。”

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么做简直太好了，因为，首先，我需要这样的反馈。如果我不让 Jim 和像 Jim 这样的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而如果我没有让大家看到，我们就无法打造精英思维模式。

所以过去的 25 年里，我们一直是以这种极度透明的方式运作，然后收集这些规则 — 主要是从犯的错误中收集而来，再将这些规则嵌入到算法中。这些算法提供决策，我们听从算法但也有自己的思考。这就是我们经营投资业务和进行人事管理的方式。

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感受这种运作方式，我想带你参加一个会议，并介绍一个我们称之为“点收集器／Dot Collector”的工具。

美国大选后的一个星期，我们的研究团队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川普 (Donald Trump) 总统当选对美国经济的意义。

自然而然，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角度是不同的。 “点收集器”收集这些观点。它从几十个维度评分，所以每当有人对另一个人的想法有话要说时，他们很容易传达他们的评估；他们只需要在表格里标记，并提供从 1 到 10 的评级。例如，会议开始时，一位名叫 Jen 的研究员给了我一个 3 分，换句话说，很差的评价…。(笑)

因为我没有表现出开放思想和坚持主张之间的良好平衡。随着会议进展，Jen 对人的评价逐渐累加。会议室里的其他人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现象，不同的人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谁知道谁是对的？

就来看看人们对我的表现的评价吧。有些人认为我做得很好，也有人认为不怎么样。通过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研究数字背后的思考。这是 Jen 和 Larry 所说的。请注意，无论他们在公司中的地位如何，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包括他们的批判性观点。24 岁的 Jen，刚刚大学毕业，他可以直接批评我这个 CEO 事情做得很糟糕。

这个工具帮助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将自己与自己的观点分开来，从更高层次去观察。当 Jen 等人把注意力从发表自己的意见转移到全局时，他们的观念就变了。

他们看到自己的意见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就自然而然开始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是对的？” 这种转变就像是从一个维度转到多个角度来观察， 并将对话从争论各自观点转移到找出评价最佳意见的客观标准。

“点收集器”背后是一台正在观察的电脑。它观察所有这些人在想什么，并与他们如何思考相关联。在这个基础上，它将建议反馈给每个人。

然后它从所有会议中收集数据，绘制了一个描述人们是怎么样以及如何思考的清单。它是在算法的引导下运作的。

了解一个人有助于更好地匹配他们的工作岗位。例如，一个不太可靠的创意思维者可能与一个可靠但不具有创造力的人会更搭。了解大家也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每个人的工作职责，并根据每个人的优势权衡我们的决定。我们称之为他们的“可信权重” (Believability) 。

我们做过一个投票，大多数人都做出相同选择，但当我们根据人的优势权衡观点时，答案是完全不同的。这让我们做决策时不是基于民主或专制，而是以考虑人们可信权重的算法为基础。

这样做是因为它消除了我眼中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人们傲慢地、天真地在他们的头脑中紧抱着错误的观点，并据此行动，而不是暴露它们，用压力测试它们。这是一个悲剧。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它让我们从自己观点的局限中跳脱出来，让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视角看问题，从集体的角度出发。

只要执行得好，集体决策比个人决策好多了。这就是我们成功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客户赚的钱比现有其他对冲基金更多，而且在过去 26 年中有 23 年都赚钱的原因。

那么，对彼此保持极度真实与透明的困难在哪呢？有人说情感上有障碍。批评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残酷的工作环境模式。

神经科学家告诉我，这与大脑如何预留有关。我们的大脑有一部分想知道我们的错误，喜欢盯着我们的弱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这部分是前额叶皮层。

然而，大脑还有被称为“杏仁核”的一部分将这些视为攻击。换句话说，你们里面有两个“你”：一个感性的你和一个理性的你，他们经常在你里面相争，与你对抗。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赢得这场战斗。我们要以集体的身份获胜。

一般要花 18 个月的时间才能发现，大多数人还是更喜欢以极度透明的方式运作，而不是待在不透明的环境中。这里没有政治，没有那些隐藏起来、躲在暗处的冷箭。这是人人都有发言权的精英思维模式。

这实在是太好了，它让我们更高效地工作，给我们更有效的关系。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应。我们发现人群中 25％ 或 30％ 的人就是无法习惯。

顺便说一下，当我说极度透明时，我并不是说一切都要透明。我的意思是，你不必告诉别人他们的秃头在扩大，或者他们家的宝宝长得丑…我只是在说那些重要的事，所以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在跟他人交谈中观察自己。

想像一下，如果你知道对方真正在想什么，如果你知道他们真实的样子…同时想像一下，如果对方知道你真正所思所想。

这一定会很大程度上让事情简化，使运作更有效。我认为这会改善你的人际关系。现在想像一下，你可以使用算法来帮忙收集所有这些讯息，甚至可以帮助您通过精英思维模式做出决策。

这种极度透明已经离你越来越近，并将改变你的生活。在我看来，这是很美好的。所以我希望它对你而言像对我那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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