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安古玩市场的四个阶段，看完让你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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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西安古玩市场以原生地、高品质、大数量、多频次、低价位、多途径等多元特色凸显其输出型特质,京、沪是早期主要输出地,存在着店铺、地摊、寄存、流动性、隐性五种主要经营形式。 1916年前,西安古玩市场尚显良性繁荣,其后受战乱、大灾、盗掘等因素影响,呈现输出数量、品质、频次骤然加强趋势,输出地集中于上海地区,主要通过卢吴公司等单位转输欧洲。抗战中,在沦陷区区域市场萎缩之际,西安古玩市场因地处后方,故能维持一定繁荣。民国西安古玩市场不同内因促动下的“繁荣”,在客观促成西安古玩市场古物输出频次、数量、品质亢进、提升及地方经济一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对陕西关中地区宝贵文物资源与文化生态一定的冲击与破坏。

关键词:民国西安;古玩市场;多元性;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K8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4283(2010)04 -0179 -10

收稿日期:2010 -04 -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D.09 -0126 -08 -402)

简介:罗宏才,男,陕西礼泉人,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国西安古玩市场在同期全国古玩市场结构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输出为主、多元显现、原生地、高品质 、大数量 、多频次、低价位等重要特性 ,是制约和影响全国乃至国际古玩市场的重要区域市场。20世纪 80年代,笔者始对参与民国西安古玩市场诸多重要行为人进行采访 ,同时根据采访线索,在国内相关档案馆、图书馆获取大量文献资料 。兹据目前所掌握资料尝试对民国西安古玩市场诸如区段分期 、市场结构 、行为人群体、经营模式 、供求关系 、输出途径等相关重要问题进行考究。

一 、民国初期西安古玩市场 (1912- 1927)

民国时期西安古玩市场所发生的变化 ,大致有四方面 :(1)辛亥革命促使诸都会城市不同程度演变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随着历史环境 、社会机体之发展变化及京、沪 、秦三大古玩交易中心的积聚 、整合,影响相关区域古玩市场布局、结构与相关内涵 ,始出现不同程度承袭、演变与整合 、重组。 (2)随着时代变易及社会机体蜕变 、更新 ,晚清上流社会收藏阶层开始失去权力、利益保障而趋于中落。为生计及其他目的需要 ,其所储备之大量艺术精品开始进入各级、各层、各批次古玩市场。如“甘肃马彤卿席 ,其家六百年所蓄珍玩 ,辛亥革命十九散佚 ,不二十年孑遗都罄。此皆 (景 )志伊所交游戚好 ,比客居长安而积致之 ,而散失之者 。”①率多出现以 “清室某遗老”、“上等古玩 ”等语为题的推介词[ 1]。 (3)部分军政要员及富商大贾凭借权力 、实力,成为新的收藏者与左右市场之中坚。此阶层部分人为附庸风雅 、积累财富 、炫耀地位及社交需求,每不惜巨资投资艺术品类 ,或藉权力实施强制收藏,此举为古玩业兴盛 、活跃注入活力,俨然一种新时代风尚 。 (4)辛亥革命后,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使重要区域古玩市场与海外艺术市场有机联系较前更趋紧密 ,海内外公私文物机构、个人或相关收藏群体往来中国频率加强,总体人数不断增多。致 “外人蓄意收集中国古物,国人营之者亦多销行外国 ,可得厚利 ”[ 2] 351 -352,造成 “古物出口络绎不绝 ,动辄数十箱之多 ”①。这一趋势虽造成中国艺术物品短时间大量流失,但客观上却加快了中国艺术品输出节奏及融入国际艺术市场的历史进程。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 “西安及其附近地区浓缩了中国的历史,一位古文物收藏家很难找到比它更好的古物中心了 ”[ 3] 313。故而西安古玩市场成为海内外收藏家争先青睐之地 ,主要表现为:

市场布局形态基本未变 ,仅为部分区域之调整、变化以及新店铺之增多与经营人结构体之些许变化。

辛亥革命前 ,西安古玩市场除辅助性之鬼市 (早市 )、典当行、钱庄、银号外 ,主体市场主要有三个区域:(1)毗邻前陕西巡抚衙门及回民古玩商聚居区域的鼓楼北大街一带的北院门地区。 (2)毗邻前陕甘总督衙门和西安汉民古玩商及汉民士绅阶层主要聚居区域的南院门地区。 (3)依附西安通衢枢纽钟楼以东 、以南的相关老市街地区②。三大市场区域中 ,以鼓楼大街为纽带贯通的南、北院门古玩市场最为重要。即就此两大古玩市场来说 ,则南院门古玩市场规模最大 。其承晚清余绪 ,围绕陕甘总督衙门政治中心 ,有世居此地众多世家大族 、富绅阶层之经济依托,且地近梁家牌楼一带金融银号区及粉巷东、钟楼南典当区,故能形成以陕甘总督衙署前广场为中心 ,东至五味十字 、西至甜水井、北起马坊门 、南到卢进士巷之偌大市场空间。

