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周易·系辞下》中就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指周文王被殷纣王困在羑里而演周易一事。
周文王是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满了忧患之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面对困厄，君子应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慎而自强，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挫折。
周朝建立后，统治者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则变得更加理性。
他们开始担心重蹈殷商的覆辙，在社会治理上勤勤恳恳，总想使周王朝的统治长治久安，忧患意识更加的明显。
在那时，人们对“天命”还怀有极高的敬意，相信天地能以其伟大的德性维护着自然社会的和谐有序，关怀着天下的每个生灵。
他们对天的敬畏，本就是一种忧患情结。他们担心违反了天命会受到惩罚，所以，要在日常的统治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治理国家，顺从天意，把忧患意识的重点从人生福祸，转向了政治统治存亡，忧患的对象乃是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古人生活图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称霸，社会矛盾加剧，现实的苦难使人们不得不关注现实的社会，以获得自身的生存。
庄子主要关心的不是社会现实的改变，而是迫求个人精神上的解脱；墨家提倡兼爱，要求仁人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墨者本身，却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孔子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追求安邦定同、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孔子曾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他把“道”看得比人的富贵、生命更重要，提倡为“道”、为“仁”而牺牲的精神，而把个体的苦愁患难放在次要的位置，这就把忧患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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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乱世，孔子充满了忧患意识，对道义的担当充满了责任感，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产生悲观情绪。孔子已经超脱了对个人祸福贫贱的忧虑，对道义能否大行于世的执著，达到了“乐天知命”的一种境界。
孔子讲“贫而乐，富而好礼”，心外无物，不再执著于贫困，而是能够从内心做到沛然自足。所“乐”者，是孔子乐天知命，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勇气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所“忧”者，乃是“礼崩乐坏”的惨象。看似矛盾的“忧”与“乐”，在孔子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孟子有一句名言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思就是，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这就把忧患意识提高到关乎人事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
孟子还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百姓才能乐于接受你的统治，形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良性互动的局面，这种与天下人共欢乐同患难的思想，正是儒家“民本主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历代忧国忧民思想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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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忧患意识在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就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意思是，一个国家，不能居安思危，总有一天是要灭亡的；一个人如果整日逍遥游乐，不居安思危就会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又有所超越，强调进退穷达，忧以天下，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北宋庆历四年（1044），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写了一篇《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广所传诵，亘古不衰。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争相涌现，各种思想相互争辩的活跃局面。
主要的学派有：儒家，道教，墨家，纵横家，杂家，阴阳家，名家，法家，农家，兵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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