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经济文化极其繁荣。就金银器而言，制作技术之高超，花纹之精美，品种之繁多，前所未有，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就金银器的风格而言，可说雍容华贵，文化气息浓郁，体现了盛世之风采。为此，论者谈及唐代金银器时都不惜笔墨，大肆渲染。
唐 花口银碟
唐代金银器盛行，除了有雄厚的国力作基础外，还与当时采金银之盛有关。据新旧《唐书》记载，唐代采金场地有11处，采银场地56处。产金地主要在剑南道、岭南和江南的饶州、信州、潭州、永州等地。
唐 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盒
而产银之地则有饶州、宣州、安南、陕州、伊阳、润州等地。总的来说，唐代金银主要产于南方地区。自居易诗云：“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乞乞无冬春。”可见当时采金银之热潮。产金银之地需每年向朝廷贡献，交纳金银税。
唐 鎏金双凤压花菱形银盘
唐代制造金银器的部门可分“官作”“行作”两类。
“官作”即朝廷和地方官府的作坊。中央少府属官中设“金银作坊院”，宫廷内则专设为皇帝和后宫制作金银器的文思院。“行作”即指私营金银作坊，雇佣民间工匠为官府和富贵们铸造或进行商业生产。
唐 鎏金鹦鹉莲瓣形带盖银盒
唐代金银器大宗用于进奉、赏赐，其次用于贮备国用，另也用于民间买卖。进奉主要指地方高级官僚向朝廷贡献金银器等财物，以讨恩买宠，达到升官固位之目的。
赏赐系指朝廷赠送金银器与周邻国家，如契丹、突厥、回鹘、吐蕃、南诏、渤海等国，以发展外交关系，另外还大量地赏赐给宠幸大臣。如玄宗时，多次赏赐安禄山大批金银器，以笼络其忠心。此外，金银也是国家的贮备财富。
唐 银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筹筒
《唐大诏令集》卷108记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敕：
“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令付有司，金银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贮备用的主要是金银铤。而民间富裕家庭日用之金银用器、首饰，或购自市场，或可自家打制。长安有东西二市，市内有许多金银铺行。南方的扬州则是全国的金银商贸中心。
唐 银鎏金鱼纹小盒
唐朝是金银器皿开始大量出现的时代，考古发现已达一千几百件，其中大宗出土的就有好几批。如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270件金银器，1983年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956件金器，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121件等。根据这些出土的金银器，我们可以大致理出唐代金银器的发展过程。
唐初，百废待兴，经济尚待恢复，故初唐至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实行“去奢省费”政策。此期的金银器出土数量少，种类单纯，仅有碗、盘、杯、壶、铛等，装饰多分瓣，且多在九瓣以上。纹饰有海兽纹、云纹、鹿纹、鸿雁衔绶纹、双狮纹等，器底为双层。此期的金银器皿受西方影响较多，故多见具有波斯萨珊风格的金银器皿。
武则天、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唐朝经济出现兴盛局面，物质财富迅增。此期的金银器出土数量和器类增多，不仅有饮食用器，还有药具、宗教用具、杂器（如熏球）等）。装饰多分六、八等分，大多数为双层莲瓣，纹饰主要有忍冬、莲叶、石榴等花纹。这一时期已逐步摆脱外来影响，形成本土化。
肃宗至哀帝时期（公元756——907年），官僚腐化骄奢，进奉之风大盛，金银器数量大增，出现仿生器物和茶具、酒具等。容器形体增大，出现高圈足，装饰面多划分为四、五等分，各类器物口沿多用单相莲瓣，摩羯纹普遍使用，儒家经典人物故事和成双禽类花纹出现。
大致说来，唐代金银器装饰花纹在武则天前后，主要为忍冬纹、四瓣或八瓣花纹折枝花，但后来逐渐演变，至德宗以后，多用团花（主体是牡丹花）和花鸟图案为装饰，出现了花团锦簇、花繁叶茂之貌。
唐代金银器制造、装饰工艺复杂精细，主要有浇铸、锤击、焊接、錾刻、镂空、镀、抛光、切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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