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选择

丁志国1， 赵宣凯1，苏 治2

(1.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长春，130012；

2.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北京，100081）

[摘要] 伴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迹象的不断出现和强化，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这一问题判别的最重要科学依据则应该是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分析。本文采用新近发展的空间面板模型，在测度要素配置对本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效应的同时，还测度了要素配置对其它地区经济的间接溢出效应，以判别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等资源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3年间，劳动力对三次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但伴随着显著且更加严重的负向溢出效应，总效应显著为负，而对第三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总效应显著；技术进步对三次产业的促进效应均显著。由此可见，劳动力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说”不存在有效的科学依据；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行之有效的驱动力量，但不是在第二产业而是在第三产业；技术进步才是驱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方向和必然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要素配置效率；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空间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 [JEL] O11

一、引言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2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下降到7.6%，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引发了经济学家们关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以及如何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大讨论。显然，为了避免政策手段选择的短视行为，讨论本身不仅应该寻找中国经济保增长的短期路径，还应该回答中国经济未来健康增长的长期方向问题，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方向的选择，进而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升级方向的选择，学术界还存在较大分歧。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第二产业比例已经过高，提升第三产业占比才是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还有提升空间，加快发展第二产业仍旧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及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李纲等，2011）。不管怎样，产业升级的目标是保证有限的要素资源能够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从而保证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增长。毋庸置疑，判别产业升级方向的关键依据应该是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不应该是所占的比例多少。因此，对各产业部门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科学测度，是判断中国经济增长核心动力的基础。

客观分析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科学测度方法的选择，已有关于中国产业升级方向选择的主要证据来自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产业布局的比较，或者是基于传统面板模型(Panel Model)得出的实证结果。显然，由于存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产业布局直接进行比较的方法过于简单，而近年来空间面板模型(Spatial Panel Model)的发展也已经证明，传统面板模型在信息获得全面性方面存在明显缺欠。Anselin et al. (2008)指出，传统面板模型虽然包含了较多的经济信息，但却无法刻画区域之间的要素交互影响关系。而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要素资源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不同渠道向其它区域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最终影响。显然，作为统一的经济整体，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某一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会直接改变本地区的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同时也会间接影响到其它地区的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带动其它地区被动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丁志国等，2011）。因此，不管是在忽略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模式差异的基础上，简单地将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布局直接进行比较的结论，还是忽略中国地区间经济具有紧密联系的事实，采用传统面板数据模型所得出的实证结果，均难免有失偏颇。本文拟采用新近发展的空间面板模型，不仅测度三次产业的要素资源配置对本地区经济的直接影响效果，同时还测度要素资源配置对其它地区经济的间接溢出效应，并判别资源要素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全局影响效果，最终给出中国未来产业升级方向和路径选择的科学判别依据，并回答中国经济增长核心动力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二、中国产业布局与要素资源配置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也必须看到，饥不择食地沿着西方早期工业化技术路线和竞争方式推进的改革进程，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种导致严重不平衡和对资源环境过度消耗和损害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可持续（金碚，2011）。为了避免重走饥不择食的老路，在规划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有的放矢地进行科学的产业布局，确保有限的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效率，以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刘伟和张辉，2008）。为了能够提供未来产业升级方向和路径选择的判别依据，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结束以来中国三次产业的GDP占比以及对GDP的贡献率。

最恰当的空间面板模型形式。然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表2第（4）列中系数估计值表示的各产业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单位变化产生的边际效应，而在SDM模型下估计的系数代表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估计出各产业变量对经济影响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大小，结果见表4。

LeSage and Pace(2009)曾指出利用点估计的方法检验空间变量的溢出效应得到的结论有偏误，并提出采用求解偏微分的方法，解释在不同模型设定情况下变量的变化产生的冲击。根据SDM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计算得到三次产业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下发生变动对经济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影响。表4中第（2）部分灰色区域是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各次产业变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影响的估计结果。

由表4可知，从业人员数量对经济的影响方面，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直接效应估计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为负向影响关系，而间接影响不显著，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区域间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路径并不是劳动力转移，且从业人员数量不是影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核心原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875，表明农业从业人员增加会明显制约本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因此，现阶段中国发展农业的关键不是让更多的农民留在土地上，而是让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让更多的农业人口放弃传统的农耕方式，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现代化。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也已经证明，通过城市化进程降低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第一产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影响都不显著，表明在现有相对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并不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第二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和负向间接影响同时存在，负向间接影响的弹性系数（-0.0753）明显超过正向的直接效应（0.0475），且综合效应显著为负（-0.0274），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本地区工业的发展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但却会对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负向溢出效应，最终使总效应为负。这样的结果说明继续加大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虽然可能带来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却并不能实现促进全局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即加大第二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全局促进效果已经不复存在。与之相比，第三产业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直接促进效果明显（0.1135）超过第二产业直接效应的2倍，间接影响不显著，且正向总效应显著（0.0943），表明加大第三产业投资确实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以极大的勇气和“血拼”的方式，凭借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甚至“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金碚，2011）。但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工业过度膨胀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及其催生的系统性风险。外部需求疲软、资源过度浪费、高污染、低效率和生存环境恶化等问题，无一不对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因此，继续增加第二产业投资规模已经没有办法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驱动力量，而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则仍然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行之有效的推动力量，但投资的重点已经不再是第二产业，而是第三产业。