辛亥革命后 ,虽满清两大衙门失去往日政治枢纽功能,但随之而来的北院陕西督军府及南院秦陇复汉军兵马总都督府的迅速填充 ,故使围绕新政治中心而滋生的南 、北院古玩市场格局基本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不同者,首先是上述两大地区古玩店铺 、古玩摊贩及市场行为人数量意义上的增多。以古玩店铺为例 ,入民国新开张者约有十数家 。著者如位于鼓楼北大街由回民李二 1914年开设的积盛斋;位于南院门由陕甘总督衙门退役军官张世杰 1912年开设的荣茂斋;位于南院门由杨幼石 1913年开设的研古阁;位于南院门由合阳梁秀英开设的良简斋等 。据采访参与民国西安古玩市场之阎秉初、刘汉基、李长庆等人,均谓光绪末两地古玩店铺总数约有 20余家 , 1927年前增至 40余家。其次,除古玩店铺、摊贩与市场行为人增多外 ,北院门古玩市场在 1912年后有逐步向鼓楼南及西大街蔓延倾斜趋向 。如同、光间由西安著名回民古玩商苏六 (兆年 )、苏七(亿年)兄弟开设于鼓楼北大街的 “永和斋 ”古玩铺,入民国后解体,其裔苏桂山始在毗邻南 、北院门西大街开设 “敬胜福”古玩店 。而晚清以降聚集在钟楼以东、以南相关市街的古玩店铺及古玩摊贩 ,则随 1912年后西安东北隅满城的拆除与北大街 、东大街的贯通而间断出现散点渗透与散点转移现象 。 1915年后,因北洋系陆建章督陕 、占据北院 ,横征暴敛之影响,北院门及钟楼东 、南古玩市场店铺 、摊贩及其他市场行为人始渐次流向南院门 。其三,与店铺 、摊贩及其他市场行为人趋向南院门流动变化呼应,此时古玩店铺规模及内部装饰亦有增大 、求新趋向 ,参与市场经营人员结构 、文化水准亦发生变化。先是晚清以来以长安、蓝田及传统商人为主体,融合部分中小知识分子商人群体的经营人员结构发生裂变,始渗入军政要员及经济、文化底蕴较厚之泾阳、三原、合阳等地具有较高文化水准与一定鉴赏水平的古玩商与一定经济实力之富商阶层 。 1926年前后 ,这种裂变愈加明晰 (参见表 1)

2.店铺、地摊、寄存、流动性、隐性市场经营结构体保持有更浓郁的原始性 。

推及此期西安古玩市场经营形式 ,可分店铺、地摊、寄存 、流动性、隐性五种 。其第四种往往与其他四种混结,有较强不稳定性 。第五种又往往包含第一种 。换言之 ,第一种行为人在第五种之中往往占较大比例。然无论如何 ,后四种均与第一种存在着较强依附性 ,是其主要供货渠道与合作群体。惟五种形式之店铺经营一种,较京沪地区始终处于弱势 。关乎此 ,可从最高峰值时 40余家店铺数量及面阔多为一至二间狭小规模窥其一斑。较店铺经营,地摊经营有过之无不及,可视为西安古玩市场明晰特质之一 。此群体投资不多,行动自由 ,往往携包而来 ,铺地为摊 ,开合迅捷,成交频率极高。其货品丰富,索价低廉,累有“生坑 ”精品 ,稍见小利,即爽然售出 。每使买卖双方须臾间各择所需 ,达成默契 。与店铺经营者群体数量相较,地摊经营与流动经营系西安古玩行另一特色 。此群体往来迅速,成本较小 ,人数众多 ,是西安古物出土较多、经营者成分复杂 、文化素质较低 、以回民为主等特殊区域性质限制之必然产物。其数量,阎秉初回忆至少有百余摊点,刘汉基则云此类性质的回民古玩商至少有五、六十人之多。我们从美籍学者弗朗西斯 ·亨利 ·尼科尔斯及威廉 ·埃德加 ·盖洛《穿越神秘的陕西 》、《中国十八省府 》等著述中可频频见及他们的行踪①。涉及类似北京地区“挂货”性质的寄存经营,此时仍方兴未艾 。此种方式盖以人格信誉为担保,互动双方一般不须字据、担保 ,往往凭借口头协商 ,放心寄物,售出付钱。寄存者只需依常规或事前约定,支付予售卖方约 10%提成或佣金。与以上各种方式相较,隐性经营为民初西安古玩市场交易模式主体,其源于西安悠久深远传统文化根底及封闭保守经济落后现实,具有更浓郁的原始性 。

