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境之旅：中印边境卡孜河谷考古记行!

从中印边境线上遥望喜马拉雅雪山。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两个亚洲国家，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历史。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造纸技术曾传入印度，而印度的茶叶、棉花、制糖术也很早便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求法取经的故事被明代人吴承恩改编成小说《西游记》之后，天竺——古代印度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西天”，充满着神秘和传奇的色彩。

中印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陆地边境线，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隔阻其间，全长约1700公里，大体上可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约650公里，从中缅边界的西端到中不边界东端，与喜马拉雅山南麓下的印度阿萨姆平原相接；中段约450公里，是我国西藏阿里地区与印度旁遮普邦、喜马偕尔邦和北方邦相接壤的边界；西段长约600公里，是我国西藏、新疆两区与印属克什米尔、拉达克相邻的边界。

中印边境山口景象。

行进在中印边境的山路上。

2007年8月，我率领一支考古队深入到中印边境中段我国境内的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地带开展考古调查，揭开了这片秘境所隐藏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秘境：圣地与圣人

位于中印边境中段我方境内的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曾经是两个神秘的古国——阿里象雄王国和古格王国的故地。象雄王国在唐代的典籍中被记载为“女国”，相传因其统治者均为女性而著名，其地虽然寒冷荒凉，但却盛产黄金，所以象雄的女王也被史书记载为“金氏”。象雄王国疆域极为辽阔，最为强盛之时据称曾占据了东起中亚、横跨西藏西部、北部，直抵西藏东部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都先后建立过不同的都城。象雄王国流行一种神秘的“象雄文字”以及一种以杀牲祭祀为特点的土著宗教——苯教，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公元7～8世纪时，兴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发兵兼并了象雄王国，藏文史书记载这段历史时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吐蕃王朝国君松赞干布为了吞并象雄，秘派他的妃子潜往象雄，妃子等到发兵时机成熟时，将秘信藏在镶有宝石的帽子里送出，松赞干布随即派出吐蕃军队一举将象雄击灭，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公元9世纪末，强大的吐蕃王朝由于内忧外患最终走向了覆灭，末代吐蕃国王的两个妃子为了争立其子为王而拥兵混战，其中战败的那支吐蕃王妃的后裔被迫远逃阿里，在这里与当地土王联姻，并建立起统治。从此，在象雄王国的故地上，又诞生了一个偏安的王国——古格王国。

中印边境线上我方的一个小村庄。

古格王国的创立，从一开始便以佛教作为立国之本，很快成为当时西藏西部的佛教圣地。在古格早期历史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一位高僧，名叫仁钦桑布（958－1055年），根据藏文史书《仁钦桑布传记》的记载，他于公元958年出生于古格的热尼，13岁时出家为僧，得法名仁钦桑布。仁钦桑布17岁（975年）时起曾先后三次赴克什米尔、印度等地求学，前后在外停留17年，跟随75位高僧学习佛教的显、密经论，当他返回古格王国时，带回了大量的显、密经典。史书记载仁钦桑布一生翻译、校订了显教经典17部，论33部，密教经典108部，这些经典奠定了后来西藏佛教的基础，从而他被后代尊称为“大译师”，后世将他所编译的密教典籍称为“新密”，而将在他之前翻译的密教典籍称为“旧密”。仁钦桑布的宗教活动不仅仅限于译经传法，在当时影响更大的是他在古格王国境内到处建寺修塔，当他第三次从克什米尔返回古格时，带回了32名克什米尔艺术家，修建和装饰了大量寺院与佛塔，为后人留下了灿烂的佛教文化。

在出发前往阿里的途中，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这段历史的许多片断：仁钦桑布的诞生地是在古格境内的热尼村，而他的父亲和其家族生活在古格的卡孜村，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曾经专门从克什米尔制作了精美的铜像带回到卡孜寺；他还在卡孜村为他父亲的十三个家族分别建立了十三座殿堂，史料中记载的这些地点都正好位于我们预定的调查区域——中印边境线上，尤其以其中的卡孜河谷最为著名。我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有什么样的考古发现？会找到和古格圣地以及仁钦桑布大师相关的文物古迹吗？带着疑问，更带着期待，我们一步步走近了这片秘境。

