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中失焦的媒体和舆论

12月20日下午14时，中国女留学生在日本被杀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宣判，被告陈世峰被处以20年有期徒刑。各路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的评论再度沸腾，对陈世峰和刘鑫的谩骂与谴责，对事件的悲哀与愤怒，对江歌母女的同情和关心，事实被情绪所笼罩。

截至20日21时，微博舆情中“江歌案”的微博声量达147，814条，微博用户整体表达出悲愤的情绪。

情绪占据了整个案件的始终，从一开始江母通过个人微博哭诉案件，普通用户纷纷转发，再到大V和媒体们线上至线下的活动。这个过程中，媒体和舆论失焦于事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案情的推理和判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审判结果。同时，网络也是容易遗忘的，至少媒体和多数普通用户是这样，相关报道和舆论总是会短暂地喧哗，又迅速地回归平淡，话题总是会被平台上每日源源不断的商业和娱乐信息冲淡。

总体上看，“江歌案”中的报道和舆论呈现戏剧化、碎片化和个人化的趋势。

【戏剧化】

“江歌案”相关的新闻报道在国内媒体和社交平台呈现出戏剧化的趋势，媒体、大V和普通用户共同将事件演绎成极具感染力的悲剧。

戏剧最鲜明的特点是冲突。事件中的角色包括在异国遇害的女留学生，悲情而坚强维权的母亲，背信弃义的闺蜜，偏执变态的闺蜜前男友兼凶手。杀人事件的导火索始于男女感情问题，中间涉及到亲情、友情、道德和人性等多重矛盾。这些相较于法律专业层面门槛更低，适合一般人的讨论和参与。同时媒体也充分运用了戏剧化的手法进行新闻报道，在框架和叙事上以吸引用户注意力和议论热度为目标。

这些商业化的信息产品已经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

而日本媒体的报道相对更为客观。虽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事件涉及的主体并不在日本本国，整体的报道和讨论都是一种旁观者的角度。

【翻译】3号凌晨0点15分左右，接到东京都中野区六片区公寓住民的，“大门外有可疑人物”的110报警电话。赶过去的警视厅中野署警察，在二楼的走廊上发现了脖子流着血倒在地上的女性。被认为是居住在这里的20多岁的留学生。虽然送往医院抢救但还是死亡了。

脖子被刺伤了好几个地方，死因是失血过多。警视厅作为杀人事件开展搜查。目前具体死者的身份和死因的确定正在进行当中。

根据同警视厅表示，这位女性和20多岁的女留学生合住。合住的女性呆在室内的时候，听到了大门入口处的撞击声和喊叫声。

几乎在同时刻，警察也接到了附近居民“听到了惨叫声”的报警电话。因为女性是倒在大门口，所以警方认为该女性回家时被什么人袭击了的可能性很大，并由此展开调查。

（《日经新闻》报道内容来源：知乎）

以上照片是朝日新闻截图，红线部分翻译：

中野警察署认为女性是在回家的时候被袭击，然后合住的女性发现异常，打了“走廊上有可疑人物”的报警电话；

据死者同层的29岁女性邻居描述，当时她听到门外“咚”的一声，然后她就打开门看见死者倒在地上，然后房间里传来“她很危险，请快点来”的求助声；

据住在附近的70岁老太描述，她在2号的傍晚，看到三个人在住宅的走廊上用中文持续了20多分钟的争吵。

（《朝日新闻》报道来源：知乎）

日本相关的报道以事实为主对事件进行陈述，然而反观国内的报道，对客观事实的报道量和关注度相对戏剧化的信息是较低的。

【碎片化】

微博平台是“江歌案”相关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因而一百多个文字、图片、短视频呈现的内容都是碎片化、缺少主线和逻辑的。

前期，在微博平台一些媒体和媒体人将镜头对准了悲痛欲绝的江母，塑造了一个悲情而坚强的单身母亲角色。同时，她总是一个人出现在镜头前，更加强了她的孤独无助感，报道中出现过的亲人只有在异国意外遇害的女儿和年迈衰老的母亲，破碎的家庭是她一个人在支撑，而其他亲人角色在镜头下是缺席的。此时舆论的情绪更多汇聚在同情层面。

在和刘鑫的冲突中，江母通过微博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对刘鑫的怨恨，希望对方承担其责任。但是收到的是对方的无视和冷漠，于是她选择用曝光个人信息的方式要求对方发声。而刘鑫的形象是表里不一、满口谎言。舆论指责的对象从刘鑫本人上升到其父母和家人，事件被简化为善良的义士和怯懦的小人，坚强理性的母亲和自私无情的父母。

直到审判开始前，媒体和网民的视线才转移到杀人者的身上。媒体展示出的是一个无情、变态、早有犯罪倾向的人。而这个设定也是完全符合吃瓜群众对一个杀人者的印象，因而很容易被接受。

事件从发生到一审判决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信息量巨大的网络环境中只能一次次以碎片的形式展开和呈现，加之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以及群体极化的舆论环境，部分矛盾和冲突被不断放大，这使得我们对于完整的事实并不知晓。

【个人化】

当事件的关注度和讨论度不断攀升，事件也偏离了杀人事件的本质，整体的报道框架和舆论环境更加个人化，衍生出大量掩盖事件发展的话题。

一类是个人情感、道德类话题，比如“姑娘，希望你这辈子都不要遇到‘陈世峰’”，“赶紧‘检查’你身边有没有‘垃圾人’”，“刘鑫，江歌带血的馄饨，好不好吃？”，咪蒙文章“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这些程式化的标题在煽情和引发共鸣上的作用不容小觑。

道德和情感的评论的低成本使事件角度转向个人，网民的视线从对社会事件的关注转向个人的生活和经历，在现实生活中“闺蜜背叛”、“渣男”等是当下流行的情感话题。

而在细节逐渐披露的过程中，很多个人都充当起了“名侦探”的角色，对碎片化的情景和细节推理形形色色的“真相”。网络去中心化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以个人为中心，无论是事实判断还是道德判断都是如此。每个人坚信自己的立场和判断，整个事件在客观环境、拟态环境个主观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情形和发展。

个人脑洞的多元化和回音室效应下，事件的真相、刘鑫和陈世峰的发声、甚至事件本身都不再重要，舆论虽然倾向一致但不过是自说自话的表达，行动上也缺少凝聚力和实际效力。

“江歌案”中的正义感是值得坚持和呼吁的，过度的沉默和冷漠、过度的喧哗反而掩盖了真相。这与其说是网络狂欢，不如说是无数个人的自嗨，真相也没有一个，而被个人的想象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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