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科学家要敢讲真话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侯云德：铸就重大传染病防控之“盾”

来源: 澎湃新闻(上海)

北京南城迎新街上，有一幢浅褐色的五层苏式建筑，一不留神就走过了。外墙上遒劲的爬藤植物，仿佛不经意间爬上人脸的皱纹。
这里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病毒病所”）旧址。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侯云德院士大部分的科研年华都在这里度过。
因为身体的原因，89岁的老先生，逐渐来得少了。但路过楼道里的学术海报栏，他还是习惯性地停了下来。“哦，是一个肿瘤学研究的报告。”无需借助花镜，几分钟速读后，侯云德就将满是英文和术语的海报内容讲给记者听。

四楼的办公室陈设简单，还是30年前的老样子。“他不太在意外在的东西，生活很简朴。”病毒病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说道。
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侯云德，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吐尽腹中丝，愿作春蚕卒；只为他人暖，非为自安息”。在他写的这首名为《决心》的诗中，老科学家的初心可见一斑。孜孜不倦地探索病毒世界，利用所学铸就重大传染病防控之“盾”。数十载的科研芳华里，侯云德写下一段段人生传奇。
编织传染病防控巨网应对甲流“一锤定音”
尽管不再从事一线科研工作，但侯云德身上的担子却并未卸下来。身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需要帮大伙“出出主意”。
看似轻描淡写，可在病毒病所副所长董小平看来，每当重大疫情来临时，侯云德扮演的都是守在火山口上的角色，他要准确地把握疫情走向，提出最佳的应对方案。
在卫生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围绕甲流疫苗接种一剂还是两剂，专家们在激烈地讨论着。依据文献和初步研究结果，侯云德依据多年的知识积累一锤定音，提出甲型流感疫苗一剂接种的免疫策略，不同于世卫组织推荐的两剂接种策略。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疫情来势汹汹，世卫组织将警戒水平提升至最高级别6级。中国迅速建立了卫生部牵头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担任该机制专家组长。
“我们火速召集国内十家顶尖疫苗生产企业来开会，一天天倒排，看看最快什么时候能拿出疫苗。”侯云德回忆道。
一剂次接种有效的判断不是凭空得出的。在疫苗临床试验中，数据显示老年人群对此次的甲流病毒有一定的免疫记忆，一剂便可以激活较强的保护性抗体，同时在一般人群中一剂次疫苗可以产生有效的保护性抗体。
侯云德说，在应对流感大流行疫情中，除了考虑疫苗一剂次免疫保护效果外，还要充分评价阻断病毒传播所需要的人群接种率，并结合疫苗的生产和接种能力综合判断，否则免疫策略也难以实行。
在一系列科学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在87天内成功研发出全球首个甲流疫苗，并在甲流大规模暴发前上市使用，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

2006年8月禽流感国际会议，侯云德与外国专家交流。
回顾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重大事件，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是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也正是SARS之痛，促使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自2008年担任“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以来，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我国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科技规划，并进行了任务部署。
2015年盛夏，当电视台记者走进侯云德家里时，他正在十多平米的书房里工作，对着电脑起草“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十三五”规划。闷热的天气，外面的嘈杂，似乎全然和他没有关系。
在侯云德的主导下，经过近十年的科技攻关，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到省市级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实验室网络体系”，可以在72小时内鉴定约300余种已知病原以及未知病原的检测和筛查。
发现仙台病毒新特性一战成名
时光回溯到1958年，29岁的侯云德风华正茂，是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的一名留学生。他在导师戈尔布诺娃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副流感病毒，攻读副博士学位。

