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信贷大败局：巨头倒闭，外资撤出，消费信贷溃败

监管从天而降，中国的现金贷行业，正在遭遇行业大劫。实际上，消费信贷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监管风险。在日本的历史上，也曾出台严苛的信贷监管，导致其60年的信贷积淀，几年间尽毁。第一巨头破产，外资纷纷撤出，此后，日本消费信贷一蹶不振，最终几乎是一个全输的结局。而在遭遇同一段历史的中国，未来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

01

一夕颓败

2008年，对于花旗银行的来说，是无比艰难的一年。

除了遭遇金融危机，公司还做出了关停日本消费金融分公司的决定。

几千名员工接到了裁员通知，所有的人要在一天内收拾离开。“几个小时，办公室就只剩下一片狼藉了。”花旗的前副总裁秦贤回忆称：“真的是输得连裤衩都不剩了。”

而此前，这个公司是日本消费金融行业第五，风头极盛。

曾是日本消金第一巨头的“武富士”，也在2010年9月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就在十年前，武富士的掌舵人武井保雄被《福布斯》评为日本首富，超过孙正义，全球排名30。

而一切，都源自于2006年日本《贷金业法》和《利率限制法》的出台。

对消费金融和信贷业务的整治，监管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制定了一个严苛的四年计划，步步收紧，慢慢绞杀。

在强大的监管面前，企业几乎难以转圜。

此后的四年里，消费金融巨头们一溃千里，而持续60年、逐渐繁荣的信贷业务，就此一蹶不振。

02

黄金时代

这个故事，还要从二战之后讲起。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开始复苏。

到60年代，消费贷款大量取代典当行，成为居民借贷主流。

而武富士，在1966年创办。

这一年，36岁的武井白手起家，以在黑市从事大米交易赚得的第一桶金，在东京板桥区租借了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设立“富士商事”公司，通过无担保的小额贷款起家。

武井保雄最早把放款目标锁定在家庭主妇上，“主妇的个人信用要比男人好”。

他很快形成了原始的信贷理念：“不能借给不打扫厨房、厕所的主妇，而要借给孩子穿着干净衣服的主妇。”

他的风控策略也颇为奇葩。

早上10点开始，他就去住宅小区，观察各家的阳台，看谁家的主妇晾出了洗干净的衣服。

“能不能借用您家的洗手间？”他还会挨家挨户敲门，混进去看谁家整齐干净。

以此，他来判断，可以借钱给哪一家。

而武井保雄是一个极为独裁、铁腕的领导者，他带领这支铁军，在信贷领域一骑绝尘。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整个日本出现大量的消费信贷公司，并成长出4大消金巨头，除了武富士，还有Aiful，Promise，Acom。

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消费需求渐渐成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

而另一方面，1969年，大阪几家大公司联合成立了日本消费金融协会，将用户借贷数据共享，将信贷业务中最大的隐患——多头借贷问题解决。

最有意思的一个原因是，技术创新带来了惊喜。

1993 年，消金巨头Acom，研发了一台自动完成贷款申请和签约的机器，叫“Mujinkun”（意为自助式）。申请者只需在用户界面填写相关信息，中央信审部门通过单向摄像头跟申请人交谈，就可完成相应信用评分。

