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外交策略：想要依靠沙俄结果得罪了英国

1894年，日本的咄咄逼人让清廷感到了害怕。虽然号称“自强”的“洋务运动”已进行了几十年。不过，清廷上下却是极为惧战。于是，求洋人调停就成为他们唯一可做的事情。

于是，李鸿章首先找到了英国。答应充当“调停人”的英国在甲午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却是从一个伪善的调停者转变为纵容和支持日本发动战争。因为英国调停也罢，纵容也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人在远东的利益。英国是西方列强中在远东地区攫取的权益最多的国家，尤其是在中国长江流域几乎一家独大。所以，当时的英国政府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利益述求，“对于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国利益或朝鲜的完整和独立的行动，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

其实在1884年的柏林会议后，西方列强在非洲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于是各国将争夺的焦点转向了亚洲。一心想要维护亚洲地区“维持现状”的英国，遭遇到了沙俄强有力的挑战，在中亚的阿富汗双方紧张对峙，在远东的竞争更加激烈。沙俄加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试图插足朝鲜事务，将朝鲜变成其南下争夺远东利益的“跳板”。英国人为了阻止沙俄南下，也不断在朝鲜扩大存在，派遣远东舰队抢占了拥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巨文岛。俄国为了与英国相抗衡，也企图占领朝鲜的永兴湾。

这次让双方在朝鲜剑拔弩张的“巨文岛事件”，让英国是似乎明白一件事。在远东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强大实力，更需要一个“足够强大”而且忠心耿耿的“盟友”。于是，当时的远东所谓第一强国——清朝，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一方面是英国人认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与清廷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英国对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过近20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拥有了近代化的武装力量北洋水师和淮军。所以，英国人希望由清朝掌控着的“东北亚门户”之称的朝鲜，会成抵御沙俄南下最坚强的堡垒。

出于这一目的，英国人曾经在朝鲜问题上对当时的清政府一直极为支持。担任中税务总司英国人赫德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公开地、彻底地将朝鲜合并，它就作的聪明了”。甚至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也公开表示，“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希望就在于维持与清国的关系。”英国甚至曾经对日本发出过示警，“不同意把朝鲜王国的任何领土让与日本”。

但是，到了1890年代情况却出现了一些变化。俄国的在远东的不断扩张，英国人已经开始怀疑清朝的武装力量能否抵御沙俄的南下，外交上更是认为清朝不会“靠得住”。而此时，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快速崛起，而经过一系列军事扩张之后，拥有了英国人帮忙建立的海军，按法国义务兵制度征集的陆军，俨然成为了一个新崛起的“较弱强国”。一向愿意与“较弱强国做朋友的”英国，当让不会轻易失去这个朋友，因为在英国看来日本同样也可能成为“在东亚海洋上具有能够成为防范俄国屏障的伟大力量”。而日本提出的所谓朝鲜的改革意见，尤其是排除沙俄染指朝鲜的问题上，与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又于是，英国从原先支持清朝，变得在中日之间暧昧起来。

英国人的暧昧，引起的是清朝和李鸿章的不满。于是，李鸿章转而寻求向沙俄寻求帮助，希望“借俄以慑倭”。早就有心染指朝鲜的沙俄，原本苦心于实力不足而不敢轻易下手。如今，李鸿章请求沙俄进行调停，无疑给了沙俄一个最好的机会。在6月20日，李鸿章在天津会见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路时，表示“切近紧邻，岂能漠视”，希望俄国能对清日在朝鲜的僵局进行调解。喀西尼认为，只要俄国出兵干预，不难使日本撤兵。在从喀西尼这里得到了想要的“支持”后，李鸿章与喀西尼多次会晤，并建议建立俄、中、日三国的会议，商讨关于朝鲜事宜。在得到喀习尼的许诺后，李鸿章为了报复英国的暧昧态度将其抛在一旁而不顾，清廷内部也掀起一股对英国的怀疑之风，为此总理衙门屡次“婉拒”了欧格讷的拜访。英国人对清朝和李鸿章向俄国靠拢极其不满，通过宝士德与李鸿章的会面小做警告，俄国正窥视着“君士坦丁堡、印度以及东亚不冻港”这些英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可惜，李鸿章没有听出宝士德的话外之音是英国与俄国之间有着很深刻的矛盾。