与导师戈尔布诺娃合影。

博士学位证书。
莫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环绕的红墙，以及贯穿整个城市的地铁，给初来乍到的侯云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停留最多的地方，除了实验室，便是图书室。
“当时学细菌的人比较多，而病毒学是新兴专业，是国际上的前沿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专门的病毒所，只是在微生物系里设有病毒室。另外，相对于细菌而言，病毒更难控制。”侯云德回忆道。
几乎每天都是最晚离开研究所的侯云德，留学前苏联期间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的“特别关注”。更重要的是，他在仙台病毒研究上有了开创性的发现。
当时研究所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动物房里的小白鼠一下子全死光了，而原因不明。查找“真凶”的重担落在了侯云德身上。导致小白鼠死亡的病原微生物是细菌还是病毒？如果是病毒，会是几百种病毒中的哪一个？
通过层层抽丝剥茧，侯云德将仙台病毒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幸运的是，后来他成功地在小白鼠来源的细胞里分离出了仙台病毒。不止于此，通过深入研究，他还首次证明仙台病毒对人有致病性，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并阐明了机理。
仙台病毒是乙型副流感病毒的一种，最早在日本仙台一实验室里分离出来，故而得名。1958年日本学者冈田发现仙台病毒具有触发动物细胞融合的效应。几乎是同期，侯云德在1961年有了同样的发现，并阐明了机理。
“侯先生的发现是国际上同时期关于细胞融合研究的创新发现之一。在那个年代，信息沟通不畅，科学家们对于外国学者同期的工作其实是不太了解的。”武桂珍表示。
当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会看到，正是基于细胞融合技术的研究基础，英国科学家Milstein和Kohler在1975年发明了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并由此获得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目前单克隆抗体技术广泛应用在疾病诊断、治疗等领域，比如可以利用它研制针对癌细胞的靶向药物。
在武桂珍看来，划时代的技术或发现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如果能在其诞生的进程中起到基础性的奠基石作用也是很了不起的。“要在平凡的工作中努力做出不平凡的成就，在这方面，侯先生无疑是我们的榜样！”

仙台病毒著作。
仙台病毒可导致单层细胞融合的发现是侯云德副博士毕业论文内容之一。鉴于论文的学术成就，前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直接授予他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是前所未有的大新闻。按照当时苏联惯例，副博士毕业后工作6年才能申请博士学位。
文革期间科研不辍发现黄芪抗病毒机理
从苏联学成归来后，侯云德着手开始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
所谓病原学，是指研究疾病形成的原因。在“缉拿”致病元凶的路上，侯云德很快便有所斩获。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国内首次分离出I、Ⅱ、IV型三种副流感病毒，首先发现了 I 型副流感病毒存在着广泛的变异性，阐明了1962~1964年间北京地区呼吸道主要病毒的流行情况。
即使在文革期间，面临重重困难，侯云德也竭尽所能地坚持科研工作。“他带领吴淑华等同事，对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展开研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武桂珍说道。
从寻找致病原，到研究黄芪功效，看上去有些跨界。其实，这也反映了侯云德内心深处治病救人的初衷。早在幼年时，受大哥的影响，他就立志学医，还要成为名医。另一个哥哥曾因患传染病罹世的往事，也是他心头难忘的痛。
侯云德觉得病原学研究固然不可缺少，它能阐明疾病的原因，但认识世界的目的还在于改造世界，因此，探寻杀灭或拟制病毒复制的济世良方，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古方“玉屏风散”通常用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其主药是黄芪。这便是侯云德锁定黄芪的起源。大量试验表明，黄芪对副流感病毒感染有明显的防治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黄芪的作用机理也逐渐浮出水面：它可以诱生干扰素，促进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有轻微抑制仙台病毒等复制的作用。
干扰素是正常人体细胞分泌的一类低分子蛋白质，具有抗病毒、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疫及抗肿瘤作用，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病毒杀手”。黄芪主要通过诱生干扰素等，提高机体防御能力，对抗呼吸道病毒感染。
在阐明黄芪抗病毒感染机理的同时，侯云德敏锐地意识到，人体自身的干扰素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1976年，他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了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将技术推广到北京、四川等地。随后，人白细胞干扰素得以批量生产，用于临床。
研制成功国内首个基因干扰素药物
在科研领域，载入史册的向来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然而，文革十年浩劫，使得我国当时生物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差距。在追赶的过程中，侯云德一直强调“me too，me better”：尽管我们处于跟踪的位置，但要做出比领先者更好的科研成果。
人白细胞干扰素用人血制备而成，耗费8000毫升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产量低、价格贵，导致它难以广泛应用。能否建立一个生物医药“工厂”，大批量地生产干扰素呢？
1977 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看到希望。他设想，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中去，使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工厂”来生产干扰素，将会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上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在国外刚刚崭露头角，对国内研究者来说，只是在文献中有所了解。
于是侯云德和同事们查找文献，边学边干，摸索着起步。他们采用特殊病毒诱生的技术，从上万毫升人血白细胞中，提取了干扰素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mRNA承载着干扰素的遗传密码。
提取之后，要对核糖核酸进行“破译”。文献显示，国外用的是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来进行实验，但国内却没有这种动物，也没有进口经费，侯云德和同事们只好寻找其他动物卵母细胞来代替。
最终，北京水产养殖场的非洲鲫鱼成为“救命稻草”。他们用鲫鱼卵母细胞作为替代，采用微量注射法获得了成功，闯出了核糖核酸转译的一条新途径。后来，这一方法被写入了1981年出版的国际权威性书籍《酶学方法》中。
纸上得来终觉浅。为更好地掌握基因工程技术，侯云德利用去美国、加拿大等地开会、考察的机会，亲自到实验室做实验，回国后又根据国内的条件加以改进或创新。“利用到国外出差的机会，我还带回一些当时急需的试剂和设备，解了燃眉之急。”侯云德说道。
在各种“因陋就简”中，中国的基因工程技术渐渐开始有了雏形，病毒学研究迈入了分子时代。1982年夏天，侯云德团队首次克隆出人 1b 型干扰素基因。随后，他们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 1b 型干扰素。
“尽管和国外同类成果相比，我们晚了一点，但我们研制的干扰素是由中国人基因研制而成，更适应国人体质，同时副作用更小、治疗病种更多。”侯云德自豪地说道。“me too，me better”，他和团队做到了！
连任三届863计划首席专家为生物技术发展谋篇布局
26年前，在侯云德办公室发生的一幕，令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至今难忘。