3.军政要人及高层知识界人士为主体的收藏群体暨新的市场行为人机体开始形成。

此期通过辛亥革命而获得重要地位的军政要人及高层知识界人士为主体的收藏群体 ,成为西安古玩市场重要市场行为人群体。如军界张云山始 “收集古董字画 ,因而馈赠盈庭 ”。至陆建章离陕,仅其从张云山处所勒索“古物田产房屋(就达)金银数百万两 ”[ 4] 58。另外 , “据传说他个人的现金、古董、烟土 、字画、皮货、珍宝价值三千万两。随从人员的财物 ,还不在内”[ 5] 847。与前者相比 ,新崛起的以高层知识界人士为主体的收藏群体,其主体渊源溯自晚清 ,主要有光绪中藉科举获得功名之一干人物 。入民国后一部分承接晚清余韵 ,继续充当重要市场行为人角色;另一部分则藉辛亥革命获取新职位而上升至中产阶级 。此阶层每与军政阶层杂糅,两者常通过鉴赏互动相链接。前者凭借精湛鉴赏水平,往往耗资无多,却获益良多。就收藏品类来说,每侧重品质较高之书画、碑帖、古籍善本及钱币、瓦当与带铭文铜器等。如于右任以碑石、古籍收藏闻名海内 ,其“鸳鸯七志斋”藏石数量、精品,除端方外 ,近百年海内无人可比。西安收藏巨擘“阎甘园明经善指画山水 ,尤能鉴定金石 ,富藏弆,泉布 、镜罍 、瓦砖、墓志、造像凡数千种”[ 6] 4192 -4193,其中字画 “佳品甚多 ,几如行山阴道上 ,目不暇给 ”[ 7]。富平武钧 “工于书 ,博闻强识,鉴别书画碑碣古玩 ,遇可珍,不惜重金以购之 ”[ 8]。 1915年 2月 24日,郭蕴生 、张扶万及古董行苏回、冯两姓 (与 )阎甘园鉴定收缴的钱姓所藏古玩,百余件物品中碑帖书画占 80%以上。其中 “淳化阁帖 ,系未泐本。共十册。为其中之最。”另 “马子贞画二尺长 ,横幅,密松浓高约寸许 ,纸隙为满 。马君以画松著名,此幅得意之作也 ,又张春峦藤花一幅,亦有名 。”而以书画闻名的长安刘晖(春谷)偶与友人雅集 ,随意出示数件藏品,即令四座皆惊 。 “又出新莽时金错刀钱一 ,文作小篆 ,一刀二字,用黄金填起 ,下平五千字,言值五千文。长不逾二寸 ,厚约三分,古色黝然,篆文匀细工整,吉金中至宝 。又出夏币一 ,一面 `安 '字,一面 `安邑 ' ,真迹也 。”①

凭借相对优越之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 ,上述两大阶层对西安古玩市场动辄产生重要影响。如民初西安藏界盖以阎甘园为领袖,各藏家惟观阎氏所好确定收藏方向,若阎氏某段时间喜购瓦当、造像,则数日之间,此两品价位必生显著变化 。至军政阶层,尤可左右西安市场 ,波动之力 ,令人咋舌 。如赵城张瑞玑嗜好收藏,“南北停战,由双方公推入陕划界。曾指靖国军为匪 ,于右任发函诘其纳陈(树藩)(贿 )赂 。”且云:“闻执事将去矣 ,长安市上古物字画 ,为之腾贵 ”[ 4] 421

1921年前后 ,陕西军事频仍,军政界收藏蔚为风气 ,著者有张钫 (伯英 )、胡景翼 、郭坚 、胡景铨、何遂、党毓昆、李涵础 、高又明等。他们率皆巨手,每直接、间接参与市场,箧中藏物,直可充溢 。张钫之唐代墓志、胡景翼之碑帖书画 、胡景铨之青铜器与汉印 、何遂之瓦当、党毓昆之青铜器、李涵础之碑帖古籍 、高又明之书画碑帖… …均堪为翘楚 。张扶万 1922年 2月 22日 《在山草堂日记》云:“近军人喜买帖习字,陕土匪郭坚以能书 ,每为人题字。”又 1929年 12月 14日毛昌杰《君子馆日记》记:“王君子立来谈 ,以刘根造像记属题 。此君皖人, (胡)笠僧(军)幕下客 ,颇富收藏 ,今日为题跋之 。”

4.世家庋藏及地下文物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成为此期西安古玩市场持续发展之前提和招牌 。

陕西为周秦汉唐故地 ,文物鼎盛 ,庋藏艺术文物之世家大族数量众多 。就西安而言 ,三代以上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丰富收藏的世家大族至少百余家。著者如湘子庙街赵家、城南宋家、西大街席家、陈家巷王家 、莲湖公园双旗杆李家等 。其他与西安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关辅世家如三原东里李家、泾阳吴家、姚家、柏家、焦家 、宝鸡党家 、凤翔周家、岐山宋家、咸阳李家、户县王家 、板桥常家 、渭南赵家 、严家等尚不包括在内。上述世家大族凭借各代精英传人着力搜集,鼎彝簋盘 、宋瓷明画等蓄集丰富 。如 1934年 4月 《西京金石书画集》第一期载 ,湘子庙“赵元中… …精金石考订之学,收藏之富 ,为东南达人所推服。尤精山水,著有物物山房诗文集 ”。党晴梵 《华云杂记》上卷又记,岐山宋家“擅楼阁花木之胜 ,有书十万卷 ,牙签宏富,为关辅冠 。尤搜罗三代铜器,不下数百余事。其中最名贵而富有历史性者,即大小盂鼎 ”。 “宋之来鹤亭,多搜集三代铜器。姚之百瓶轩,专藏古瓷。赵之物物山房 ,法书名画 ,金石文字,琳琅满目,更美不胜收 。”[ 9] 10 -22

