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茂艺｜部落主义时代重临，公民政治如何可能？

特朗普在公开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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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导言

自17世纪中叶以来，伴随国际公约体系的建立、启蒙运动、殖民征服、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政治经济变革，现代民族国家在三波浪潮的冲击下被构造产生并遍及全球。作为主权统一体，民族国家的最重要影响是通过国家机关的统治而营造共同体内统一的民族文化。然而，在人类300多年的历史上，不仅有朝韩对立、苏联解体等在事实上造成民族国家瓦解的痛苦记忆；还有当今各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少数民族独立运动等正在上演的“战争”。民族国家的统一根基在哪里？在公民权的认同感体系之下，是否存在着另一层身份话语模式？如果是，又将对国家共同体带来怎样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近几年的美国部落主义政治出发，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原因、现状、解决思路，以反思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民族政策”的改革的可能性，并希望展现一股“行动的力量”以真正“筑就我们的国家”。

部落主义时代重临，公民政治如何可能？

文／杨茂艺

——“我们都是美国人，与这个共性相比，我们的差异算得了什么？” 电影《野战排》

从神义论到人义论，从属民到公民，随着康德在理论上对“统治vs服从”张力的解除和对国家正当性的赋权，近现代西方社会在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凯歌之中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民族，作为主权的载体对象与国家发生关联；议会宪政，使得规范性的公民身份和历史实在感的民族意识相互渗透——在群众性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殖民地民族主义的三波浪潮里，体现着深刻自由与平等的想象的共同体在欧美大陆上迅速生长，并蔓延到亚非拉地区——最终抵达了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的基本格局。

《想象的共同体》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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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来，理性，一方面通过“终极正当性”和“克里斯玛式迷恋”，成为了与信仰同构的工业社会的推动器；另一方面又在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可愈合的伤疤之间显现出西方文明的最深层危机。于是，自19世纪以来，完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正当性也遭受了一系列危机——缺乏统一的公共政治文化来保持民族观念的开放性，复归于族群、地理等自然因素而表达对自身经济、政治、文化处境的不满与愤怒。从19世纪末德意志反犹主义，到冷战结束后的高密度民族分离运动，再到21世纪初的普遍民粹主义情绪，民族问题，这一国家政治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本原性问题，从未离开我们的视野。

利用民族意识和民族问题分裂中国，既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真实采取的政治策略，又是百余年来挥之不去的思想阴霾。而上世纪末的那场假性“历史的终结”和今日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危机和主权安全议题又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激发了学界的两大讨论——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是否是对苏联模式的错误模仿、是否需要重启20世纪初建构“中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梁启超曾在《中国立国大纲》中说：“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那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话语，我们是否应当把过去的“民族制度”和“民族理论”作为“阶段性特征”予以客观评价，建立一个基于公民权的现代法治国家？本文基于这样一种视角：公民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两级关系能否平行不悖？以当代美国部落主义困境及其解决思路反观中国民族认同，提供一种将民族认同容纳入公民身份的新创想。

梁启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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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主义，“tribalism”一词是用来描述基于血缘、生产关系、语言交流、族群等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群体之存在方式，它是一个有着新旧两个面向的词汇——从起源上而言，“部落主义”脱胎于古老的家族谱系学、神话系统，以其部落成员对传统习俗和信仰的遵守为标志。从客观而言，19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孕育了一批批新的“部落”，它们以种族民族、文化观念、消费习惯、性别取向、财富阶级等等作为他我划分的依据，将“tribalism”的语义丰富多样化。

后一种 “部落主义”正全面涌入世界舞台——尤以今日美国为甚。自上世纪60年代的民主运动以来，美国社会在种种漫长且复杂的分裂和对抗之下崛起为世界一极：南北差异、两党对抗、黑白隔离、性别诉求等等——不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身份立场并不在本质上构成对民族国家的瓦解力量，因为尽管不同“部落”的塑形范式有所差别，它们都是现代信息技术淹没确定性的背景下，人为创造的一致性。美国人是在对国家共同体的反思、质疑和争论之中，不断地在新的谈判基础上达成新的共识，不断地签订“活络合同”（rolling contract。就其时效性而言，“部落主义”不过是变质且矮化了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不成功的替代品，也无法在动员分裂力量的层面上撼动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