侯云德与程永庆。
侯云德打开自己的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科研论文、获奖证书。他对程永庆说道，特别希望这些科研成果能早点变成药品，让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农民都能用得上。
当时，许多高科技药物是进口药，价格十分昂贵。在侯云德的极力倡导下，三元基因药业在病毒所地下室成立了，程元庆是公司骨干之一。
“在楼上的重点实验室完成小试的基因药物，很快拿到地下室的三元进行中试，加速了成果的产业化。”程元庆回忆道。
据统计，侯云德团队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已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大幅降低了相关药品价格，使上千万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组 1b 型干扰素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它的问世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侯先生是中国生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评价道。
如果说基因工程药物创新是点上的突破，那么，从1986年到1997年，侯云德连任三届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专家，从战略层面上对我国生物技术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他个人也实现了从杰出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的角色转变。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1987年工作会议。
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在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和朱光亚极力倡导下，我国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在国家“863”计划列出的7大研究领域中，生物技术居于首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既是战略决策者，也是战术实施者的侯云德，联合全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出色完成了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
十年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余倍。“侯先生为我国生物医药技术原始创新、成果转化，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化的整体水平步入国际先进行列做出了巨大贡献。”武桂珍指出。
甘为人梯不遗余力提携后学
去年年初，侯云德在和病毒病所研究员段招军的一次聊天中提到，因为眼睛的缘故，不能长时间看电脑屏幕，决定“不再学习了”。
段招军明白，侯老师所说的“不再学习”指的是不再编写《生物新药开发最新国际信息》了。
“一方面，感伤于老师的 英雄迟暮 ，而更多的则是由衷的敬佩。从2001年开始，《生物信息》至少两周一期，每期万字左右，都是候老师一个个字敲出来的，再发给大家学习。”段招军说道。
作为“孙子辈”的学生，段招军在侯云德的言传身教中获益良多。他认为，《生物信息》一方面是写给大家看的，同时也是侯云德驱动自我学习的一种方式。一辈子都要站在知识和技术前沿的侯云德，深恐稍不学习就落后了。
比段招军年长一轮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是侯云德“儿子辈”的学生。每天下班后，侯云德会召集学生来办公室聊天，和大家分享国际研究最新热点和趋势。“当时年轻，没有领会老师的深意，现在回想来觉得特别幸福”。

毕业生论文答辩会与学生合影。
令金奇印象深刻的是，侯云德大胆培养年轻人，总是把课题组的年轻同志推到科研的第一线。“在做痢疾基因测序过程中，从立项到协调各种资源，侯先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70多岁的老人乘坐汽车，来回近千公里的奔波。最终在侯先生的领导下，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率先发布了痢疾全基因组序列成果。
当被问起有什么爱好的时候，侯云德一脸茫然地转头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有什么爱好吗？”繁忙工作之余，他的业余时间大多用来著书立作了。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他在1989年独自完成的一部一百余万字的专著《分子病毒学》。
“当年，我们将这本书视为分子病毒学的 圣经 ，在它的指引下，许多年轻人步入了分子病毒学研究领域。”侯云德的同事、病毒病所原所长李德新说道。
其实，老先生也不是完全没有爱好。学生们回忆道，一有空闲，侯先生会亲自下厨，做些偏甜口味的家乡饭菜。“先生偶而也会看看电视剧，他还和我们聊过前几年热播的甄嬛传。”段招军说道。

“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科学家要敢讲真话

侯云德是谁?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名单公布后，对这位鲜少在媒体上露面的科学家，不少人都发出了好奇的一问。

