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一直被读书人骂为残暴的帝王，直到近些年以来形象有所改观，他的公正、勤俭和治国有方逐渐为人所称颂。可是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大权独揽、杀戮过多，而且不管多么亲近之人也毫不留情，所以朝中大臣往往对其噤若寒蝉。但是有一人却丝毫没有畏惧，一开始就冒犯他。
这个人叫做孙嘉淦，康熙时就考上了进士。但是在康熙一朝，他为官九年一直不声不响，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事迹写入史书。到了雍正继位之初，他就上书了一份奏折，给新皇帝提出意见。
本来新皇登基，很多大臣都纷纷上陈自己的主张，也不痛不痒的劝谏皇帝。这样可以增加自己在皇帝眼中的曝光率，也展现出自己积极上进的一面。但是，孙嘉淦的奏折却是闻所未闻，他直接提出：
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
直接说，就是让雍正做好三件事：第一，停止骨肉相残，放过自己的兄弟；第二，停止买官鬻爵的制度；第三是停止对西北用兵，避免国家为巩固边防而浪费国力。
对于后两者，不管如何，还是属于可以讨论的，雍正也能忍受。但是对于第一条，雍正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他经历了残酷的九龙夺嫡的斗争，最后胜出后，对参与竞争的兄弟予以无情打击报复。孙嘉淦这份奏折，在雍正看来，不仅仅是劝诫，而是在赤裸裸的打脸。
伴君如伴虎，何况雍正皇帝脾气本来就不好，当下就动了杀心。幸好当时的辅臣朱轼对雍正说：“孙嘉淦虽然很狂妄，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思半晌，突然大笑道：“朕也很佩服他的胆量。”
孙嘉淦由此进入雍正的视线，不断被提拔重用，在雍正朝担任了工部侍郎，还兼任了不少职务。
雍正驾崩之后，乾隆继位，这位不甘寂寞的孙嘉淦又上书劝谏。这次上书的名字叫做《三习一弊疏》，相当有名气，被称为人臣给帝王上树的绝代谏论，又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有后人认为，他这一篇文章，足以青史留名。
这篇奏折的大意是君主会习惯性喜欢阿谀奉承而讨厌直言劝谏，习惯性喜欢柔和的大臣而疏远刚直的臣子，习惯性喜欢盲从自己的而讨厌违逆自己的。久而久之，这些习惯就会产生亲小人远贤臣的弊端。所以请新君要克服人性中这些缺点，做一个圣主明君。
这篇奏疏很适合乾隆的胃口，马上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孙嘉淦也很争气，一连处理了很多积压的冤假错案，没多久，乾隆让他升任吏部尚书，仍兼任刑部尚书。
此后，由于乾隆的器重，孙嘉淦又出任过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的高官。他在任期间，体恤百姓，解除了民间酿酒的禁令；又兴修水利，解决了直隶境内永定河的水患问题，更提出了其它河流的解决办法。
他劝谏帝王，对自己也有严格的约束，写下了八条对自己当官做人的条陈，这就是著名的《居官八约》。尽管他是一个好官，处处按照八条规定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因为身处封建官场的染缸，不免还是有所瑕疵。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护短。
第一次是雍正对宋镐、方从仁不满，要求免除其职，这两人都是孙嘉淦的下属。他开始对雍正提出这二人都没有什么过错，是完全称职的。但当雍正雷霆大怒将证据甩在他脸上时，他只好哆哆嗦嗦承认他们的工作有所欠缺。雍正认为他欺君罔上，差点将他斩首。
第二次是在乾隆时期，他奉命处理谢济世案。此案是由于时任湖南粮道的谢济世向巡抚参奏两位知县的劣迹，巡抚许容反而诬告谢济世。这件案子并不复杂，但谢济世却包庇了自己的门生，后来事情败露遭到罢免。
孙嘉淦的死，在正史上语焉不详，但民间有个说法，却是耐人寻味。那就是乾隆又要巡幸江南时，很多人认为劳民伤财，又不敢公然阻止，便利用已经致仕的孙嘉淦名气，假借他的名义上书，并在朝野广泛发布，希望沸腾的民意能引起乾隆的重视。
后来乾隆发现这是封伪奏，全国搜捕可疑人员，在四川就抓了近三百人。尽管老迈的孙嘉淦对此毫无关系，但多年的宦海生涯让磨平了他的棱角，他为此担惊受怕，不久竟被吓死了。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正史的依据，但有人也评价他：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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