不过，如果我们将部落主义放入美国悠久的两党对抗传统中思考，则会发现现今美国的“两大部落”正在以“部落政治”的诱惑力对建国之父们所期待的全国性的“民主政治”构成根本威胁——一方是白人，通过共和党和保守主义媒体发声；一方是少数族裔群体和富有的白人阶级之世界主义者的集合，民主党为其代言。这两方毫不妥协的政治群体固守各自的身份认同：特朗普计划通过“经济民族主义”和边界修墙的方式来重建美国的白人共同体情感，而民主党则打算保持美国移民体系的开放让“中西部粗鄙的白人从地球上消失”；保守人士反对堕胎法案与同性恋婚姻之合法化，黑人、妇女、LGBT团体则为平权法案捍卫到底；一个是粗俗的民族主义，另一个的眼光变得日益具有全球性……当繁杂的部落按照某些基本价值观念而集合于两大主流政党麾下时，美国政治已俨然蜕化为国内“文明冲突”，不断捶打着那曾经闪耀光芒的自由主义理想。如果说身份政治是在共同体的坟墓上生根发芽的，今日美国则必须清醒地看到其“部落主义”时代的重临以及两党政治所带来的精神收缩危机。

美国部落主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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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主义，或言身份政治，并不是美国社会的原相——20世纪初，杜威敦促美国人放弃19世纪的个人主义，以社群主义代之（communitarism），要“用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结合的术语”重新界定美利坚民族的身份。而惠特曼则以黑格尔的历史观作为“美国理念”的底色，向往以民族国家的历史取代上帝天国。到了30年代，罗斯福新政则凭借着法西斯带来的社会紧张感将美国人从经济萧条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以其自由、希望、自我奉献的爱国观念影响了一代人。

既然如此，部落主义又是如何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呢？这与左派政治的代际更迭有着密切关系：1964年后，饱经沧桑的改良左派在越战的泥潭中筋疲力尽，而新左派则掀起了1964-1972年席卷美国的愤怒浪潮，以“防止美国出卖自己的灵魂”。70年代的滞胀难题和伟大边疆政策的破产则将自由派人士的道路、口号、信念又一次抛入困境——于是，自60年代科技革命以来酝酿好的个体主义至上的孤独感随之爆发，个体忠诚的范围也被缩小，为1982年共和党人里根的上台及其“反政治”的美好生活景象挂好了幕布。与此同时，政治浪漫主义破产，新左派撤退到大学校园里构建文化左派的阵营——“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文化左派将冷战意识形态、技术理性、男性中心主义等思想当作批判对象，以教会美国人认识“他者”为己任，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意义的“受虐对象”提供帮助，一步步地将经济的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识别”为社会默许的身份群体(identity group)。

就这样，宗教、种族、性道德……20多年来，美国人民的注意力被转向了部落主义和伪政治，一方面，民主党人的理想主义在学院左派上瘾的理论研究里陷入虚空：文化左派坚持将反抗白人男性霸权的重心转移到对大学、传媒、教会等文化体制的渗透中，以扶植边缘群体的族群意识和次国家认同来瓦解美国种族帝国主义的体制，完成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践；另一方面，共和党人抓住全球化的加速“机遇”，将茶党等民粹主义运动吸收入党派力量，在左派耽溺于“表演政治”（expressive politics）的间隙里，痛击了被对手所忽视的经济尴尬和中产阶级的生存难题，结合了底层白人男性的受害者意识而标志起一个崭新的“部落”。至此，美国曾经以性、种族、宗教为三维坐标的部落主义变为了二维平面上的对抗政治——两个自感属于边缘的文化族群，被两个政党动员起来的对立部落。