因西安地上 、地下文物资源丰富 ,稍有佳品出现 ,立引购者盘桓 ;或稍动土见周秦鼎彝 、秦汉砖瓦 、汉唐陶俑等,便致海内骚动。倘一旦漂流出境,旬日间将致京沪同类古物价格为之波动 。如 1911年以来 ,华阴庙王到村连续出土“与华无极”、“与华相宜 ”等品类汉代瓦当累计万余件,促使西安古玩市场瓦价迅速低落。又1920年左右盗墓出土墓志引起海内外藏家重视,购者增多 ,价格速贵,即拓本价格亦随之飙升。毛昌杰《君子馆日记》1920年 5月 13日记 :“桓卿处见魏元诠 、元略 、元彦(新出元氏志共三十八种)诸墓志 ,均极佳。元诠志据云十二元之代价。新出土之品 ,如此之贵,甚怪。”张扶万 《在山草堂日记 》1923年旧历正月二十五日所记透析新出佳品价格:“(南院门)市上见袁桐 ,字勤甫画,五尺纸 ,怪石丛兰,索价二十四元。又新出之鲜神所食瓦当 ,价十元。”而 1921年前后 ,西安以西周塬曾出西周青铜器窖藏,朝见器物,至夕已为京沪古玩市场知晓 ,挟赀来陕者,遂溢道塞门;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党晴梵《华云杂记》下卷辑录《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 》一文因之喟叹 :“详检清代各家金石著录,周秦铜器,多出于陕西 ,历年所获,曷啻数千。”[ 9] 5

5.古玩输出途径、方式及海外公私收藏多元参与对西安古玩市场造成巨大影响

民初西安古玩市场古玩输出途径繁多 ,主要有 4种:(1)通过店铺经营直接输出 。 (2)通过店铺行商或掮客、商贩等运至京沪等古玩市场高价输出。上述两种途径为民初西安古玩市场主体输出途径 ,输出者与被输入者每有较长时间商业关系 ,形成错综复杂 、人欲横流之商业链 。 (3)京沪古玩商或收藏巨擘亲来西安进行现场收购 。如北京尊古斋黄伯川、延古阁赵鹤舫 、陶古斋曹旭深 、大吉山房祝续斋,上海来运公司、鑫古斋、崇古斋 、恒益山房等。收藏名家则有康有为、傅增湘 、陈万里 、侯鸿鉴、鲁迅等人。 (4)日本 、欧洲等海外公私收藏机构、古玩商长期派人坐镇西安或直接派人来秦进行交易。如日本山中商会 、江藤涛雄、早溪氏 、足立喜六及大仓、高桥、三井等洋行,欧美则有美国宾大博物馆卑士薄(Bissbuy)及哈佛大学阜格美术博物馆华尔纳(Iangdonwarne)、翟阴等人。如此繁复的输出网络,造成陕西文物瑰宝无限制流失 。由于无行之有效的国际性法律 ,外商甚或致函中国税务处与中国海关,称输运中国古物盖为 “各该国博物院陈设 ,并非售品,要求免税 ”。而中国 “海关以向无专章, (竟)不能禁止 。”①固使 “重大器物之盖藏于地者 ,偶有出土 ,非秘藏不宣,即盗运外售。历史失研究之资料 ,国际贻莫大之耻辱 ”②。张扶万 1915年 2月 25日 《在山草堂日记》云:“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 , (阎 )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 ,高者可售万元 ,女像发髻工者尤贵 。”

关于西安古玩市场流出古物途径和指向, 1931年景志伊为《叶语草堂金石文字存考》题跋指出:“往岁流转平津 ,见故人三六桥多所收珍玩,十五六皆有张芥航井河督家款识。见吴平轩所搜古兵器七百余事 ,十三四皆陈斋得诸长安贾者。”无独有偶, 1923年汉口“日信银行陕西支部 ”曾频繁在陕进行古物收购活动 ,导致西安古玩市场“秦汉瓦当遂为缺货,汉唐陶俑价位一跃攀升”③。

应当看到,此时西安古玩市场古物输出地点、途径、方式及其他输出指向 ,除节奏加快 、周期缩短等新变化外,基本状况与晚清无异 。然就社会观察一途,无休止 、无节制、无规范的输出态势造成对中国古物生态资源的强制破坏,却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指斥:“残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 ,可悲也已 ”[ 10] 34。惊呼:“如不速筹所以保存古代之法,恐不数十年,吾国之古物不觅之于异国之博物馆 ,不复得其髣髴矣 ”[ 11] 256 -257