卡孜寺：断指铜像之谜

卡孜位于札达县波林乡，从古格王城的都城所在地札不让——也就是今天阿里地区札达县县城附近出发，行车约5个小时左右。一路上都是山路，越野车在山谷之间穿梭不停。眼前的景色也在不断地转换：从一片土黄色的土林当中跃上满是草甸的高原平面，又从高原平面逐渐向象泉河河谷底部抵近，河谷的两岸开始出现绿色的树丛，标志着海拔高度在不断降低。终于，我们在一片山谷间的小盆地停止了前进，前方已经再也无路可行。带路的藏族向导告诉我们，明天必须骑马，才能到达边境线上的卡孜河谷。当晚，全队扎下营来，我乘着落日前的最后一抹阳光观察了营地附近的一处小村庄，这个小村子是卡孜村的夏季牧场，只有夏季才有当地牧民来此放牧，到了每年冬天，大雪封山之后便渺无人迹。说是村子，其实只不过有七八间用土坯砖砌成的低矮的土屋，错落分布在山谷两边，一条溪流穿过山谷从东向西流去，最终流出国境线。

卡孜寺内的断指佛像。

流向境外的象泉河。

入夜，河谷里狂风大作，似乎要将我们的帐篷连根拔起，气温也降到了0℃左右，典型的高原气候，白昼间的温差很大，我在呼呼作响的风声中渐入梦乡。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帐篷外面已经结满了冰霜，彩色的帐篷几乎变成了白色。围着汽油炉子吃过简单的早餐，当太阳升起，山间的晨雾散去的时候，全队分乘十几匹藏马开始向卡孜河谷进发。

佛寺梁柱上的雕刻纹饰。

开凿在山崖当中的卡孜寺。

一开始还有像样的路可走，越往前走，所谓的路，无非就是在山脊上人和马踩出来的一道道白印子而已，从山顶向下望去，悬崖峭壁之下那条小溪细若一条白线。藏族向导不停地提醒着大家抓紧马缰，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子，上山身子向前倾，下山身子向后仰。其实他的担心有些多余，我们这支队伍多年来在西藏考古，队员们早就练就了一身在山路上骑马的本领，路途虽险，却无人胆怯。

几个小时之后，终于从山顶下到了河谷，穿过一片片的灌木丛，眼前出现了一个略呈“U”字形的峡谷，向导告诉我们，前面就是卡孜河谷。我们在河溪边上下马松鞍，让满身汗水的马匹稍事休息，队员们按照事前的分工开始步行调查。

沿着河谷向前，在一边峭陡的山崖脚下，一座开凿在崖石当中的小寺庙首先映入眼帘。这座寺庙的外壁用红、白、蓝三色抹涂，从山脚下有开凿出的窄小的阶梯沿山而上，好几处转弯处都设有关隘，上面盖着大石板，只容一人通过，地形十分险要。陪同我们前往的县文物局达珍局长介绍说，这座寺院就是著名的卡孜寺，现在还有僧人看守，如果没有事先联系，外人是不准许入内的。进入到寺内，眼前的景象十分奇特：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座完全开凿在山崖中间的洞窟式的殿堂，小小的殿堂外周还带有一圈可供转经的廊道，从布局上这应当是一座早期式样的佛殿，但是，殿内绘制的壁画和木结构建筑却又都带有着晚期修葺的痕迹，这些迹象都暗示着寺庙很可能使用的年代十分久远。

