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锦衣卫才穿飞鱼服！大明皇家特典如何滥用成了国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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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东厂是大明王朝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之一，他们身穿飞鱼服，腰挎绣春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大概是受《新龙门客栈》等武侠电影影响，很多人都认为飞鱼服就是厂公、锦衣卫们的公服，形制即为曳撒。久而久之，东厂、锦衣卫、飞鱼服、曳撒这几个关键词便被绑定在一起，构造出一套“官服体系”，以讹传讹多年。

皇家的特典

严格地说，所谓的飞鱼服并非一种服饰，而是指服饰上飞鱼纹样的刺绣或补子。明代官员常服(日常工作正装）上的补子皆以飞禽走兽为图案，通过不同禽兽图案便能判断出其品级，“衣冠禽兽”一词最早便是指当官的。早在建国不久后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便下令规范官员常服上的补子，除麒麟、白泽为公、侯、伯、驸马所用之外，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一、二品文官用仙鹤、锦鸡，武官为狮子；三、四品文官用孔雀、云雁，武官用虎豹；五品文官用白鹇，武官用熊罴；六、七品文官用鹭鸶，武官用彪；八、九品文官用黄鹂、鹌鹑、练鹊，武官用犀牛、海马。到了嘉靖年间，朝廷又对官员补子作了进一步规范。不过无论在哪个时期，找遍满朝文武补子上的飞禽走兽，都无法寻得“飞鱼”之踪迹，因为它压根就不在官服体系之内。

飞鱼服属赐服，是一种特典，近日常德发现的高级宦官周胜墓的墓志铭上也强调了飞鱼服是获赐。飞鱼服并非明代唯一的赐服，在明朝赐服制度中，纹样最高级别的为蟒，其次是飞鱼，再次为斗牛、麒麟，故而有了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之称，但这些服饰并无特定形制，它们可能是出现在端庄的圆领袍或直身袍上的补子，也可以是刺绣在英武潇洒的曳撒、贴里袍上的纹样，形制不拘，样式各异。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内收藏有不少明代赐服，其中就有圆领袍款的蟒服、斗牛服，当然，最广为流传的还是那套香色飞鱼服。

明代飞鱼服，香色，形制为贴里，右衽开襟，服饰上有蟒形飞鱼的纹样，仅尾部保留了分叉鱼尾的特征。现藏于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孔府）

孔府内的香色飞鱼服形制为“贴里”，这是极容易与“曳撒”混淆的一种款式，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两者之区别。首先，曳撒是一种袭承元代服饰而来，有浓厚蒙古风格的服饰，又称“一色”“一撒”，发音也源自蒙语。其次，曳撒作为明代比较常见的男装款式之一，关于它究竟属于汉服还是蒙古服，一直存有争议。洪武元年（1368）二月，尽管朱元璋曾颁布“诏复衣冠如唐制”之令，但在《宣宗行乐图》《出警图》等古画中，我们都能见到曳撒在皇家大行其道，说明即使在明代皇家，曳撒也未因其胡服元素而被打入另册。

明代服饰之曳撒，董进绘，选自《Q版大明衣冠图志》

贴里的来源和曳撒的基本一样，都有浓浓的蒙古风格，两者在形制上很容易混淆，皆为上下分作两截，但“曳撒只是前襟分裁而后身不断，贴里则前后襟均分裁，腰部以下做褶，大褶之上有细密小褶，无马面，衣身两侧不开衩，亦无摆。贴里上也缀补子或饰云肩、通袖襕、膝襕纹样”。最直接的判别方法是看下摆，曳撒的下摆正中有马面（下摆中间无褶部分），而贴里则全为褶子，无马面，孔府收藏的香色飞鱼服下摆并无马面，形制为贴里。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出警图》等古画中不难看出，曳撒、贴里不仅常被明代士人穿着，也是宫廷太监、侍卫群体中被广泛使用的便服。

《明实录》中有不少皇帝将飞鱼服赏赐给镇边将帅的记载，由于曳撒、贴里这种形制颇有戎装风采，绣上蟒、飞鱼、麒麟等纹样显得既美观又英气十足，这就是电影中给武艺高强的厂公、锦衣卫穿上曳撒、贴里的原因。随着近年来孔府旧藏的飞鱼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曳撒、贴里与飞鱼已经成了最佳拍档，许多人也因而形成了固有思维，只要看见衣服上有刺绣的曳撒或贴里，一律统称“飞鱼服”，也不管那衣服上绣的纹样究竟是些什么。