在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内务部 1912年 12月拟定 《古物保存暂行章程 》。 1913年 12月 27日 ,税务处致内务部总长“二年税字第八★四六号”公函,要求采取措施制止古物盗运出境,认为若“长期漫无限制,深恐一二年后 ,所有中国之金石书画,一切古董,悉为外国所吸收。若不从速设法取缔 ,殊非保存国粹之道 。”1927年 3月 26日 ,大总统再令税务处妥订 “禁止古物出口办法,饬令海关切实稽察 ,以副政府范古模令,力维国粹之至意”[ 12] 188。同年 8月,内务部又专门致送税务处公函 ,明确规定, “凡非现时制造及一切普通应用之商品 ,即可视为古物 。例如三代之彝器 ,秦之权,汉之瓦,两晋之砖,魏齐隋唐之墓志 、造像 ,宋元明清之官窑陶瓷等,人人固皆知其宝贵,下至两汉、六朝殉葬之土偶、冥灯、牛羊驼马等物,以及宣德之炉器 ,非甚古 ,洪宪之瓷 ,年亦至近 ,诸如此类,虽非珍奇 ,均不得与通商品视同一律。”[ 12] 1891928- 1936年,具有政府行为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及《古物保护法 》等一系列法令 、条款亦随之问世。上述措施之确立,限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实施状况不容乐观。而在偏僻遥远的西安地区 ,这种实施收效甚微。

聚焦民初西安古玩市场相对繁盛历史区间 ,主要在 1912- 1916年前后 。及靖国军起 ,战事频仍,军人劫掠文物事遂肆意横生 。加之 1926年 4月起 ,镇嵩军刘镇华围西安年余 ,城中乏粮,死尸枕藉 ,此前以来陕篆又频频更易 ,苛捐杂税一日数生 ,钱币制度混乱不堪①,使 1915- 1927年间西安古玩市场起伏较大,不能形成相对良好市场氛围 。至最低落之 1926年 ,城中古玩商肆几乎全部关闭,古物价格突降 ,率意流失现象遽增 。如 1931年毛昌杰为柯莘农“汉益延寿砖”题跋称此砖 “至可宝贵 ”, “荒年以贱值售于人,先运沪上 ,今日度已渡海而东矣 ”。陕西省政府秘书主任毛昌杰为求生计 ,忍痛搜罗所藏珍贵字画 “二十余件,交雷振之带圣公会托卖 ,价值甚低 ”,冀望“或能出售一二件 ”[ 7]

6.承金石考据余绪之古玩商收藏、著述风气仍未稍减。

承清末金石考据收藏 、著述余绪 ,此时西安古玩商收藏 、著述之风仍未稍减 。主要表现在光绪以来历史悠久、实力较强、交往广泛 、品味较高的文化古玩商群体中。如和茂永创设于光绪末,资本为郑鹤舫之父于慈禧来陕时将南大街某当铺出档朝珠数副售予内府太监弥补急用所获巨资。民初以来 ,郑鹤舫倚靠先父基业,广收秦汉玺印、周秦铜器与三彩 、书画 ,获利不菲。宋伯鲁《知唐桑艾》称其“雅号博古,尤喜藏汉印 。十余年来 ,所收至百余方 ,皆精好无损 。朱拓成帙 ,复请李君幼鹤抚其纽于旁 ,俾观者睹其文而辨其形,视冯晏海氏所收虽不逮 ,其富而其抚写之精则有其过之”,遂拟 “石印流传 ,俾好古者 ,家置一编”②。故请罗振玉署签,景志伊作序,罗振玉 、宋伯鲁 、毛昌杰、李幼鹤题跋 。景志伊赞曰:“洪氏有言,得黄金百如视涕唾 ;得一汉刻津津然辍寝罢食。嗟夫 !此士夫学者之所甚难而鹤舫能之 ,余滋愧矣 。”③与和茂永双埒,创设于清代中期的翰墨堂经数十年经营,至 1921年前后达到鼎盛。其藉经营碑帖拓本便利,所藏宋明拓本、敦煌卷子及宋明清诸大家书画数达千件(套 )。 1927年 6月 21日毛昌杰 《君子馆日记 》载其仿 《石墨镌华 》体例辑所藏古旧拓本并请毛昌杰题跋事。

二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西安古玩市场 (1928- 1937)