在殿堂后面设立的佛龛上，排列着大大小小数十尊铜造佛像，这些佛像当中有几尊形体特别高大，格外引人注目。我细细地观察着这一尊尊佛像，它们的造型特点都具有典型的克什米尔风格，身材修长，体态健硕，有着弯而细长的眉毛，鱼肚般的眼睛，身着的轻柔纱裙上布满着大朵的花纹，从身体一侧向下斜披垂下。突然，其中一尊造像让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这尊铜像是一尊观音手菩萨像，与其他铜像具有同样的克什米尔风格，但不同之处在于造像左手的食指已被折断，从断痕上看已经布满了铜锈，应当是早年的断痕。这个发现使我马上联想到一个古老的故事：在藏文史书《仁钦桑布传》中，曾经记载当年仁钦桑布从克什米尔学成归国之前，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专门请克什米尔铜匠制作了一尊高大的观音铜像，铜像铸成之后，他又花了一两黄金雇来马匹和牵马人专程从克什米尔运往他的故乡——古格卡孜寺安放。不料在途中经过一座险峻的山谷时，马匹突然受惊，将背上的铜像撞到了山崖上，致使铜像的一根手指被折断。眼前的景象，与文献记载竟然是如此吻合：一座名叫卡孜的古寺、一尊断指的铜像，似乎都在暗示着我们：这或许并不是一种巧合，当中很有可能隐含着某些真实的历史信息。

查宗贡巴石窟壁画。

聂拉康内石窟壁画中的集会说法图。

聂拉康石窟外景。

查宗贡巴：一个意外的发现

从卡孜寺继续前行，远处是两条山谷的交汇之处，从这里看去，著名的卡孜河谷呈“U”字形展开，像是一条蜿蜒曲折的飘带。我带领这支小队伍朝河谷方向移动，当走近河谷口时，正面的山崖上出现了一排排高低错落的洞窟，我远远望见其中一座洞窟内似乎有斑斑点点的色彩，以往的调查经验立即告诉我：十有八九洞窟内可能绘有壁画，这很可能会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向身边的吕博士低声道：“看到那座洞窟了吗？洞里好像有壁画。”年轻的小吕一听，马上加快了脚步向山上快速攀登。这里的海拔高度已接近4000米，走在平路上已经让人气喘吁吁，向上攀登就更为艰难，加上山坡上多年风化后堆积起来的碎石子在脚下不断滑落，不一会汗水便湿透了衣衫。就在这时，已经到达洞口下面的吕博士高声向我呼唤起西藏考古查宗贡巴：一个意外的发现来：“霍老师快来，洞里真的有壁画！”

我加快步伐来到洞口下面，抬头望去可以看得见洞窟顶部残存的彩绘天花。但是，洞口的位置距离地面有近十米高，我们一时无法找到进洞的办法。看来，这也是当年洞窟的主人为了防御外敌入侵采取的防范措施之一。最后，我们设法找来一根木头斜搭在崖壁上，小吕顺着木头在我们齐力推举之下首先进到洞内，再用绳子将我和张博士以及摄影器材一一吊进洞里。进入洞口之后在昏暗的光线中我才看清楚，再往上还有一段竖井式的暗道，凿通在山崖内，必须穿过这段笔直的暗道，才能最后进入到洞窟。

我们手足并用，艰难地穿过暗道攀登向上，终于抵达终点：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石窟，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窟门开在南壁西端，南壁的中部开有一个小窗。窟内壁画保存得较为完好，后壁上绘制有八尊禅坐姿势的佛像，根据佛像的印相我们初步判断这八尊佛像为释迦牟尼佛与药师七佛。壁顶端还绘有一排大成就者、上师、金刚红瑜伽女和密教双身像，其中五尊密教双身像及一尊金刚红瑜伽女位于正中。洞窟的其余三个壁面上分别绘有禅坐佛像、上师像和身穿菩萨装的五方佛以及顶髻尊胜佛母，窟门的上方绘有三尊蓝色身的护法神和一排骑乘动物的神灵形象。这些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一座萨迦派的石窟，从性质上看应当是当年这一带僧俗民众用以礼佛的石窟，具有很高的地位，后来我们向当地藏族老乡打听到它的名字叫做“查宗贡巴”。从艺术风格来看，壁画的年代可能不会早于13世纪，虽然在时代上要晚于仁钦桑布生活的时期，但仍然可以看出克什米尔风格的影响。

