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发生的“涞水大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

山东省是义和团活动最激烈的地区，随着义和团运动扩大化，以及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有效镇压，一部分山东的义和团民跑到了隔壁的河北地区，也就是当时的“直隶省”。

早期义和团的本质是个根植于乡村的民间会社。清朝时民众心中的国家观念并不像现代那么强，普通老百姓不爱国，只爱自己的家乡。大部分由农民组成的义和团成员的目的，大都也只想保护本地家园，只想在没有教会欺凌的情况下安心生产，并没有动力远赴他乡。因此，从山东流动到直隶的义和团民主要不是农民，而是从事运输业的百姓。

就像农村有自治的乡绅、民间会社一样，在古代中国沿着大运河、主干道上从事交通行业的百姓，也有自己的组织。这就是漕帮、盐枭、马贼之类的民间帮会。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可以在中国内河里行驶轮船，后来又大规模修建铁路，直接导致这些运输业者们的大量失业。他们自然把失业归因到外国人的入侵，因此仇视铁路、蒸汽船乃至一切外国事务，并逐渐成了义和团中的积极分子。

这些人和由普通农民组成的义和团不太相同。

运输业者平时不扎根在土地上，他们时常跨省跨市，所以不留恋故土，在山东和在直隶进行运动对他们没有太大区别；

他们可以到处游走，本来就有所依附的帮会，更容易形成大股的队伍；

普通农民还有自己的土地，还希望能回到土地上生产。运输业者因为已经失业，他们无依无靠，在运动中有更大的经济索求，对教民和外国人的攻击和抢劫也更激烈。

总而言之，这些从山东来的义和团到了直隶后，带动起当地百姓，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就闹起来了。直隶总督裕禄担负着保护京师安全的重任，对义和团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可是屠杀也无法阻止团民和教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不久以后，直隶就闹出了一件大事。

这事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说起。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70多公里的涞水县有个小村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村子里有6个村民参加了民间会社。那时正闹太平天国，清政府对民间结社极为警惕。村长阎老福就向官府举报了这6个人。因为当时清政府已经承认了《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在内地传教。所以这6个人立刻加入了教会，官府也就拿他们没辙了。随后在教会的保护下，这个村子里教民的声势越来越强。

这样就过了30年，来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时候。

在初中时，我们学过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故事里说的是中国传统农村的一个传统，即在过节的时候大家凑钱搭台唱戏。另外中国农村还有一种“请神”的习惯，就是到了某个节日，把庙中的神像打扮打扮，请出来游行、祭祀一番后再送回去。涞水县这个村子的“请神”习俗，就是把神像请到村子的戏台前，请众神来听戏。

结果在闹义和团的前一年，这个村子把戏台搭在了一名教民家的门口。基督教最忌讳异教的神像，这个村子的教民们就认为这对他们极大的侮辱。于是教民大闹起来，推翻了神坛，和其他村民就发生了冲突。

这下积蓄已久的村民教民之间的矛盾爆发了，作为报复，村民洗劫了当地的教堂。事情闹大了后，外国传教士便出来干涉此事。在传教士的压力下，当地的清朝官府判定村长阎老福是罪魁祸首，赔偿教民250两银子，还要宴请教民和神父，并当众向他们磕头。对于阎老福这样有身份的乡绅来说，这自然是很难接受的惩罚，但他最后还是屈服了。这件事让人们意识到入教是有现实意义上的好处的，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村子里一下子又有20多户人家入教。

到了第二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河北地区，阎老福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从周围地区请来义和团，准备对本村的教民下手。这时，直隶总督正严厉打击义和团，看到义和团聚集，县令立刻带了4名衙役来调查，结果见到义和团人多势众，只能撤退。当晚，义和团开始对教民动手，他们烧毁了教堂和教民的家，杀死了数十名教民（按照清朝官府的说法，只有5人被杀，且不清楚是教民还是村民）。

在北京的各国公使一听说竟然几十名教民被杀死，情绪十分激动，他们称其为“涞水大屠杀”，集体向清廷提交照会，要求严查拳会。

实际上，清廷的反应比列强还激动。附近总兵立刻调来军队镇压义和团。装备精良的清军数次获胜，杀死和俘虏了不少团民。但附近成百上千的义和团又再次聚集起来，在一次伏击中，一名清军中级将领被打死。几天后，义和团又占领了涿州城。为了防止清军调兵，义和团还破坏了附近的铁路。

这个事件让清廷十分震惊，因为这是义和团第一次占领城市和打死清军将领。这意味着义和团已经有了和政府公开对抗的实力，而且不是远在广西、云南，它就在京城的眼皮底下发生！

这件事导致清廷立刻加大了对直隶地区义和团的清剿力度，负责京师治安的九门提督公布了禁止拳会活动的十条规定。其中包括禁止印刷、张贴义和团的传单，禁止一切义和团活动。甚至如果发现有人参加义和团，邻居同坐，总之措施非常严厉。

但不久之后，清政府因为某种原因，对义和团的态度重新暧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