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文本中的“宓妃”形象：从下女到女神

宓妃，一作“妃”或“伏妃”。现存文本中，“宓妃”最早见于屈原《离骚》。由于时代、社会与文学评价体系的不断转变，从《离骚》所属的战国时期，至《洛神赋》所在的魏晋时代，“宓妃”形象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建构，其从屈原笔下“康娱淫游”的下女转型为曹植笔下“仪静体闲”的女神，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元代卫九鼎《洛神图》（局部） 资料图片

康娱淫游的宓妃。王逸《离骚经章句第一》说“宓妃佚女，以譬贤臣”。以宓妃为隐士，以灵均求宓妃为“求隐士清洁若宓妃者，欲与并心力也”之意。然就《离骚》文本观之，王逸对《离骚》中宓妃的解读不免偏颇。《离骚》写宓妃曰：“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E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王逸《楚辞章句》注言：“宓妃体好清洁，暮即归舍穷石之室，朝沐洧盘之水，遁世隐居，而不肯仕也。”又云：“宓妃用志高远，保守美德，骄傲侮慢，日自娱乐以游戏自恣，无有事君之意也。”其以宓妃用志高远，保守美德，唯与灵均道不同故不相谋而已。然而“纬E，乖戾也”“淫，私逸也”。“纬E”“骄傲”“康娱”“淫游”都是贬义词。且彼时屈原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于《离骚》中频以汤禹、武丁、周文等前圣为则。因此，神女如宓妃之属并不符合屈原道德价值评判体系。

《离骚》中另有数语值得注意：“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这段文本出现于灵均求女前，而《离骚》中两次涉及“淫游”一词，一次用于夷羿，一次用于宓妃，实非巧合。屈原对太康五子、夷羿及浇等一系列行径极尽鞭笞，以“康娱”“淫游”谴责其行，而他在责难此数子后，又以“淫游”“康娱”描述宓妃，可见他对宓妃持否定态度。

依违两可的宓妃。现存文本中对宓妃的记载，《离骚》之后便是《远游》、刘安《淮南子m真训》、司马相如《上林赋》、刘向《九叹愍命》。《淮南子m真训》曰：“若夫真人……驰于外方，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m，始也。真，实也，道之实，始于无有，化育于有，故曰‘m真’。”《淮南子》杂糅了儒、墨、法、阴阳数家之论，以老庄无为之道为精髓与主旨。高诱所谓“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其释真人之游，以雷公夸父为臣，以宓妃织女为妻妾，于天地间从容悠游，无所顾虑。真人既以宓妃为妻，宓妃自是合于蹈虚守静之则，虽不与儒家标准相合，却与道家之则相契，后世王逸注《离骚》以宓妃为隐士，或亦受《淮南子》影响。至司马相如《上林赋》，则第一次描写宓妃美貌：“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庄刻饰，便执略迹柔桡，妩媚弱。”青琴亦是神女，斯二女离俗出尘，美艳妩媚，辞人对其甚为倾慕。于秦末汉初黄老学说占据社会文化思潮主流之时，宓妃在文学写作中呈现出了与《离骚》“康娱淫游”不同的特质。

至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评判体系又使宓妃之形象承袭《离骚》而成为众所违弃之对象，这种影响一直贯穿两汉。扬雄《甘泉赋》有“屏玉女而却妃。玉女亡所眺其清庐兮，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羽猎赋》有“鞭洛水之妃，饷屈原与彭胥”。刘勰虽以扬雄此语为夸饰，却也映射出宓妃为其时所否定，而这种否定的背后，不仅是对儒家道德体系的墨守，也是对人性的压制。值得注意的是，扬雄又于《太玄赋》中有“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此赋是扬雄后期作品，在赋末扬雄表明“荡然肆志，不拘挛兮”之生命态度。以此可知价值评判体系的确立，不仅与时代有关，也与个体生命历程相关。至东汉张衡《思玄赋》则与《离骚》相类：“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欲求宓妃又觉其“浩荡”而弃之。

仪静体闲的宓妃。曹植《洛神赋》中的宓妃，糅合了其他诗歌与神话中的神女，如宋玉《神女赋》与《列仙传》中“江妃二女”之事，将这些神女之美质皆化入“宓妃”中，并统冠以“宓妃”之名，对宓妃从外形与内美两方面进行彻底改造。外形的改造自不必多言，所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u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宓妃之惊艳，成为后世文学史中美的代名词。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曹植对宓妃内美的改造：“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

蔡邕《述行赋》曰：“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实熊耳之泉液兮，总伊e与涧濑。”这是曹植《洛神赋》的先声。《离骚》中康娱淫游、美而无礼的宓妃，在曹植的笔下，却是仪静体闲、习礼明诗。经曹植改造后的宓妃，不仅拥有绝世之容颜，也拥有知书明理之内美，秀外慧中。然而，即便内美与修态兼具，诗人依旧是求不得，所谓“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宓妃只能于太阴之中寄心君王。《离骚》中之求不得在淫游无礼，而《洛神赋》中此因并不成立。

《洛神赋》虽托以宓妃之名，然其故事却是诗歌与神话的融合。《诗经周南汉广》有言“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临水隔江而望，对伊人心虽向往，身却不能至，这一境遇，与《洛神赋》相契。又《列仙传》“江妃二女”条记载郑交甫事，郑交甫见二女而悦之，赠与二女，二女亦手解佩与郑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这则人神于江边相恋而最终殊途的传说，亦可说是《洛神赋》的故事原型之一。曹植所谓“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观《神女赋》末尾，楚襄王与神女“欢情未接，将辞而去”亦是以人神相离为结局。因此可以说，在人神相恋这一类模式中，人神因道殊而分离是文学写作的特定模式之一。

汉末建安与魏晋时代对儒家道体伦常甚是淡漠，邺下文人集团以曹丕、曹植为领袖，与众文士间并无太多礼法束缚，其同游于酒酣耳热之时仰而赋诗，对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作用。然而儒家伦常早已渗透于社会意识中，士人们一方面有对于美之追求，对于任情而为之渴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因儒家伦常潜意识影响而产生的对自我欲望的压制。这便是应`《正情赋》所谓“余心嘉夫淑美，愿结欢而靡因”，“仰崇夏而长息，动哀响而余叹”，曹植于《感婚赋》中亦言“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因此《洛神赋》中，“余”对宓妃之情，既有心向往之的热望，又有因传统礼法而对自身情感的压制，而宓妃对“余”亦然。这种被压抑的情感通过文学写作而升华，因求不得而产生一种距离之美，更为感动人心。

另外，魏晋崇尚以悲为美，钱锺书《管锥编》言“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以悲为美总比以乐为美更为深邃而有意味。因此，曹植《洛神赋》以人神道殊为结局，也是在时代影响下的一种有意为之。由此，宓妃在唐前文本中从康娱淫游的下女而彻底转型为仪静体闲的女神，成为爱、美与纯情的化身，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