“三国会议”将英国排除在外，总理衙门又屡次“婉拒”欧格讷的拜访，倾听内部不信任的言论。让英国开始怀疑中国国是否已经倒向俄国，并且担心清朝为了争取沙俄的支持，将会牺牲利益来换取俄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而清朝为了保护本土，将极有可能朝鲜的“把永兴湾、甚至更多的领土让个俄国”，因为在中法战争中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本土完整，就牺牲了越南利益。于是，英国人突然发现日本“巩固在朝鲜半岛的统治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反对俄国染指朝鲜的，这一点上英国和日本的利益相同。

当然，日本对于英国在远东的政策其实要清楚的多。因为日本外相陆奥光宗，早就看到，“使中日开战成为主要可能的主要条件，就在于英国的亚洲政策”。而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早在其报告中明确提出，如果在朝鲜“日本的行动是预防俄国乳清朝鲜，那么英国就不会反对了”。为了让英国人不反对，日本政府和外交官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

为了向英国示好，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与英国改定条约时妥协让步。1893年7月上台的伊藤博文首相以及陆奥光宗外相，虽然竭力推进英日改订条约的签订。但是，在国内遭到了以“硬六派”为首的日本对外强硬派的反对。“硬六派”虽然在野，但是他们在第五届议会中占有优势地位，同时他们的后台也是在日本枢密院和元老院中的国权主义者。他们主张彻底修改对外条约，如果无法达到目的，则坚持以前的条约，而“给外人以痛苦”。为了向英国示好，日本政府不惜通过解散议会来压制“硬六派”。在消除了反对力量之后，日本政府以放弃收回关税自主权和继续保留外国人在日本的租界为代价，换取了英国政府同意与日本签订新约。7月16日《英日通商航海条约》正式签订，英国外相金伯利在签字仪式上的贺辞就是“这个条约的性质，对于日本来讲，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而日本外相陆奥光宗更是斋戒沐浴后，觐见明治天皇，“奏上日英条约签订完毕”。并发电给青木周藏，让他向“英国外交大臣就缔结新条约事对英国政府之好意表示感谢”。因为日本政府清楚的知道，条约的签订已经让日本成功的争取到了英国的支持。

当然英国的支持，并不代表英国同意日本开战或者说在战争中会支持日本。因为英国担心战火会波及到长江流域，影响到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于是，在7月21日，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巴健特就在向日本政府递交的外交照会中，明确表示如果因日本政府的原因“以致发生战争，日本政府应对其后果负责。”在发出强有力的警告后，7月23日巴健特再次向日本递送的外交照会，就明确点出“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上海及其通路为战事之运动的保证”，将英国政府的底线和盘告诉日本。在明确英国政府的底线后，日本政府立即向英国保证，“无论如何，日本决不攻击上海及赴上海经行水路”。日本政府的表态，终于从英国哪里换来了开战的“通行证”。

英国政府，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不惜牺牲清朝的利益，似乎并不道义。但是，面对利益英国人的选择我们又该如何指责呢？到是执掌清廷中枢的李鸿章，醉心于折冲樽俎，却对国际政治、外交知之甚少，尤其是他病急乱投医的依靠俄国引起了英国的怀疑，让英日之间越走越近。反观日本，虽然对列强也有诸多不满，但是对英、俄矛盾洞若观火，于是坚定的执行拉拢英国，打击清、俄的政策，终于换得了英国实际的支持。

所以，当日军发起突然袭击之时，清廷上下一片慌乱。或许，正如赫德所说“外交把中国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