纹样向龙看齐

一件衣服能不能称之为“飞鱼服”，不必看它是什么形制，关键取决于衣服上的图案。所谓飞鱼，是古印度神话中摩羯演变而来，《山海经·海外西经》也有记载：“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作鲤）。”因能飞，故得名飞鱼。不过在明代飞鱼服上却几乎看不到摩羯的模样。如果不将蟒服、飞鱼服、斗牛服放在一起仔细比较，还真的很难辨别出谁是谁，因为这些瑞兽一旦“明化”之后，全都奔着龙的形象去了。

先说蟒服，作为明代最高级别的赐服，除了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之外，属国的国王、部落首领也在获赐之列。获赐的官员通常会穿着它绘制画像，例如八岁袭封六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弘绪，他在画像中就身着蟒袍，从直观上看，那袍子上哪是什么蟒，分明就是一条龙。没错，蟒服上的蟒与皇帝龙袍上的龙极其相似，区别在于天子龙袍上的龙有五趾，而蟒为四趾。但即使是如此微小的差别，居然还有人要搞事。据《天水冰山录》记载，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倒台后，从他家里竟抄出五趾龙纹的衣料，看来这厮不仅是巨奸，还是个反贼。到了明后期，蟒服滥赐，像张居正、徐阶这些大臣更是获得了稀有的坐蟒服，这种蟒的纹样与皇帝的龙袍更相似，都是正面全身，以前坐蟒只赐予最贵蒙恩者，明中后期皇帝滥用特典，坐蟒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既然蟒可以长出两角，飞升成龙，那么头部本身就长得像龙的飞鱼自然也要跟着学，也在头上生了两只角，原本飞鱼特征的双翼也“退化”不见了，若不是尾部保留着鱼尾特征，还真难以分辨出它是鱼是蟒还是龙。蟒服一般赐予一品官员，飞鱼则赐予二品，但由于两者太过相像，就连皇帝也会看错。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世宗皇帝春祭山陵时，将前来朝见的兵部尚书张瓒身上所穿的飞鱼服认成蟒服，十分不悦，问大学士夏言：“一个二品尚书，怎么可以擅自穿蟒（尚书二品,何以服蟒）。”夏言解释道：“张瓒所穿的是御赐的飞鱼服，只是和蟒相似罢了（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听了解释的世宗仍不满意，说：“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既然已被皇帝怒斥，礼部遂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同时规定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可以穿麒麟服。不过也特别指出了两种人不许僭用赐服，一种是还领着指挥使级别的俸禄，但已不是侍卫的。另一种是虽为侍卫，但级别不够的，如锦衣卫千户、百户。

斗牛服和麒麟服是仅次于飞鱼的赐服，斗牛服通常赐予三品官员，而四、五品则赐麒麟服。斗牛的纹样也是蟒形、鱼尾，唯头上的下弯的双角有些牛角样子。几种赐服中，即使是较好辨认的麒麟服，也多少有些龙的影子。

当然，如飞鱼服、麒麟服等除了作为给文武百官的赐服，却也的确算是锦衣卫的标志之一。锦衣卫除有军政搜集情报、巡查缉捕等职能外，也要“掌直驾侍卫”，同时还得充当仪仗队，由于这些特殊性质，他们穿衣的权限也相对较大。例如锦衣卫中有身着铠甲，手持金瓜的“大汉将军”，这些“大汉将军”并非真正的将军，而是身着铠甲的仪仗队。明代皇帝举行视牲、朝日、夕月、祭历代帝王等活动时，锦衣卫堂上官（指挥使）可穿大红蟒衣、飞鱼服，头戴乌纱帽，腰挎绣春刀，“千百户穿青绿锦绣服随侍”。要知道即使是锦衣卫指挥使也不过正三品，却能穿蟒服、飞鱼服，嘉靖皇帝下令规范制服，也唯独对锦衣卫网开一面，允许侍卫者穿麒麟服。从这个角度看，后世将飞鱼服误认为是锦衣卫的官服倒也非空穴来风，尽管它只是仪仗队着装。

以曳撒为形制的飞鱼服，董进绘，选自《Q版大明衣冠图志》。因服饰上有飞鱼纹样，故得名飞鱼服

皇帝带头违制

飞鱼服、麒麟服在今天依然是传统服饰爱好者较为热衷复刻的种类之一，不过当他们将穿上飞鱼、麒麟的照片发布在网络上时，难免引来一些调侃，说这些都是皇帝的赐服，没有品级的人乱穿就不怕砍头？这样说实在是犯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条主义错误。莫说明朝已亡了三百多年，哪怕是穿越回大明（中晚期），僭越穿穿蟒服、飞鱼服也不会有问题的，这种事古人早干过了，是有传统的。

