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很多人心中对清末政局都有一个猜想，就是如果清政府最后真的实行了君主立宪制，那么，中国会像日本一样，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一直传承下去吗？近日，经过翻阅清末的那段历史，终于找到了答案，清廷之亡是必然的，因为直至国运荡尽仍企图以欺愚之法，蒙混过关，不懂“舍权保位”，如此贪婪祸国的政权怎么可能长久呢？
清朝关于变法改革实行君主立宪的机会主要有两次，一次是著名的戊戌变法，另一次就是清末的仿行宪政（即预备立宪）。应该说戊戌变法时，中国各方面发展还不能适应君主立宪的要求，但如果逐渐过渡，也不失为最佳时机。而仿行宪政则是清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不得已而为之，时机虽不是最好，但如果能认清形势，还政于民，没准儿还真能续命保位。
清廷“仿行宪政”开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大臣的出洋考察，结束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武昌起义之际。这个阶段前后历时7年，经历了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光绪末年（1905—1908年）,为酝酿筹备阶段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慈禧太后在内外压力下，下诏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后改派李盛铎代替）、端方、绍英（后改派尚其享代替）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几个月后，五大臣向慈禧汇报考察结果，上书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这明显是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昏招儿，但却非常合慈禧的心意，所以，这个假立宪建议甚得慈禧赏识。后经御前会议讨论，按上述建议原则做出了“仿行宪政”的决定。
在实施“仿行宪政”的过程中，朝廷先颁布御旨，明确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还指出“因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待数年后预备立宪粗具规模，再定立宪实行期限。”明确了立宪总原则和总设想后，接下来，清廷又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时颁布的宪法，在删去了日本宪法对天皇权力限制的条款后，搞出了一部毫无诚意《宪法大纲》，只不过使君主专制皇权由“授命于天”，变成了“依法而授”。所以，这一阶段的宪政革命并为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阶段：宣统年间（1908—1911年），为假意实施阶段
《宪法大纲》刚颁布，光绪帝、慈禧就先后死去，溥仪继位，其生父载沣监国摄政。载沣上台后，为缓解矛盾，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的主张，并假意实施了几件具体事项。
第一件事就是敦促各省成立咨议局。咨议局虽然表面上具备地方议会的大概形式，也有一点名以上的民主权力，但在实际运作中，不论是清廷中央还是各地方大员，在紧要事件上根本就不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实际上，咨议局只不过是在清政府地方督抚控制下的，用以点缀所谓民主的舆论机构而已。
第二件事是成立资政院（国家议会）。资政院成立于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它成立后先后干了最大两件事：一件是通过了所谓的《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另一件是选举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资政院院章》规定议员的产生分为“钦选”和“民选”两种，各100名。钦选的也就是皇帝钦定的，民选的则由各省咨议局议员按10∶1比例互选产生，经督抚核准后，即能有效。清末的资政院虽有议员之意，却无议院之实，它只是清廷统治者玩弄立宪的装饰品而已。
《十九信条》是清廷为实行君主立宪颁布的最有诚意的一份法律文件，只可惜它颁发于武昌起义爆发之际，已经失去了意义，而且自身也有一些缺陷。《十九信条》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它在贬抑君权，伸张民权上有所规定。它明确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等。《十九信条》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但缺憾是，它在民众权利上并未作出有效规定。
清末最后的六七年，最高统治者就这样与国民玩文字游戏和权谋之术，最终反将自己玩进了万丈深渊，永远失去了“舍权续命”的机会。不过，就凭满清和慈禧做出的祸国殃民种种事端，满清也是必须要灭亡的，即使它真正推行了君主立宪，最终也将被人民落下神坛，丢弃到历史的垃圾场！（文/讲史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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