考古队员们行进在调查路上。

这个意外的发现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它至少可以说明这一带佛教文化的流传年代悠久，与史料记载的当时这里佛教文化的兴盛景象暗合。同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号：我们既然能够发现晚期的石窟，就不能排除发现仁钦桑布时代的遗存这种可能性。

我开始产生一种预感：在这条神秘的河谷当中，一定还隐藏着别的秘密，我们正在一步步的迫近这扇“阿里巴巴”之门。

一座小村庄和十三座殿堂

站在查宗贡巴石窟，可以俯瞰卡孜河谷的全景：山下有一座小村庄，散布着十多座用土砖砌建而成的房子，房屋顶上堆积着一些柴草，有的房屋外面有用木头扎起来的栅栏，表明这座村子可能还有老乡居住。结束了对查宗贡巴的调查之后，藏族向导带我们下山进入到这个小村庄。

十三座佛殿就散布在这个村子里。

村子里一片静寂，我和队员们分头四处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村里的人。不一会，藏族向导带了一位藏族老人大步流星地走来，原来村里的老乡们都到夏季牧场上放牧去了，只留下他照看村子。当知道我们的来意之后，老人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你们可找对地方了，这座村子正是卡孜村，就是仁钦桑布大师父亲的村子。”听老人这么一说，我立刻联想到另一个与仁钦桑布大师有关的历史故事：仁钦桑布大师多年来在国外求学，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的家乡和他的亲人。随他一同出国求学的古格青年由于不适应克什米尔炎热的气候和生活环境，一个个相继病死在客土他乡，年轻的仁钦桑布也难免产生过动摇和恐惧。每当这个时候，临行前父亲的话语和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给予他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当他学成归来之后，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为了纪念亡父，仁钦桑布大师为父亲及其十三个家族分别修建过十三座佛教殿堂，以超度其亡灵，这十三座殿堂都采用了当时最为时尚的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绘制壁画、营造塑像，还有门楣和梁柱上面雕刻了许多生动的神灵。当我问到村子里有没有佛堂，老人带领我们朝着村子深处走去。

在一座土砖房屋跟前，老人停下了脚步，从腰间摸出一串钥匙打开了房门。我们跟随老人走进低矮的屋内，透过昏暗的光线看清楚原来这是一间被改造成佛堂的房屋，作为村子里的宗教场所使用，无论是墙上的壁画还是佛堂内的泥塑都已经是现代做成，而且技法粗糙低劣，毫无艺术性可言。就在我觉得十分失望时，老人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笑着把我引到门口处，指了指门栏：“这可是仁钦桑布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贝呢！”我俯下身去细细一看，眼前不禁霍然一亮，这果然是一付精工雕刻而成的门楣，分成前后递进的三层，每一层门楣的上方和两侧都雕刻着精美的卷草纹样，在接近门槛处每一层都雕刻出一尊菩萨像，像头戴宝冠，手执法器，身披帛带，胸佩璎珞，形象十分生动。其中最里层的一尊像已被锯掉，在它原来的位置上被后来换上去的木门槛所替代。看到这里，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村民们是将原来佛殿里的木构件搬了一个家，让它们在新修的殿堂里面安下身来。类似这样的木门雕刻，过去在古格王国故城札不让的红殿、白殿以及坛城殿内都有发现，在国境线的另一侧，今天印属克什米尔、拉达克、斯丕特等地的佛寺中也有不少保存完好的佛寺门楣雕刻，它们的创作年代根据寺院共存文物推测，都可以早到11至13世纪左右，确实是仁钦桑布时代的遗物。老人称它们是仁钦桑布留下来的“宝贝”还真是不假。

别样佛塔。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更富有戏剧性色彩。不一会，从卡孜寺方向来了一位僧人，他是陪同我们的县文物局达珍局长专门请过来的，据说是当地最有学问的老人。他告诉了一个令我们所有在场的人无不震惊的消息：这座殿堂的木雕都是从村子里废弃的佛殿里面拆下来的，而在这座村子里废弃的佛殿有十三座！