1927年 4月 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西安古玩市场得到长足发展 。先是 1928年 12月 ,冯玉祥为利用陕西文化资源,发展西安经济,曾命西安市长萧振瀛将西安钟楼东南隅开元寺 “长乐商场 ”辟为 “古物商场 ”[ 13]。惟因 “西安古董商多恋栈于南院门一带。迟迟未动 。冯氏遂改将原来的苏扬帮妓院 ,均迁入其中 ”④。及冯氏离陕 , “古物商场”遂自行销解 。 1928年 9月至翌年 9月,陕西发生特大旱、蝗灾害。在大灾面前,关中饥民因无法生活 ,只好铤而走险 ,遍掘古墓,求出土文物售于市而苟活 。据陕西省教育厅 1933年12月粗略统计 , 1931- 1932年仅渭水北 10余县数百里间,惨遭盗掘新老坟茔即达千余座。 1933年春 ,前陕西民政长宋联奎列西安郊县盗掘状况致书陕西民政厅长王幼农 ,慨谓 :“闻人言高、张各家及红十会某人坟又被掘 ,而正月二十间 ,邹应龙侍御坟亦两次遭厄 ,此外无名者不知凡几 ”⑤。野蛮残酷的盗墓狂潮 ,不仅使无数珍贵文化遗产瞬息之间毁为一旦 ,且极大伤害了富有孝道传统的中国人的心灵,并促使京津沪宁古玩商闻风而来,以廉值搜购陕西文物 ,造成陕西文物空前剧烈的大流失 ,亦对整个中国古物输出节奏 、输出规模产生极大影响 (参看表 2)。王幼农 《掘墓叹 》诗谓 :“渭北坟墓悉被掘 ,狼藉满地不忍视 。平津估客竞相趋,金玉珠翠争利市。子孙哭诉长官前,一案未获法令弛 。讵料斯风又南来,省垣左右亦如此。”

大灾面前,不仅无数灾民参与掘墓狂潮寻求生存,即使世家大族为谋生存,亦忍痛以廉值出售数代珍藏。毛昌杰 《君子馆日记》 1930年 1月 18日载,赵乾生裔孙赵叔扬托毛向其学生赵守钰兜售书画诸事,正其一例 。为打击盗墓 ,稳定市场 ,防止古物流失 ,国民政府以及陕西省政府相应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在诸种措施压迫下 ,陕省盗墓狂潮得到有效遏止 ,非法贩卖珍贵古物案例明显减少,市场秩序亦得以迅速平复。如1934年冬,兴平县三家庄五邦村吴良管、翟墩台赴周至县终南镇为人打土坯时发现唐窖藏一处 ,出土鎏金熏炉等金银器 12件 ,旋以现洋 1 700元将其中两件鎏金熏炉售西安回坊古玩商马少甫 。复由北平古玩行李竹君经手 ,再售张彬卿、陈鉴塘,每件售款达 8000余元 。后因利益问题发生控案,经陕西省政府责成陕西考古会查处 ,避免了珍贵文物的再度流失 。又 1933年 4月 21日 《新秦日报 》载《古董商钱锦涛大受检查搜出古金鼎一对恐与咸阳窃案有关》新闻:“本省大灾连年 ,一般饥民 ,铤而走险,致各县抢粮劫墓事件,所见不鲜。值兹青黄不接之际,此项盗风较前更形猖獗。然各县劫墓犯,将所劫之各种古物,多售于本市。前次有咸阳某 ,适遇此事 ,告发于省会公安局,嗣经该局侦缉队长吴仲各处探查 ,兹悉马坊门东来栈西一号钱锦涛者,收买古董处,搜出金鼎一对(虽然尚不明 )及宝贵物品甚多 ,究其来源 ,诚与咸阳劫案有关 。”

与严厉打击盗墓 ,稳定市场秩序的同时,陕西省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西安城市建设、发展经济 、繁荣文化 ,为西安古玩市场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如陇海铁路开通前,西安古玩市场秦汉瓦当、古钱币、唐三彩、佛道造像等均极低廉 。常品瓦当如 “长乐未央”、“长生无极 ”等价位不敌京沪市场十之二 、三 。因此 , 1933年 2月 ,徐森玉曾促使北平研究院徐炳昶抓住时机为研究院购买瓦当 ,并认为 “此物在此间价尚廉 ,出关外,即索高价。火车再通后,价将突高”,而“在此地购买 ,如果有三五百元,即成钜观 ”①。及陇海铁路开通 ,西安古玩市场常品瓦当“长乐未央 ”、“长生无极 ”等价位迅速飙升 ,至 “西安事变 ”前,瓦当价位几与京沪市场平齐.

观察以收藏家为主体古玩市场行为人结构 ,知此时一批收藏新秀已脱颖而出。海外以德国芬茨尔(Fenzelr)、英国罗士(Ross)等为瞩。其中芬茨尔(Fenzelr)注重汉唐陶俑及唐三彩等雕塑性物品收藏 。罗士(Ross)注重陶器、瓷器等物品收藏 。国内则以李问渠、党晴梵、景志伊、柯莘农、谢文卿、宋云石等人为著。1931年景志伊为柯莘农《叶语草堂金石文字存考》题跋 :“物皆聚于所好而其散坏也亦由之。江苏李问渠好古书,聚明清两代闻人手札数千通并宋元旧椠与庐服器,一旦比于绛云一炬。”陈直 《秦汉瓦当概述 》更称:“近五十年来 ,西安藏瓦,以谢文青(卿 )为第一 ……次则安康宋云石 ,惟汉三年八字瓦,即宋所藏 ”。[ 15] 385

论及古玩店铺消长概况,据笔者调查资料 ,民初西安古玩店铺总数为 40余家 ,至 “七七事变 ”发生 ,总数达 60余家,新增加者有十余家之多(参见表 3)。这其中尚不包括来往快捷,难以计数的古玩摊贩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市场行为人.