同样的问题，60年前也被人问过。当时，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询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论文怎么会发表这么多?”不怪编辑好奇，这位中国留学生在前苏联学习的3年半时间，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并在仙台病毒等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最终直接越过副博士，被原苏联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侯云德院士留学苏联照片

一辈子与病毒打交道，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应当是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做出更加切身的贡献。”

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楼门口留影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集毕生精力编织传染病防控网络

2008年，侯云德79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这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过去5年。公众或许已淡忘了当时的恐慌，侯云德却不敢忘。“‘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在历史上是可以让一个国家亡国的，老的控制了，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这位少时立志学医、并且要当名医的科学家，一生都在为祖国的防病事业而奋斗。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又忙碌起来，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来临!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人数上万名。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这个组长可不好当，相当于坐在火山口上，责任重大。一旦判断失误，防控不当，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研究员回忆说。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

在疫情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建议的侯云德，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打两针是国际共识，只打一针，万一达不到免疫效果呢?

“科学家要敢讲真话，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侯云德是有底气的。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侯云德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认为一次接种预防甲流是可行的。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据来自清华大学第三方的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5倍以上。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高度赞赏和一致认同，获得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MERS、寨卡、H1N1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N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主任刘登峰表示。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1992年工作会议

是“中国干扰素”之父，更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

侯云德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名战略科学家。他的很多科研成果和举措，在当时都是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并且影响深远。

“中国干扰素”之父，是业内不少人对侯云德的尊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

侯云德敏锐地捕捉到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深受启发：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中去，使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工厂”来生产干扰素，将会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他带领团队历经困难，终于在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α1b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并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作用小，治疗病种多。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γ干扰素)和6个国家II类新药。

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

“我现在还记得，26年前在侯云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打开抽屉给我看，一抽屉都是各种各样的论文。侯先生说，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转化成规模化生产，变成传染病防控药品，该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回忆，那时缺医少药，很多药都需要进口，而且价格高昂。

一年后，在一间地下室里，当时60多岁的侯云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物股份有限公司。

侯云德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将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上千万患者已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时的干扰素药品100%进口，300元一支，一个疗程要花两三万元。现在的干扰素90%是国产的，价格下降了10倍，30元一支。但是侯先生还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希望价格能再降到20元钱、10元钱，让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程永庆感慨地说。

侯云德的战略性，还体现在他对国家整个生物医药技术发展的顶层设计。

“侯云德院士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大家，在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侯院士在把握方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钦佩地说。在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863”计划中，侯云德连续担任了三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他联合全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出色完成了多项前沿高技术研究任务。顶层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侯云德院士(右一)全家福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侯老师能够做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不是拍脑门，而是长期以来扎实的积累。”侯云德的学生、中国医科院病原所所长金奇研究员告诉记者，尽管已是89岁高龄，但侯老师的勤奋，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

“侯老师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每期都有上万字，两周一期，已经写了200多期。”金奇说，他读研究生时，侯老师工作非常忙碌，但仍然会在下班后到实验室找学生聊天。“聊什么?聊的就是他掌握的最新技术和动态，通过侃大山的方式实时输送给我们。侯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对年轻人，在培养提携上总是不遗余力。”

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与技术传授给他人。在做干扰素研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同事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分享给大家使用;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后，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侯云德乐于分享，从不留一手，常常还要赔上昂贵的试剂。有人认为他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术优势，他却不以为然。“我国科学家应当团结起来，不能把持技术不外流，技术优势要靠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告诉记者，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先生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车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们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侯先生说，带轱辘的就行。生病住院，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武桂珍说，侯先生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国的防病事业。在他身上，深深映刻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采访时，谈及自己的科研成果与成就，侯云德院士谦虚地笑了：“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只是认真做了，并没有很特别。而且很多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是领头人而已。”

今年89岁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老人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冯华

侯云德：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2018年01月09日 03:30:04
来源：北京日报

大红色的“最高奖”证书格外醒目。

这是全国最高科技荣誉。

将它捧在手里的侯云德却说：“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如潮的掌声，是人们对这位89岁仍坚守传染病健康防线的老科学家的深深敬意。

侯云德是谁？50多年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也问了这个问题。彼时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的侯云德在该杂志上接连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引起极大关注。

鉴于他的学术成就，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当年，侯云德便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他在分子病毒学研究和基因工程药物研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初，他率先利用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当时我国最大基因组——痘苗病毒天坛株的全基因组测序；构建了一系列新型原核表达载体和病毒基因治疗载体；发现了丙型肝炎病毒核心蛋白抗原表位及其致癌性分子机制等，奠定了我国分子病毒学的研究基础。