颇爱面子的日本人，害怕被拒绝，而机器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降低了运营成本。

巨头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ACOM、Promise率先在1993年上市。

1996年，武富士公司在日本二板市场“佳斯达克”成功上市。此时，公司的个人消费放贷余额超过1万亿日元，成为日本个人消费信贷业最大的公司。

而一年之后，最后一大巨头Aiful也成功上市。

外资也随后而来。

2000年年底，花旗收购了Associates，因为后者在日本市场也有业务，因此顺利进入日本。

其后，花旗在日本的消费金融业务也大放异彩：其后连续三年，花旗在全球的利润有8%是由日本而来，而消费金融贡献了其中的86%。

截止到2006年3月，日本非银行贷款余额为41万亿日元，其中21万亿，是个人消费贷款。

这无疑是日本消费金融的黄金时代。

03

监管突来

盛世之下，必有阴影。

在消费信贷的黄金时代之下，问题也开始持续呈现。

其中备受诟病和舆论指责的，无非是“消金三恶”：过高利率、多重借贷以及暴力催收。

一些底层用户陷入债务危机，甚至出现了自杀或离家出走的极端事件。

日本媒体进行了持续的跟进，有媒体曝出，武富士聘用黑社会背景人士，和警察勾结，共同催收。很快，四大消金巨头，都陷入舆论漩涡之中：“他们不仅向父母等其他亲属催收，还擅自进入民宅，恐吓老人、孩子，有的孩子甚至得了抑郁症。”

2006年，监管随后而至，《贷金业法》和《利率限制法》很快出台。

致命的第一箭头，就是将利率调至29.2%。

自此消费信贷诞生起，日本的利率上限，一再调低，最后低至20%。

为了满足利率上限，消金公司大幅收紧贷款政策。

已培养起来的消费习惯，却很难及时调整。很多借款人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贷款，就转战地下，导致地下高利贷猖獗，负面新闻进一步爆发。

政策进一步收紧。

日本最高法院规定，年利率不得超过20%，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

也就是说，之前收取的超过年利率20%的利息，企业还得吐出来，归还消费者。

第一巨头武富士，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按照法规，武富士需要退还的贷款利息是2万亿日元，涉及借贷人约200万人。

此后，要求武富士返还多缴利息的客户蜂拥而至。同年11月10日，武井保雄因肝衰竭在东京家中去世，终年76岁。

“日本消费信贷之王”离去，同样离去的，还有日本消费信贷的“黄金年代”。

除了武富士，2006年上半年，前四大消费信贷公司总共退还了利息650亿日元。

巨头们急于改革保命，消减广告支出，关闭门店，裁员等等，但都无法挽救一泻千里的颓势。

2010年9月，武富士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成为日本贷金业整顿的最大“牺牲品”。

武富士之外的其他3大消金公司，客户数量大幅减少，只可艰难为生。

Aiful其贷款余额持续8年负增长。虽然近年有所缓和，但已经尽显疲态，难再辉煌。

而在2008年，花旗银行也做出艰难的决定，将日本的消费金融事业部关停，撤出。

04

反思前行

巨头倒闭，外资离场，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其后，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日本消金业就此一蹶不振，甚至给地方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北海道大学饭田教授分析指出：《贷金业法》修改后，带来的经济效果是名义GDP增长率出现负值，为-0.47%，新失业者达到18654人。

除了消费市场的低迷，外资也变得谨慎。

花旗的前副总裁秦贤指出：“除了造成对本地市场的重创之外，对花期、通用等外资打击很大，直接造成海外银行对日本市场失去信心。”

另外，这进一步养肥了黑社会势力。

由于新法规定借款人贷款月不得超过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家庭主妇、学生等无收入群体，无处借款。

因为需求存在，正常渠道封闭，转为地下后，民众借贷需要付出更高成本。

“就连日本政府自己都没有料到，对行业会有如此重大、万劫不复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媒体指出，过度严苛的政策，带来了一个全输的结局。

“实际上，银行只服务头部人群，这些有钱人的借钱欲望，并不强烈；而越是底层用户，越需要金融服务，越有信贷需求，因为需要合理引导，让信贷处在阳光之下。”秦贤指出。

此后，花旗银行在日本的案例，成了很多商学院的案例。

“消费金融业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监管风险”，秦贤指出，信贷行业，要经常和政府保持沟通，成立协会，数据共享，避免多头借贷，都是必要措施。

随时准备退出机制，未雨绸缪也非常重要。

消费金融行业就如走钢丝者，离钱很近，却危机四伏。

有时候，它是刺激内需的利器；有时候，它又变成置于深渊的黑手。

监管就如走钢丝者的平衡杆——是前者还是后者，有无数平衡的智慧。（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人名为化名）