明代官服、赐服虽有制度明文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混乱。史籍不止一次出现官服乱用补子、革带制度混乱的记载，武官无论品级高低，往往都要在衣服上搞个狮子补（一品），低品级的补子他们基本不用，难怪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感叹“而今则通用狮子，略不之禁，此不可晓也”。官服尚且如此，赐服就更不必说了。

赐服被滥用，蟒服首当其冲，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在明朝前期就已出现。不过应该承认的是，明代早期的皇帝对于衣制的管控比后期要严格得多。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曾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朱祁镇的孙子朱佑樘也在此问题上做过努力。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上奏请禁蟒服，奏折中，边镛对服饰上的蟒纹提出质疑：“蟒蛇本该没有角也没有爪子，现在的内官获赐的蟒服全是龙的形状，实在不成体统。”他建议将受赐官员的蟒服尽数收缴，也不许再织造，违者严惩。孝宗皇帝也认为有理，遂颁布命令禁止私造赐服。然而孝宗皇帝的这些努力，在他驾崩之后很快就会被他的宝贝儿子朱厚照消费掉。

明代彩绣香色罗蟒袍，形制为竖领，右衽开襟，宽袖。前胸后背各绣有一大金蟒，左右袖前后各绣有一金侧蟒

既然皇帝都如此，也怪不得下面的文武百官跟着乱套。明代由于赐服滥用过度，还出现过库存告竭的窘境。像英宗、孝宗、世宗这些皇帝，虽然都试图规范赐服制度，但同时又不断滥发滥赐，结果只能是真假难辨，僭用成风。

赐服变成国民服

到了明代中晚期，像蟒服、飞鱼服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赐服不仅在官员之间被滥用，就连老百姓也都纷纷开始仿制。此外，千万别以为飞鱼服是男人装，它在明代女性画像中同样经常出现。明代女装也有和官员相似的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等，大多款式为圆领袍，同时也有交领袍、交领袄裙、竖领袍等各种形制。起初这些服饰主要是命妇穿着，随着僭越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明代中后期，像蟒、飞鱼等纹样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一般的女装上，即使是百姓家的女孩出嫁，也会头戴凤冠，身着“赐服”，肩置霞帔。

至万历年间，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僭用赐服之风已不可收拾。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甚至将服饰僭越者进行分类，列举了三种人。第一种为勋戚，即王侯将相的侍从，八、九品的芝麻官，甚至有被废罢或闲散在家的无业游民，竟然也一个个身着麒麟服，腰缠金带。如驸马的庶子，按例当为平民，纳个外卫指挥空衔，蟒服也照穿不误。第二种是在京的官员，他们穿着似蟒又似斗牛的衣服招摇过市，无人过问，王府内的人即使从未受赐，也照样敢穿蟒服出行。第三种是妇女，命妇自不必说，即使是仆妇和教坊女子，出门也都头戴珠翠，身穿文绣，“其花样则白泽、麒麟、飞鱼、坐蟒，无所不有”。

2013年5月，山东博物馆“大羽华裳——明清服饰特展”展出的明代红色斗牛服。形制为圆领，服饰正面有一条过肩蟒形斗牛的金色刺绣

综合前文，从皇帝的态度也大体能梳理出蟒服、飞鱼服从赐服演变为国民服的过程。太祖朱元璋到成祖朱棣时期，很难见到僭用现象，这两位也的确不好惹。英宗朱祁镇时，僭用现象已开始出现，但英宗对此态度还是很严厉的，又是要杀，又是要充军。孝宗朱佑樘之时，奏折上再次反映出这一屡禁不止的现象，孝宗虽同意整治，但态度比起英宗已缓和许多。武宗朱厚照就是个捣乱的，带头违制搞百官曳撒大会。他的弟弟世宗朱厚熜眼神不好，把飞鱼服看成蟒服，对这种“向龙看齐”的擦边球纹样表示不满，下令整治，但收效甚微。到神宗时期，僭用现象已见怪不怪，像沈德符这样的有心人都已能把这些乱穿乱戴的人归类整理了，想必已到药石无灵之地步。

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等皆是以赐服始，以国民服终。这发展史虽略带喜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赐服的纹样在今天看来依然很精美，也难怪在几百年后仍备受青睐。其实传统服饰爱好者穿上华丽的飞鱼服时，大可不必有心理负担，纠结于什么官阶品级。

（参考资料：《明实录》；撷芳主人《Q版大明衣冠图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明史·舆服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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