从中印边境线上遥望喜马拉雅雪山。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两个亚洲国家，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历史。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造纸技术曾传入印度，而印度的茶叶、棉花、制糖术也很早便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求法取经的故事被明代人吴承恩改编成小说《西游记》之后，天竺——古代印度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西天”，充满着神秘和传奇的色彩。

中印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陆地边境线，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隔阻其间，全长约1700公里，大体上可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约650公里，从中缅边界的西端到中不边界东端，与喜马拉雅山南麓下的印度阿萨姆平原相接；中段约450公里，是我国西藏阿里地区与印度旁遮普邦、喜马偕尔邦和北方邦相接壤的边界；西段长约600公里，是我国西藏、新疆两区与印属克什米尔、拉达克相邻的边界。

中印边境山口景象。

行进在中印边境的山路上。

2007年8月，我率领一支考古队深入到中印边境中段我国境内的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地带开展考古调查，揭开了这片秘境所隐藏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

秘境：圣地与圣人

位于中印边境中段我方境内的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曾经是两个神秘的古国——阿里象雄王国和古格王国的故地。象雄王国在唐代的典籍中被记载为“女国”，相传因其统治者均为女性而著名，其地虽然寒冷荒凉，但却盛产黄金，所以象雄的女王也被史书记载为“金氏”。象雄王国疆域极为辽阔，最为强盛之时据称曾占据了东起中亚、横跨西藏西部、北部，直抵西藏东部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都先后建立过不同的都城。象雄王国流行一种神秘的“象雄文字”以及一种以杀牲祭祀为特点的土著宗教——苯教，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公元7～8世纪时，兴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发兵兼并了象雄王国，藏文史书记载这段历史时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吐蕃王朝国君松赞干布为了吞并象雄，秘派他的妃子潜往象雄，妃子等到发兵时机成熟时，将秘信藏在镶有宝石的帽子里送出，松赞干布随即派出吐蕃军队一举将象雄击灭，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公元9世纪末，强大的吐蕃王朝由于内忧外患最终走向了覆灭，末代吐蕃国王的两个妃子为了争立其子为王而拥兵混战，其中战败的那支吐蕃王妃的后裔被迫远逃阿里，在这里与当地土王联姻，并建立起统治。从此，在象雄王国的故地上，又诞生了一个偏安的王国——古格王国。

中印边境线上我方的一个小村庄。

古格王国的创立，从一开始便以佛教作为立国之本，很快成为当时西藏西部的佛教圣地。在古格早期历史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一位高僧，名叫仁钦桑布（958－1055年），根据藏文史书《仁钦桑布传记》的记载，他于公元958年出生于古格的热尼，13岁时出家为僧，得法名仁钦桑布。仁钦桑布17岁（975年）时起曾先后三次赴克什米尔、印度等地求学，前后在外停留17年，跟随75位高僧学习佛教的显、密经论，当他返回古格王国时，带回了大量的显、密经典。史书记载仁钦桑布一生翻译、校订了显教经典17部，论33部，密教经典108部，这些经典奠定了后来西藏佛教的基础，从而他被后代尊称为“大译师”，后世将他所编译的密教典籍称为“新密”，而将在他之前翻译的密教典籍称为“旧密”。仁钦桑布的宗教活动不仅仅限于译经传法，在当时影响更大的是他在古格王国境内到处建寺修塔，当他第三次从克什米尔返回古格时，带回了32名克什米尔艺术家，修建和装饰了大量寺院与佛塔，为后人留下了灿烂的佛教文化。

在出发前往阿里的途中，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这段历史的许多片断：仁钦桑布的诞生地是在古格境内的热尼村，而他的父亲和其家族生活在古格的卡孜村，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曾经专门从克什米尔制作了精美的铜像带回到卡孜寺；他还在卡孜村为他父亲的十三个家族分别建立了十三座殿堂，史料中记载的这些地点都正好位于我们预定的调查区域——中印边境线上，尤其以其中的卡孜河谷最为著名。我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有什么样的考古发现？会找到和古格圣地以及仁钦桑布大师相关的文物古迹吗？带着疑问，更带着期待，我们一步步走近了这片秘境。

