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观察员 刘雪妍
墨镜是王海最明显的个人标签。自1995年成为“中国打假第一人”后,他一直以一副椭圆浓黑的墨镜示人。
2017年末,北京一家咖啡馆,藏身墨镜之后的王海脸上挂着笑:“你开始问吧。”话音刚落,谈话就被他手机此起彼伏的震动声打断,王海按掉一些,又将另一些匆匆接起,“你把详单发给我”,“这个还要再看看”,他俨然一个行事果断的生意人——事实上,年过四十的王海已经是拥有4家公司的“王老板”了。
2017年12月25日,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王海忙于处理“公务”。(刘雪妍 摄)
王老板很忙。最近,他忙着跟“六个核桃”打官司。起因是他在超市花7.7元买了两罐“六个核桃”,喝完以后觉得对自己的大脑并没有帮助,便起诉了其生产商——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产品代言人陈鲁豫,要求法院确认其虚假宣传,构成欺诈,退货并赔偿500元。目前一审法院以依据不足为由驳回王海诉讼请求,王海已上诉,并仍然在微博上为此事发声。
“在美国,说一句假话就要坐牢,但中国反而鼓励人们说假话,偷和抢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欺骗却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从22岁起,王海就一直和“假”字“死磕”。
在他之后,一大批职业打假人出现了。他们花大价钱专买次品,以获得“退一赔三”、“退一赔十”甚至更高昂的利润为目的。
王海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即便早早地被树立为“典型”,他依旧认为,打假与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而打假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对于那些质疑打假就是为了钱的人,他不屑一顾,认为他们都是可悲的“动机论陷阱”受害者,“错的是造假卖假,何来‘恶意’打假之说?”
2015年3月16日,陕西西安,职业打假人赵先生购买某款核桃仁,发现其生产日期被修改过,向食药监部门进行了举报。(CFP 图)
“我那头像是钟馗,捉鬼的”
王海手边放着两部iPhone X,一黑一白,微信、微博的消息不断弹出屏幕。
他在微博上有59万粉丝,认证“知名法律博主”,简介一栏填写的是“吹哨人、公民检察官”。每天,王海都要发十条左右的微博,点评新闻事件,尤其是与打假和立法相关的。
“我那头像是钟馗,捉鬼的。”说这话时,他习惯性地四下打量了一圈。
事实上,作为打假斗士的王海,在过去十几年里,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了。进入电商时代后,他将战场挪到了线上。
王海拿出手机,随手在淘宝页面输入关键词“灰指甲 根治”,排名靠前的几种“药品”中,有的根本没有药号,甚至有宣称是“纳米科技”或是“抑jun”的。因为非药品不能宣传功效,所以卖家连汉字都不敢用,而其出示的所谓“国家权威认证”也语焉不详,拿不出国药准字和临床报告,成分检测没有任何意义。
2015年1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在2014年下半年监测的92个批次样品中,正品54个,正品率58.7%,在淘宝、京东和天猫等平台中,淘宝网的样本数量最多,为51个,但是正品率却最低,仅有37.25%。
2017年6月14日,杭州,阿里打假证物仓库首次曝光。阿里方面称,公司每年花20万保存假货。(CFP 图)
马云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淘宝假货永远无法消除。他将原因归于人性,并以假货在人均GDP 5000美金时最猖獗为由,认为日本、美国、英国都经历过,这只是中国的必经阶段。
在回应假货指控时,他甚至说,“许多假冒商品其实比真品质量更好,价格更优惠”。网友斥责“这是公开支持造假的节奏”,是“无耻之辩”。
“马云名为打假,实为反打假。”王海认为,如果不是得到了允许,这些假药就无法在淘宝平台上售卖,真想彻底打假,就应该采用吹哨人制度,冻结卖家的保证金,“谁第一个打假就把保证金给谁,这样一定举报者众,再贯彻一牌一店,就可以彻底杜绝假货,可如此这般无疑会把竞价排名带来的利益完全砍掉,杀敌一千,淘宝将自损八百。”
2015年“史上最严广告法”实施后,“最”、“一流”、“独家”、“超”、“100%”等绝对性用语,成了新一代打假人揪住电商和卖家索赔的辫子。
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自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电商平台监测结果后,从2015年3月开始,该平台遭遇打假次数呈爆发式增长,8月迎来大爆发。职业打假人的投诉占到了该平台总投诉量的82%,当月赔付额高达316万元。
事实上,这更像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游戏,打假者的“捉鬼”活动进展得并不顺利。王海团队举报了上千次淘宝假货与虚假宣传、虚假活动后,换来的却是历史成交记录详情不再显示。这意味着王海们识破骗局的“拐杖”被没收——不知道成交价格和购买数量,就无法判断活动前是否提价,该商品有无刷单。这在王海看来是场倒退。
而在一些卖家眼中,“打假”的“合理性”也在倒退。
新广告法实施后,赔偿力度加大,但有的索赔理由却让店家哭笑不得——女性内衣上标注100%纯棉,结果被以有金属扣子为理由来“打假”。有过几次类似的遭遇后,一些店家宁愿被罚也不想赔付了。