“借助对美国公民身份的传统自豪感、用社会公平取代个人自由以构建美国的未来”，从现实美国来看，其民族国家价值信仰的衰退使得杜威和惠特曼曾预言的“平民宗教”并没有得到实现。更可怕的是，部落主义和身份政治，正裹挟着一场分歧无休的漫长寒冬重临——人们沉浸在自己的部落之中而对他者的情绪、意见视而不见，“仇恨”（hate）取代无知、困惑、不适、恐怖、歧视，成为了一劳永逸的排他姿态。各种群体，无论是短暂的还是相对持久的，都打着自己的金字招牌在公共生活中宣泄不满——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捍卫自己的人权；白人中心主义者则在逆向歧视的阴影里畏惧被蒸发的命运。

在当今美国许多知识分子心目里，特朗普不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还是一个典型的部落主义者，他通过对美国民众的部落主义情绪的煽动而获取了大选成功，将一个通过差异寻求普遍解放的自由政治改造为一个通过差异再造压迫的反动政治。如果说，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保守右派不是美国的真正未来的话，美国人必须寄希望于民主左派的再次觉醒和行动——白人至上论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很可能继续出现基督教神圣论、拉丁美洲人至上论、亚裔移民优越论等等部落主义的话语形态。为了制止部落主义的自我膨胀和恶性循环，美国人需要民主党和文化左派抛弃对于“他者”、“身份”的殚精竭虑的思考，从超然的世界主义的旁观者长袍中跳脱出来，成为积极参与社会的政治左派。

部落主义时代已经依靠着信息网络、媒体技术、政治宣传、经济数据、影像图片等等纷繁复杂的外包装重临美国，它也正以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撕裂美国。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美国的两大部落之间找到新的“无主之地”以实现和解？如何重建美利坚民族的共同体情感基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里拉指出，当下美国人需要警惕今日的反特朗普主义背后的新一重伪政治面孔，要让“表演政治让位于宪政、无止尽的自我表达让位于民主说服、个人身份让位于公民权”，以此调动美国人剩余的民族自豪感并完成美国的“自我实现”。

三百年前，洛克的原始政府理论作为横向社会契约论而依靠一种“相互性”使得前政治社会的成员们彼此约束以建设政治社会，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这是唯一一种既无须通过历史记忆或种族起源来实现联合，又不借助于那个“威震四方”的利维坦的政府形式。由此看来，以公民权（citizanship）取代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或许是一种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正确思路。依靠对公民权的再次崇拜和坚守，将斑斓的部落收编入同一套价值标准和评判体系之内，“杂多的左派”或许能塑造一个超越种族、性别、性取向等部落主义政治的认同模式，打造一个让人们有归属感的政治联合，并最终通过政治行动将美国从财阀统治中挽救出来，真正地“筑就我们的国家”。

《筑就我们的国家》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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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权国家的发展历史，不仅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史，也是公民社会对封建状态的颠覆史，“民族”理念在与“公民”理念发生交叉的同时，也必须被转变为成员们对国家的内在情感。否则，作为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作为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将成为民族国家永远的矛盾而分裂民族国家。我们见证了普鲁士的血腥统一，也铭记着苏联的世纪溃散，而今日美国又进入了部落主义的重临时代…大国风云，瞬息万变，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依旧是世界各国不变的坚持。

“以公民权取代部落身份”的思路是否可以用于中国？美国以其无民族识别的美利坚民族开始，驶向了如今的标签混杂的部落主义与精神封闭的荒漠，再一次证明了其“没有也不需要参照系”的实验着的建国历程。而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丰富的中心－边缘的历史交互情感体验、革命战争年代的共同红色记忆、根基深厚的中华文明。不过，借鉴近两年来美国人痛苦的部落主义教训——公民身份和部落认同的两级关系越来越难以在统一社会之中并行不悖。中国若能从“公民身份”的叙述出发，推平自上个世纪以来被粗糙堆砌的“多民族”的城壕，或许能跃过“部落主义时代”而抵达稳定和谐且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实现公民政治的理想生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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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ohn F. Kennedy：What I Can Do for My Country?

13. 杜威：《自由与文化》，傅先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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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杨茂艺，毕业于成都外国语学校，现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专业2016级本科生。曾任清华大学英语辩论协会会员、清华映像稿件组组员、法意读书编译栏目成员。爱好读书、摄影、旅游；希望以自己所感所想与他人进行交流，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本次推送内容取自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系列研讨课课堂内容和期末作业。

责任编辑：空二

技术编辑：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