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少年班辉煌40年 “神童崇拜”显现教育弊端

来源：法律与生活

早期少年班的师生

　　《法律与生活》综合报道，中科大少年班整整40周年！近日，一条科研信息让中科大少年班再次刷爆了朋友圈，22岁的曹原在石墨烯领域的重大发现，其作者为中国科大10级少年班校友曹原。

　　2018年3月5日《自然》以背靠背长文形式在网站刊登了重大研究成果，甚至来不及排版，文章还配以第三篇文章作为评述前述成果。这是给两天后年满40周岁的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厚礼！

曹原

　　曹原的获奖又把大家视线集中到了自1978年创办至今的整整40年的中科大少年班。

　　1978年3月9日，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科大，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大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他们当年被称为“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但更多地是被称作“神童”。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40年。

宁铂

　　少年班的由来

　　1977年，一则推荐“13岁天才少年——宁铂”的新闻事件，直接催生了少年班的创办：江西一教师致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并随即得到批示。

　　方毅和宁铂对弈围棋的照片，一时轰动全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少年班是因为他而创立的。宁铂当年被誉为中国“第一神童”，这个江西赣州的少年，3岁就能数到100，4岁就能学会400多汉字，8岁就能吟诗作赋。

　　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邓小平、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大力支持，中国科大创建少年班并招收了第一批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11岁。

　　1978年3月9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正式开课。

　　1979年，中国科大对招生方法进行了大的改革，将学校命题统考，改为学生参加当地的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和高考理工科考生相同，考卷汇总到科大后进行阅卷，优等者作为初选对象，然后再派老师赴各地进行复试，根据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原则，择优录取，不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例子。

　　1981年，14岁的黑龙江考生高立新，高考总分距少年班录取线差8分，但她的数学成绩却达118分，名列所有考生第二，经考察，她被破格录取。多年后，高立新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

　　1986年，在第十期少年班招生时，中国科大首次将全部初选上的考生集中在学校进行复试，并增添了心理测试。

　　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点高等院校开办少年班，扩大少年班的试点。这种超常教育形式，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上都史无前例，但好景不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校少年班纷纷停办。

　　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蔡自兴提交了一份《及早废止少年班》的书面报告，这让本就备受质疑的少年班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全国13所高校的少年班只剩下5个，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停止招生，时至今日，全国开办少年班的高校仅剩中国科大、西安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三所，2018年清华大学也将开设一个30人左右的少年班。

　　少年班是40年前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突破口

　　毫无疑问，“少年班”见证了重新重视知识与人才的改革年代。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将有限的资源，首先集中到少数精英身上。除了千挑万选的少年班，全国范围内中小学其实也在广设“精英班”“实验班”“火箭班”“重点班”——尽管他们的光辉或许没有少年班闪耀。

　　应该说，四十年前出现“少年班”，与那时人才青黄不接、社会渴求“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大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按理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今年毕业大学生已超过800万的语境中，这种情况理当消弭。

　　但当下社会仍旧存在“神童情结”，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还受到“神童情结”的影响。

　　这种人才观已经显得过时与陈旧，我国教育已经从数量时代转入质量时代，我们早该从重视少数精英的成才，转向关注每个学生高品质的成长过程。

　　“少年班”倡导者李政道先生曾回忆说，“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很显然，举办少年班，在当时的意义是“突破口”，这个目的也已得到实现。那对当前的教育来说，是否还需要用少年班模式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呢?

　　这就要看常规是什么了。

　　“少年班”的“神童”崇拜，扭曲了社会人才观

　　在所有学校教育按部就班的办学环境中，“少年班”培养模式，确实为早慧少年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但这一模式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少年班的招生规模不大，但对社会的人才观影响很大。

　　首先，家庭教育，不是依照孩子的个性、能力，给其选择适合的成长路径，而是通过参加培训班“培优”，让学生获得某种特长，以这一特长去进入重点班、实验班等特长班。

　　其次，社会把一名孩子上大学的年龄看得颇重，13、14岁上大学就被视为神童，加之上大学的评价、选拔，就是学科知识考试，这让学校和家长只重视孩子的知识教育(快速获得知识)，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重视不够。

　　所谓“神童”，有的是拔苗助长的结果；有的则只是知识教育视角下的超常儿童，但学习之外的能力、素质欠缺，有的少年大学生人格、身心成长都存在一定问题。这影响他们持续的学业和事业发展。一些曾经举办少年班的大学后来又取消这个班，原因正在于此。

　　为“早出人才”导致中小学负担沉重、大学后劲不足

　　目前，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教育对学生的个性、兴趣关注不够，给早慧孩子提供一特殊的培养通道，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从长远看，孩子的个性、兴趣培养必然要融入到学校教育之中——不是为少数有特殊表现的孩子创设一条专门的培养方式，而是关注每个孩子的个性和兴趣培养，这也是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基础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国家教育部门已经明确，到2020年，将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特长生招生。这不是说义务教育不重视学生的特长，而是要扭转社会、家庭功利对待特长、刻意打造特长的观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我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都希望孩子早学、多学、学深、学难，以便在升学竞争中获得优势，但等孩子上了大学，很多家长却不再管孩子的学习状态，大学对学生的质量要求也不严。

　　这不但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沉重，还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承受过重学业负担的孩子，进入大学后失去学习的兴趣、动力。

　　“少年班”40年，见证着我国教育从整体匮乏到过度焦虑的历程。少年班的早慧、早培以及进入社会后的发展，也是一面镜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审视这种“赶早”教育的内在问题。

　　在当前教育迈向普及化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公平已经超越了早先入学机会的平等，教育质量与学习质量已经成为教育公平的一种内涵与要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是体现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新要求。

　　更理想的教育，是追求学生成长的质量，而不是成长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