王海在2011年6月底宣布代理起诉蓝月亮后,蓝月亮除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解释外,又将王海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他赔偿300万元,主要是为消除负面影响而支出的费用。(CFP 图)
“打假”沦为“假打”
“这种事多了,自然就会受人诟病,被拿来做文章。”在80后打假人张兵眼里,打假就是被这些没有底线的人弄臭了。他曾见过有人把并未过期的食品饮料买回去放到过期,找人进去再买一次,“美其名曰‘打假’,其实就是敲诈”。
而赵龙则认为,“打假人打假,都是因为被坑过”。
赵龙今年22岁,在进入打假圈之前,他当过保安、送过外卖,还开过淘宝店。
去年夏天在淘宝代卖泳装时,有人下单了三十套泳装,在收货后举报他卖的是三无产品。淘宝在仲裁时判了买家赢,赵龙退了货款却没收到货,损失了一千多块钱。说起这段经历,他至今仍忿忿不平。
那之后,赵龙就拜了师进了打假圈。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搞清楚第三方平台之间的区别、店铺分类和数据判断等一些“基础知识”。而后,师傅带着他从在淘宝上买二十几块的衣服开始,学习“找假赔偿”、“吃货退款”,逐渐积累经验。
在他眼中,干这行经验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师傅领着,别说登堂入室了,连门在哪都找不到。因为不是学会怎么投诉就行了,不得要领的话投诉一百单,运气好时工商给处理三五单就不错了。”
去年9月,有人介绍了一款三无被子,赵龙花了一万多块钱,一口气买了98床。在以质量问题举报后,平台打电话要求他将其悉数销毁,要么用剪子剪出一米长以上的口子,要么全部烧毁,并在24小时内将视频上传优酷才能退款,不然就打款给卖家。赵龙没理这茬,他把申诉改为退货退款,退款一到账就将这些被子转手卖出了。
慢慢掌握要领后,赵龙的单子一次比一次下得快速和大额,他甚至请两个人注册了多个淘宝账号一起买货——同一账号在同一时间有太多收货和退款进程会被怀疑。
2012年3月11日,济南,从事打假维权10多年的职业打假人纪万昌,在公司整理涉嫌假冒伪劣的商品和起诉案卷。(CFP 图)
类似的“黑吃黑”行为也发生在淘宝“刷单”上。所谓“刷单”,即通过网上“代发空包”的服务,将一件件并不真实存在的包裹实现“签收”。通常情况下,淘宝店在没有一件真实商品的情况下,也可以花千元佣金,在三天内通过刷单升级为蓝钻,并拥有200多条好评。
贵州人小杨正是瞅准了这个漏洞,以“打假”的名义,联系好刷单卖家并私下结清钱款后,在物流一到后就选择拒签,申请退款,再把之前买东西的钱也退回来,吃下一倍货款。
小杨的底气来自刷单本就是欺诈行为。商家一般也不敢去工商局举报,只能认倒霉。利用这种手段,他曾在三天内赚到了四千块“零花钱”。再以此“成果”为招牌,明码标价招收“徒弟”,每位188元,并承诺“这种新型打假有本金就是暴利,没风险,很稳的”。
王海也承认,一些敲诈勒索的行为让打假污名化了,但“不能因为假记者招摇撞骗收红包,就去抹黑记者行业,也不能用假警察来抹黑真警察。去年京东污蔑职业打假人为‘网络碰瓷人’,工商总局局长调研的时候还默许随行媒体记者就这么刊发。”
2010年10月9日,继9月初在广州起诉杰士邦安全套虚构英国血统之后,国内知名打假人王海决定在北京再次起诉武汉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涉嫌“价格欺诈”。(CFP 图)
被厉以宁盖章的“王海现象”
倒退20年,还真没人敢这么“抹黑”打假人这个职业。
1995年2月,22岁的山东青年王海陪表弟到北京艺考,自学法律的他在逛书店时看到了两年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其中第49条明确“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
一想到双倍赔偿就是100%的利润,王海来了兴趣。
带着买假索赔的想法,他走进了北京隆福大厦,二楼电讯商场的索尼耳机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包装精美,但耳机的合模缝处有许多小毛刺。
“日本的东西不该有这么明显的瑕疵,而且注塑技术没有这么差劲,加上包装上印着另一家株式会社的名字……”王海越看越觉得这耳机是假货。
花170元买了两副后,他又让表弟追加了十副,自此踏上了在商场、消协、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索尼驻京办之间来回奔波的索赔之路。可这条路并不好走。接下来的几个月,即使有媒体造势,他也没有拿到赔偿,只得先回了老家。
1999年,被树立为“大家英雄”的王海。(CFP 图)
那时的王海还无法预知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更想不到自已经创下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壮举”。他只知道,自己还是得来趟北京,“隆福大厦还欠我钱”。
当年9月下旬,王海再赴京城,拿到假冒耳机的赔偿之后,他将目光放在了商场里的假皮鞋、假皮带上。王海现象的出现,恰好被国家相关部门当成推广《消法》的契机。面对商家和社会部分人群指责王海行为是欺诈的指责,国家工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国消费者协会等纷纷表态,王海现象符合既定方针,应该予以肯定。