卡孜寺：断指铜像之谜

卡孜位于札达县波林乡，从古格王城的都城所在地札不让——也就是今天阿里地区札达县县城附近出发，行车约5个小时左右。一路上都是山路，越野车在山谷之间穿梭不停。眼前的景色也在不断地转换：从一片土黄色的土林当中跃上满是草甸的高原平面，又从高原平面逐渐向象泉河河谷底部抵近，河谷的两岸开始出现绿色的树丛，标志着海拔高度在不断降低。终于，我们在一片山谷间的小盆地停止了前进，前方已经再也无路可行。带路的藏族向导告诉我们，明天必须骑马，才能到达边境线上的卡孜河谷。当晚，全队扎下营来，我乘着落日前的最后一抹阳光观察了营地附近的一处小村庄，这个小村子是卡孜村的夏季牧场，只有夏季才有当地牧民来此放牧，到了每年冬天，大雪封山之后便渺无人迹。说是村子，其实只不过有七八间用土坯砖砌成的低矮的土屋，错落分布在山谷两边，一条溪流穿过山谷从东向西流去，最终流出国境线。

卡孜寺内的断指佛像。

流向境外的象泉河。

入夜，河谷里狂风大作，似乎要将我们的帐篷连根拔起，气温也降到了0℃左右，典型的高原气候，白昼间的温差很大，我在呼呼作响的风声中渐入梦乡。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帐篷外面已经结满了冰霜，彩色的帐篷几乎变成了白色。围着汽油炉子吃过简单的早餐，当太阳升起，山间的晨雾散去的时候，全队分乘十几匹藏马开始向卡孜河谷进发。

佛寺梁柱上的雕刻纹饰。

开凿在山崖当中的卡孜寺。

一开始还有像样的路可走，越往前走，所谓的路，无非就是在山脊上人和马踩出来的一道道白印子而已，从山顶向下望去，悬崖峭壁之下那条小溪细若一条白线。藏族向导不停地提醒着大家抓紧马缰，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子，上山身子向前倾，下山身子向后仰。其实他的担心有些多余，我们这支队伍多年来在西藏考古，队员们早就练就了一身在山路上骑马的本领，路途虽险，却无人胆怯。

几个小时之后，终于从山顶下到了河谷，穿过一片片的灌木丛，眼前出现了一个略呈“U”字形的峡谷，向导告诉我们，前面就是卡孜河谷。我们在河溪边上下马松鞍，让满身汗水的马匹稍事休息，队员们按照事前的分工开始步行调查。

沿着河谷向前，在一边峭陡的山崖脚下，一座开凿在崖石当中的小寺庙首先映入眼帘。这座寺庙的外壁用红、白、蓝三色抹涂，从山脚下有开凿出的窄小的阶梯沿山而上，好几处转弯处都设有关隘，上面盖着大石板，只容一人通过，地形十分险要。陪同我们前往的县文物局达珍局长介绍说，这座寺院就是著名的卡孜寺，现在还有僧人看守，如果没有事先联系，外人是不准许入内的。进入到寺内，眼前的景象十分奇特：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座完全开凿在山崖中间的洞窟式的殿堂，小小的殿堂外周还带有一圈可供转经的廊道，从布局上这应当是一座早期式样的佛殿，但是，殿内绘制的壁画和木结构建筑却又都带有着晚期修葺的痕迹，这些迹象都暗示着寺庙很可能使用的年代十分久远。