他率先研发出国际独创、我国首个基因工程药物（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干扰素α1b，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零”突破，随后又在短短数年间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一类和6个国家二类基因工程新药。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获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中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建设上，侯云德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带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专家组，顶层设计了我国2008-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和降低“三病两率”的总体规划。

他特别强调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应对能力的提升，布局建立了多部门、多领域、覆盖全国的传染病检测平台和监测网络，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技术和能力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

他还主导了2009年我国H1N1流感大流行的防控应对和科技攻关，取得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成功干预的先例。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获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侯云德院士从事科研工作60年，科研成果根植于祖国大地和人民健康事业，为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耄耋之年，侯云德仍然在为祖国的医药健康事业殚精竭虑。他曾赋诗以明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侯云德：让患者用上买得起的国产药

2018-01-09 05:46:00　来源: 钱江晚报(杭州)

昨天傍晚，钱报记者联系到了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这家公司是当年由侯云德院士主导创办的，该公司总经理程永庆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侯云德院士并非那种固守书斋的人，而是一位善于知行合一、乐于跨领域学习的科研学者，“有了科研成果之后会去考虑将之转化应用，而非单纯地停留在论文纸面上。”

侯云德1929年生于江苏常州，小时候半工半读，养过鸡摆过摊。

1958至1962年，他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此后一直研究病毒和传染病。

他独立编著的《分子病毒学》长达105万字，被奉为病毒学“圣经”，曾连任三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程永庆记忆中，侯云德非常平易近人，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学生或同行可以随时请教。

26年前，有一次他去侯云德院士的办公室求教，谈到后来，侯云德打开抽屉给他看那一抽屉的论文和科研成果证书，“他当时就说要能将这些成果应用化，规模化生产，那该多好！”

彼时，中国正值缺医少药的时期，并且很多药物都依靠进口，这也意味着价格昂贵，很多百姓根本用不起。

在当时已经60多岁的侯云德的主导下，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当时他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他在重点实验室楼上做小试，我们在楼下地下室里作中试，尝试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回忆起那段时光，记者可以从程永庆的话语中感受到自豪。他说，跟一般的科研工作者不同，侯云德院士属于知行合一的人，更愿意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天天想着如何将新药研究的技术成果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侯云德主导了我国第一种基因工程新药，并实现了产业化，同时还将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给十余家国内企业，“很多药物从全部依赖进口转而90%以上患者用上国产药，从用不起到广泛普及。”程永庆说。

在业界，他被尊称为“中国干扰素”之父。

侯云德在学术上严谨、求精，生活上则乐观、朴素。

程永庆告诉记者，侯云德既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师长，也是一位心态年轻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朋友，“亦师亦友啊，记得刚刚创办公司时，我们紧张了一天，下了班会相约去蹦迪。”一说起这事儿，程永庆自己都忍不住乐了一下，“他就说你们等等，我也跟你们去。真去！还蹦得一身汗。”

不光如此，当流行QQ聊天或微信聊天时，侯云德都很有兴趣，会主动提出来跟着年轻人学习，总之一点都不落伍，“心态阳光积极，让人钦佩，让人感动。”

据人民日报此前报道——今年89岁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老人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学生眼中的侯云德

来源: 科技日报

“大咖”印象

去年年初，侯云德在和病毒病所研究员段招军的一次聊天中提到，因为眼睛的缘故，不能长时间看电脑屏幕，他决定“不再学习了”。

段招军明白，侯老师所说的“不再学习”指的是不再编写《生物新药开发最新国际信息》了。

“从2001年开始，《生物信息》至少两周一期，每期万字左右，都是候老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段招军说。

作为“孙子辈”的学生，段招军在侯云德的言传身教中获益良多。他认为，《生物信息》一方面是写给大家看的，同时也是侯云德驱动自我学习的一种方式。一辈子都要站在知识和技术前沿的侯云德，深恐稍不学习就落后了。

当被问起有什么爱好时，侯云德一脸茫然地转头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有什么爱好吗？”工作之余，他的业余时间大多用来著书立作了。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他在1989年独自完成的一部一百余万字的专著《分子病毒学》。

“当年，我们将这本书视为分子病毒学的‘圣经’，在它的指引下，许多年轻人步入了分子病毒学研究领域。”侯云德的同事、病毒病所原所长李德新说。

其实，老先生也不是完全没有爱好。学生们回忆道，一有空闲，侯先生会亲自下厨，做些偏甜口味的家乡饭菜。“先生偶而也会看看电视剧，他还和我们聊过前几年热播的《甄嬛传》。”段招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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