与此同时,陕西省相关机构还在积极发展文化建设同时 ,注意打击走私与保存古物关系之协调 。如1934年 2月 14日陕西考古会张扶万 、李子毅、王卓亭 、寇胜浮、梁午峰等联名致函陕省主席邵力子 ,呼吁成立古物保存机构 。与之呼应,白集五 、马仲良、马羽鹤、刘汉基等还受北京、上海古玩同业公会影响,鉴于西安古玩行业封闭落后、不相往来等弊病 ,为团结同人 ,扶危济难,共同发起组织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轮子会 ”组织,确定将 “互通信息,互释疑难,团结友爱 ,互助合作 ” 16字信条作为 “轮子会 ”纲领 。消息既出 ,大获赞同 ,各商及诸藏家纷纷参与 ,市场风气为之一振 ,收藏道德再度成为人们谈论遵循的焦点。阎秉初回忆 :“轮子会虽系自发行会组织,但参加者均主动约束自己 ,彼此间相处和谐,扶危解困与相互释难之风弥漫市场 ,大得京沪古玩行同人赞同。”[ 16]

三 、抗战时期的西安古玩市场(1937- 1945)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西安虽系后方,惟因日机频繁轰炸 ,导致经济衰退 ,市场冷落。商人无心顾及古玩经营 ,市场营业指数低迷 ,进入民国西安古玩市场历史低谷 。空袭中,南院门研古阁 (轩 )被日机炸毁,损失惨重。北院门鼓楼北回民古玩商铺多有损失 ,诸多店铺被迫关闭,店主、店员至郊县农村避难,市场经营陷于停顿 。大轰炸后,虽敌机仍有多次袭扰 ,但因地方政府组织防空措施得力 ,此前西京筹委会张继、龚贤明等又对西安文化多所扶持,故躲避乡下之古玩商始能逐渐回城 ,诸多店铺旋即开始营业,从而保证西安古玩市场在战时尚能基本维持。 1940年后,大批沦陷区人士来陕及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中研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并“国军”、“盟军 ”军人等诸多市场行为人对西安古玩市场的分段介入,促使西安古玩市场出现短暂繁荣。应对新的市场需求 ,此期相继开张古玩店铺有青门美术供应社、文宝斋 、九鼎斋、古秀轩 、悦雅山房 、阎瑞臣等 ,总体布局仍集中南院门 (参见表 4)

此期西安古玩市场经营以 1940- 1945年前后五年最为活跃,特点为 :(1)古物收藏购买者多为沦陷区及陪都重庆来陕避难 、考察旅游或公干服务之学者、艺术家、官员并各类收藏家与称作“盟军 ”之美国人,购买品类以瓦当、陶器、三彩 、铜器 、碑帖为大宗。艺术家如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及李丁陇 、赵春翔 、关山月、郑振铎等,军政界以张继 、祝绍周、关麟征 、王维一 、胡景铨、高桂滋 、马青苑及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克莱尔 ·李 ·陈纳(ClaireLeeChennault1893 -1958)等为著。 (2)在原有相对固定收藏群体机构中渗入从沦陷区避难入陕学者、艺术家及相关阶层人员成分。如前述王子云 、陈纳德、王维一 、胡景铨、马青苑等。另绝大部分为本土藏家与外来藏家两相混合之新收藏阶层 ,著者有谢文青、李问渠、刘军山、张靖、景志伊、柯莘农 、宋云石、陈直 、沈次量、薛定夫、程仲皋 、白集五、陈尧廷等 。其中谢文青与宋云石以瓦当为主 ,薛定夫以钱币 、造像为主 ,柯莘农以碑帖、铜器、书画为主,张靖、景子伊、程仲皋等则以碑拓书画及古籍善本为主,白集五 、陈尧廷尤青睐造像 、玺印、书画、古籍善本等。又柯莘农更建 “半园” ,著 《叶语草堂金石文字存考 》凡 35卷 ,收集所储钟鼎彝器 、秦汉瓦当 、宋明旧拓、名家书画几近数千余件。 1931年景志伊 《叶语草堂金石文字存考 》序称 :“柯子莘农与我同好,独能旁搜旧有,手抚墨踪,虽其物已散之四方,存灭听之天数 ,而形去神存,长留耳目 。追踪刘 (燕庭 )、吴 (斋)、陈(介祺 )、端(方)获古长安,籍名不朽,岂独贤于烟云过眼,仅此为助我秦人张目已哉 ,况乎是正文字 ,功在学术也。往者不可见,来者不可知,傥其万岁,亦犹旦暮之无常乎 ?是戋戋者 ,可胜喟耶 ,其可胜喟耶?” (3)受沦陷区等地广告媒体传播 、室内装饰设计 、建筑风格等新时代风尚影响,西安古玩市场始现具有专题意味及新时代气息之新古玩商店如青门美术供应社等。店铺装饰始用玻璃门窗 ,部分店铺装有 ,有些店铺如青门美术供应社等还积极链接书画市场 ,进行商业性质的书画展览活动。(4)京沪等地古玩商参与西安古玩市场之经营活动 。著者如居住曹家巷柯莘农旧居的原北平炭儿胡同大泉山房经理高少穆等(5)1940年扶风任家村 “梁其 ”器青铜窖藏百余件青铜器骤然发现 ,致平 、津 、沪 、宁等地古玩商纷纷来陕,形成空前的 “青铜热” 。如梁其家族所作铜钟,刻铭 10行 77字,具重要历史价值,先由西安古玩商某贩至上海,暂归卢吴公司,后在卢芹斋主持下为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收藏。