防止经济的“空心化”趋势（赵春雨等，2011）。但是，发展的过程必须警惕重复建设造成的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因此，第二产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继续扩大投资规模，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提升生产效率。

与之相对应，增加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有效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并不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也达到第二产业投资直接效应的两倍以上，并能够最终实现显著的全局正效应。因此，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才是中国未来产业升级的关键路径之一。当然，为了协调地方与全局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应该出台有效的政策抑制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第二产业投资规模的冲动，引导有限的资源向第三产业流动。同时，鉴于第三产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且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国家应该建立和完善保障中小企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督促金融中介机构加大向第三产业提供融资的力度，尤其是应该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引导民间资本为第三产业提供融资服务，并大力培育和发展创新型金融机构，为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资金保证（丁志国等，2011）。

即使是在中国经济增速变缓和稳增长的新形势下，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许多学者对中国过去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出诟病，指责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过高的担忧，二是将2009年中央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推出的4万亿投资与近期的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问题联系在一起。诚然，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学者们所担心的，但是否应该继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科学判别依据并不应该是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的高低，而是要看是否还存在足够多的优质投资机会。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中国并非用尽了所有的优质投资机会，而是曾经选择了太多的劣质投资项目，尤其在4万亿投资过程中这种失误更加明显，导致产能过剩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例如，截至到2011年末，全国范围内获得批复的在建和已建成煤化工甲醇项目的总产能将会达到6000万吨规模，而市场的实际需求却只有1400万吨左右，同样的问题至少还存在于电解铝、多晶硅、液晶面板和汽车等领域。但是，我们是否还应该跳出来更加理性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2009年中央政府没有推出4万亿投资，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又会怎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固然不可取，但至少实实在在地帮助中国渡过了难关。另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已经表明，近期的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跨境传染特征（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外溢的结果。还有学者们担心，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能够在如此依赖投资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但是，没有人曾经做到过，就意味着真的不可能吗？鲁迅先生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中国经济过去30年所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不也是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吗？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希望一直依赖投资，而是在我国现行的分税制条件下，以及我国经济改革所处的特殊阶段，强大的国家财政规模就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将是中国经济增长行之有效的驱动力量。事实上，中国经济过去能够保持“一枝独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现阶段投资拉动是有效率的，并且投资拉动显然也正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刻画劳动生产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第一产业的正向间接影响和总效应十分显著，且弹性系数分别达到0.1137和0.1438，表明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虽然不会对本地区经济产生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却能够通过技术扩散对相邻区域产生明显的间接影响，并最终对全局的经济增长起到明显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直接效应，弹性系数分别达到0.105和0.1498，表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这样的结果印证了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作用将逐步减弱，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的客观规律（金碚，2011）。总之，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时代已经结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同时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伴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迹象的不断出现和强化，如何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这一问题判别的最重要科学依据则应该是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分析。但是，不管是忽略所处发展阶段差异，简单地将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布局直接进行比较的结论，还是忽略中国地区间经济具有紧密联系的事实，采用传统面板数据模型所得出的实证结果，均难免有失偏颇。本文采用最新发展的空间面板模型，在测度要素资源配置对本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效应的同时，还测度了要素资源配置对其它地区经济的间接溢出效应，以判别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等资源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在过去13年间，劳动力对三次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表明劳动力并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说”并不存在有效的科学依据；固定资产投资对第一产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第二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但伴随着显著且更加严重的负向溢出效应，总效应显著为负，而对第三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总效应显著，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行之有效的驱动力量，但投资的方向并不在第二产业而是在第三产业；技术进步对三次产业的促进效应均显著，且作用的效果明显强于其它要素资源，表明技术进步才是驱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必然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全球经济低迷出口受限，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繁荣带来的未来预期。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当前最行之有效的稳增长保繁荣的政策选择。显然，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的核心已经不是要不要投资，而是究竟应该投什么？19世纪末美国人开始修建铁路，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不难想象当初刚刚建好的铁路也一定经历过运力过剩的问题，甚至直至今日多数发达国家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也没有达到满负荷运转的程度。但是，这些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公路交通网难道不正是这些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吗？这些国家当年如果没有建设这些“铁、公、基”，它们还会成为发达国家吗？一个不争的逻辑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设施规模，经济未必一定能行，但是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规模，经济一定不行！中央政府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规划蓝图和发展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的保障。试想一下，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建设一个以北京、上海、广州、长春、成都和西安为中心的1小时、2小时和3小时（时速为400公里/小时）的高铁经济圈，也许中国会改变，世界也会改变。毋庸置疑，“温涌线”事故提醒我们，工程质量是发展的生命线，但因噎废食将会使我们犯大错误！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固定资产投资，至少暂时离不开投资拉动。中国的现状不是建得太多，而是建得太少。太多的是闲置工业区和无人居民区，太少的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路网和功能齐备的基础设施。全国范围内无处不堵的交通状况，已经给出了不容置疑的佐证。继续扩大以“铁、公、基”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能够帮助中国解决目前稳增长保繁荣的问题，还能够有效地创造内需，保障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中国强大中央财政的任务就应该是，利用投资引导，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经济繁荣。另外，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解决过去房地产市场过热形成的部分产能过剩问题，进而保证中国经济平稳着陆和健康发展，并最终实现产业升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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