在殿堂后面设立的佛龛上，排列着大大小小数十尊铜造佛像，这些佛像当中有几尊形体特别高大，格外引人注目。我细细地观察着这一尊尊佛像，它们的造型特点都具有典型的克什米尔风格，身材修长，体态健硕，有着弯而细长的眉毛，鱼肚般的眼睛，身着的轻柔纱裙上布满着大朵的花纹，从身体一侧向下斜披垂下。突然，其中一尊造像让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这尊铜像是一尊观音手菩萨像，与其他铜像具有同样的克什米尔风格，但不同之处在于造像左手的食指已被折断，从断痕上看已经布满了铜锈，应当是早年的断痕。这个发现使我马上联想到一个古老的故事：在藏文史书《仁钦桑布传》中，曾经记载当年仁钦桑布从克什米尔学成归国之前，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专门请克什米尔铜匠制作了一尊高大的观音铜像，铜像铸成之后，他又花了一两黄金雇来马匹和牵马人专程从克什米尔运往他的故乡——古格卡孜寺安放。不料在途中经过一座险峻的山谷时，马匹突然受惊，将背上的铜像撞到了山崖上，致使铜像的一根手指被折断。眼前的景象，与文献记载竟然是如此吻合：一座名叫卡孜的古寺、一尊断指的铜像，似乎都在暗示着我们：这或许并不是一种巧合，当中很有可能隐含着某些真实的历史信息。

查宗贡巴石窟壁画。

聂拉康内石窟壁画中的集会说法图。

聂拉康石窟外景。

查宗贡巴：一个意外的发现

从卡孜寺继续前行，远处是两条山谷的交汇之处，从这里看去，著名的卡孜河谷呈“U”字形展开，像是一条蜿蜒曲折的飘带。我带领这支小队伍朝河谷方向移动，当走近河谷口时，正面的山崖上出现了一排排高低错落的洞窟，我远远望见其中一座洞窟内似乎有斑斑点点的色彩，以往的调查经验立即告诉我：十有八九洞窟内可能绘有壁画，这很可能会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向身边的吕博士低声道：“看到那座洞窟了吗？洞里好像有壁画。”年轻的小吕一听，马上加快了脚步向山上快速攀登。这里的海拔高度已接近4000米，走在平路上已经让人气喘吁吁，向上攀登就更为艰难，加上山坡上多年风化后堆积起来的碎石子在脚下不断滑落，不一会汗水便湿透了衣衫。就在这时，已经到达洞口下面的吕博士高声向我呼唤起西藏考古查宗贡巴：一个意外的发现来：“霍老师快来，洞里真的有壁画！”

我加快步伐来到洞口下面，抬头望去可以看得见洞窟顶部残存的彩绘天花。但是，洞口的位置距离地面有近十米高，我们一时无法找到进洞的办法。看来，这也是当年洞窟的主人为了防御外敌入侵采取的防范措施之一。最后，我们设法找来一根木头斜搭在崖壁上，小吕顺着木头在我们齐力推举之下首先进到洞内，再用绳子将我和张博士以及摄影器材一一吊进洞里。进入洞口之后在昏暗的光线中我才看清楚，再往上还有一段竖井式的暗道，凿通在山崖内，必须穿过这段笔直的暗道，才能最后进入到洞窟。

我们手足并用，艰难地穿过暗道攀登向上，终于抵达终点：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石窟，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窟门开在南壁西端，南壁的中部开有一个小窗。窟内壁画保存得较为完好，后壁上绘制有八尊禅坐姿势的佛像，根据佛像的印相我们初步判断这八尊佛像为释迦牟尼佛与药师七佛。壁顶端还绘有一排大成就者、上师、金刚红瑜伽女和密教双身像，其中五尊密教双身像及一尊金刚红瑜伽女位于正中。洞窟的其余三个壁面上分别绘有禅坐佛像、上师像和身穿菩萨装的五方佛以及顶髻尊胜佛母，窟门的上方绘有三尊蓝色身的护法神和一排骑乘动物的神灵形象。这些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一座萨迦派的石窟，从性质上看应当是当年这一带僧俗民众用以礼佛的石窟，具有很高的地位，后来我们向当地藏族老乡打听到它的名字叫做“查宗贡巴”。从艺术风格来看，壁画的年代可能不会早于13世纪，虽然在时代上要晚于仁钦桑布生活的时期，但仍然可以看出克什米尔风格的影响。