四 、抗战胜利后的西安古玩市场(1945- 1949)

抗战胜利后 ,因盟军及外地来陕各类市场行为人即将离陕求购纪念品之需求 ,西安古玩市场再度出现短暂繁荣 ,持续至 1947年前后 。这一时期西安古玩市场更加趋向多元化与专业化。这种粗具“四化 ”规模的新特色 ,一是在新古玩店铺的再度增加及重要市场行为人与具有一定品位收藏家的快速递增和市场行为人结构的更趋合理等方面。重要店铺有 1943年阎秉初开设的艺苑斋及 1948年白集五、阎秉初、李长庆 、李博学合股的西安艺林文物商店。至于具有一定品位的收藏家数量,据 《西安市 1950- 1952年文物义展会捐献文物表册》(原件藏西安党顺民先生处 )及相关资料统计,推测至少在百人以上。至于重要艺术市场行为人数 ,则或更多 。这些人员军政、学校、工商 、医疗与艺术等各阶层,群体结构趋向合理,不类其他三个时期而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时期 。二是店铺名称的时尚新潮及趋同艺术经济规律的股份制的出现 。如前文所述“艺苑斋 ”店名及 1948年白集五等人合股行为。三是店铺装饰的现代化及具有现代意味配套设施的完善与优质服务的推行 。如各家店铺普遍装置、使用电报通讯 ,门市窗户普遍安装玻璃,有的店铺地面还铺上花砖、水泥,屋顶装置有上海的新式灯具,店员文化水准普遍提高,新招收的店员文化程度至少应在高小以上。部分店铺还注意招收懂外语的店员 (如古庆轩招收懂外语的店员长才等 )。有的店铺尚模仿京沪博物馆陈列及古玩市场时尚 ,将店内古物按博物馆方法陈列布置 ,加附灯光及美术衬景 ,或陪同客商跳舞、唱歌 ,引导参观名胜古迹及其他服务。此外 ,各家店铺还注意与相关部门链接,注重售后服务及输出古玩的包装 、保险等。金银器皿 ,各种装潢。钟表眼镜,新式绒盒 。”此举措颇得各古玩店铺赞同,纷纷邀请其参与商业合作 。四是收藏家投资 、鉴赏及研究等新的收藏意识普遍增强 。据 《西安市1950- 1952年文物义展会捐献文物统计表 》,此时各藏家收藏品类普遍注重西安地区常出西周青铜器 、秦汉钱币砖瓦、北朝造像、汉唐陶俑 、唐三彩、耀窑瓷器等 。值 1947年通货膨胀 , 1948年实施币值改革,金圆券贬值 ,这种重点收藏倾向更趋强烈 。与重点收藏同时 ,各家尚注意不断调整藏品,遇不适意或多余藏品 ,多通过各级、各层次古玩市场交易实施调节 。与重点收藏及适时通过市场杠杆调剂相呼应 ,部分文化、艺术品位较高的藏家尚多注意藏品之鉴赏 、研究 。如陈直 、刘军山、薛定夫 、沈次量、陈尧廷 、白集五、李问渠 、曹仲谦、段绍嘉、王子云等均有著述问世。而陈直《摹庐藏瓦题识 》、刘军山《潜旭草堂长安雅陶考 》、薛定夫《金化经 》、陈尧廷 《十二人家藏印 》、王子云《秦汉瓦当图录 》等 ,不仅主题准确 ,且体例科学 ,具有一定学术意味。五是趋同此时艺术市场主流推介方式---艺术品展览 ,将藏品以展览形式向社会宣传、推介 。 “万国牙医室”吴187云樵两次举办古物展览,展品 2 000余件①。展览方式趋同博物馆与书画展览模式 ,融展示、交易 、宣传 、推介于一体 ,又附自印宣传册、门票 、请柬 。在十余天展览期内,观众达万人,成交额近百万元(国币),产生了较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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