经济学家厉以宁于1997年发表论文,指出王海是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利依法行事,而经营制假售假是违法,王海以守法对付违法,没有任何过错。他认为,“王海”们多了,假冒伪劣就少了,市场秩序就会走向正常。
王海的打假之路愈发顺畅起来,最多的时候他一周可以挣到8000多元,媒体上还有了“武松打老虎,王海打老鼠,两个英雄,一双好汉”的说法。
随后,如厉以宁期待的那样,王海们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他们高举着《消法》第49条,冲进了商场。从电器、日用品到副食、保健品和医疗领域,从冒牌造假、粗制滥造,到过期食品和虚假宣传,打假领域无所不包。
2011年4月19日,海淀工商分局青龙桥工商所执法人员联合厂家打假人员,对北京体育大学周边、北京上源博大文体用品批发市场进行突击检查。(CFP 图)
行走江湖,“混口饭吃”
因为几乎没有门槛,所以不同年龄层和教育水平的人一窝蜂地涌入这一行,门派林立的打假江湖里层级分明。
1998年,42岁的刘殿林找到当时二十出头的王海,拜他为师。从跟随王海清缴假药“淋必治”开始崭露头角。仅仅5年后,刘殿林便横扫大江南北,斩获假货无数,打掉了数百个造假窝点和藏假仓库,帮助警方查抄过亿元以上的伪劣产品,顺利进入了打假的第一梯队。
在个人传记《北方狼》中,刘殿林描绘道:“这是一个江湖。有江湖,就有大佬;有大佬,就有马仔;有马仔,就有帮派;有帮派,就有猎逐;有猎逐,就有沉浮。当然,一切江湖纷争都是为了利益。假货就此应运而生。假货,如黄、赌、毒一样,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一个毒瘤。”
而对于80后的张兵来说,打假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原来不好挣钱的时候到处跑着找钱,现在动都不用动钱就能来,打假来钱快。”
张兵打开随身携带的黑色旅行包,里面塞着刚买来的三件女式冬款大衣,样式中规中矩。“干这行不需要衣服多好看,只要它有问题就行了,”说着,他拿出夹在里面的质检报告,熟练地翻到成分鉴定结果——吊牌上标明含有的100%聚酯纤维,实际有47%都是更便宜的粘纤。而这两件衣服的售假都在三千元以上,“厂家太没良心了,”张兵忍不住骂了一句。
最近一个月,他扫了十二万元的“这样的货”,基本都是单价三千元左右的大衣,并且都已经做完了检测,“如果私了赔偿不满意,我就会向法院提交诉状”。
2005年3月21日上午,北京西城法院第9法庭,打假人刘殿林状告“王老吉凉茶”中违法添加“夏枯草”,要求西单购物商场和厂家赔偿。(CFP 图)
最高法院201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被看作是对“知假买假”行为的支持。
“入行”时间久了,张兵的脸早已经被各个商场熟识。去店里挑衣服,他只要摸一把,商家恨不得把那件衣服从货架上取下来不卖了,“有一次我想买条牛仔裤,刚进门经理就主动说打五折”。
即使这样,一旦确定衣服有毛病,张兵还是会让团队里的补货人来买走这些有问题的衣服。为了不被怀疑,他每次都派张新面孔来买。
摸货人、补货人、索赔人几乎是所有线下打假团队的标配,踩点确认、买货私查、大量购入再取得官方检验,最后和商场交涉,索要赔偿,一个月下来,他们平均可以完成三四个单子。由于天资胆识、努力程度和际遇的差异,收入不一,但一般都可以顺利拿到至少一倍的赔偿金。上个月商场赔给张兵团队三万块,张兵自己分到了一万多。
对于外界的质疑,他们自称是“疑假买假”,而非“知假买假”。
“疑假买假者索赔成功的自益与公益是一致的,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营者违法在先,‘王海们’自掏腰包购买商品索赔,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反而还有效地打击了不法制假售假者的假冒行为,保障了购买者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向《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表示。
2015年11月,义乌海关截获一批走私假冒润滑油。(CFP 图)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也持类似观点,“无论打假人动机如何,他们都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
尽管有来自学术界和律师圈的支持,但打假者仍然感到了来自上层的丝丝凉意。
2017年6月,最高法在一份回复意见中提到,将“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这一意见无疑对职业打假人不利。
同年8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了10大典型案例。其中在对排名第一的刘某买奶粉一案的解读中,首次对职业打假人的概念进行界定:职业打假人是指以牟利为目的,知假买假并向生产者、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同时明确,本案原告应认定为非消费需要的牟利性行为,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
在不少职业打假人看来,法律已经不站在他们这边了。
2005年3月17日晚,“打假英雄”王海应北京大学学生会权益部邀请,来到北大宣讲理性维权。(CFP 图)
责任编辑: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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