考古队员们行进在调查路上。

这个意外的发现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它至少可以说明这一带佛教文化的流传年代悠久，与史料记载的当时这里佛教文化的兴盛景象暗合。同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号：我们既然能够发现晚期的石窟，就不能排除发现仁钦桑布时代的遗存这种可能性。

我开始产生一种预感：在这条神秘的河谷当中，一定还隐藏着别的秘密，我们正在一步步的迫近这扇“阿里巴巴”之门。

一座小村庄和十三座殿堂

站在查宗贡巴石窟，可以俯瞰卡孜河谷的全景：山下有一座小村庄，散布着十多座用土砖砌建而成的房子，房屋顶上堆积着一些柴草，有的房屋外面有用木头扎起来的栅栏，表明这座村子可能还有老乡居住。结束了对查宗贡巴的调查之后，藏族向导带我们下山进入到这个小村庄。

十三座佛殿就散布在这个村子里。

村子里一片静寂，我和队员们分头四处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村里的人。不一会，藏族向导带了一位藏族老人大步流星地走来，原来村里的老乡们都到夏季牧场上放牧去了，只留下他照看村子。当知道我们的来意之后，老人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你们可找对地方了，这座村子正是卡孜村，就是仁钦桑布大师父亲的村子。”听老人这么一说，我立刻联想到另一个与仁钦桑布大师有关的历史故事：仁钦桑布大师多年来在国外求学，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的家乡和他的亲人。随他一同出国求学的古格青年由于不适应克什米尔炎热的气候和生活环境，一个个相继病死在客土他乡，年轻的仁钦桑布也难免产生过动摇和恐惧。每当这个时候，临行前父亲的话语和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给予他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当他学成归来之后，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为了纪念亡父，仁钦桑布大师为父亲及其十三个家族分别修建过十三座佛教殿堂，以超度其亡灵，这十三座殿堂都采用了当时最为时尚的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绘制壁画、营造塑像，还有门楣和梁柱上面雕刻了许多生动的神灵。当我问到村子里有没有佛堂，老人带领我们朝着村子深处走去。

在一座土砖房屋跟前，老人停下了脚步，从腰间摸出一串钥匙打开了房门。我们跟随老人走进低矮的屋内，透过昏暗的光线看清楚原来这是一间被改造成佛堂的房屋，作为村子里的宗教场所使用，无论是墙上的壁画还是佛堂内的泥塑都已经是现代做成，而且技法粗糙低劣，毫无艺术性可言。就在我觉得十分失望时，老人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笑着把我引到门口处，指了指门栏：“这可是仁钦桑布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贝呢！”我俯下身去细细一看，眼前不禁霍然一亮，这果然是一付精工雕刻而成的门楣，分成前后递进的三层，每一层门楣的上方和两侧都雕刻着精美的卷草纹样，在接近门槛处每一层都雕刻出一尊菩萨像，像头戴宝冠，手执法器，身披帛带，胸佩璎珞，形象十分生动。其中最里层的一尊像已被锯掉，在它原来的位置上被后来换上去的木门槛所替代。看到这里，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村民们是将原来佛殿里的木构件搬了一个家，让它们在新修的殿堂里面安下身来。类似这样的木门雕刻，过去在古格王国故城札不让的红殿、白殿以及坛城殿内都有发现，在国境线的另一侧，今天印属克什米尔、拉达克、斯丕特等地的佛寺中也有不少保存完好的佛寺门楣雕刻，它们的创作年代根据寺院共存文物推测，都可以早到11至13世纪左右，确实是仁钦桑布时代的遗物。老人称它们是仁钦桑布留下来的“宝贝”还真是不假。

别样佛塔。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更富有戏剧性色彩。不一会，从卡孜寺方向来了一位僧人，他是陪同我们的县文物局达珍局长专门请过来的，据说是当地最有学问的老人。他告诉了一个令我们所有在场的人无不震惊的消息：这座殿堂的木雕都是从村子里废弃的佛殿里面拆下来的，而在这座村子里废弃的佛殿有十三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