来源：一本财经

作者：二八

延伸阅读：

日本现金贷也疯狂：从民间“消金三恶”到银行“过剩融资”

在负利率、监管真空的态势下，日本的银行成了现金贷的主力，过去五年间现金贷余额涨幅高达7成，“过剩融资”正引发日本监管层的关注。

盛世之下，必有阴影。

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民间消费金融公司崛起，日本进入了消费信贷的黄金时代。然而，过度消费导致了“消金三恶”(高利率、多头借贷、不当催债)，一些底层用户陷入债务危机，甚至出现自杀或离家出走的极端事件，软暴力催收导致的社会问题更是备受诟病和舆论指责。

重磅监管之下，2000年后，日本消金乱象逐渐熄火。如今，在负利率、监管真空的态势下，日本的银行成了现金贷的主力，过去五年间现金贷余额涨幅高达7成，“过剩融资”正引发日本监管层的关注。“消金三恶”死灰复燃

“300万日元以内，无需收入证明即可申请。年化利率为4%～14.5%不等，最高额度800万日元，最短审查时间30分钟，没有银行账户也能申请。”以上是在日本电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广告词，而代言人则是当红女星吉高由里子。

近期，“现金贷”在中国饱受争议，监管政策也纷至沓来，但你可能想不到，上述广告就是日本三大银行之一的三井住友银行的现金贷广告。此外，其他两大银行——三菱东京UFJ、瑞穗金融集团都曾请当红影视男星阿部宽、福士蒼汰，当红女团乃木坂46作为代言人，且会根据明星的热度来不断更换人选。

“当年民间现金贷公司在重压监管下破产，基本都被日本大银行收购，如今银行成了现金贷的主力，这几年负利率压得银行息差收入紧缩，消费金融这块业务可是主要赚钱的来源了。”三井住友消费金融部员工Yasumi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她也透露，日本人工作结束后爱喝酒，日语里叫“飲み会”，“甚至有些投行精英，有时候这种酒局太多了，也会借现金贷来周转一下。”

眼下，“過剰融資”(中文意为“银行消费金融过度”)已经引发了日本政界的高度关注。早年，《贷金业法》对民间贷金公司提供消费信贷的规模进行了限定，额度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的1/3，且总规模不得超过50万日元。而银行消费信贷不受此规模限制，银行为了增加收益，为借款人提供便利，普遍为借款人提供超过年收入1/3的贷款，额度从过去的10万、20万日元，暴涨到了现在的200万日元到300万日元，年收入只有1000万日元可超还款能力借到2600万日元。

Yasumi也对记者透露，“消金三恶”的死灰复燃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9月时日本金融厅就表示要到银行彻查，现在银行也都主动将贷款规模控制在借款人年收入的1/2，预计之后会出台明确的监管措施。”不过她也提及，对正规途径的消费金融应该规范而非限制，否则反而会进一步助长地下融资。过度消费下的“消金乱象”

“《贷金业法》出台后，过去民间的那些消费金融公司基本活不下去了，部分被银行收购，例如现在最大的一家民间现金贷公司Promise就是由三井住友银行控股。如今，银行成为了现金贷的主力。”Yasumi对记者表示。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日本的消费金融就开始蓬勃发展，而无担保的现金贷作为消费金融的一个分支则加速发展，这一行业也曾经历了盲目发展、逐步规范、强化监管的阶段。只是，如今问题又开始在此前不受监管、利润受到负利率政策冲击的银行身上重演，致使个人破产大量增加，逃债、自杀案件屡屡发生，银行风险加大，这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成为近来国会讨论的议题。

先从现金贷在日本发展的源头说起。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可谓是日本民间消费金融的“盲目发展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日本经济开始持续增长，非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在大阪开始兴起，起初的贷款对象多为和服作坊等手工业者，特点是贷款金额小、周转速度快。虽然消费信贷利率较高，但为手工业者提供了周转资金，成为一种运转较为成功的信贷模式。此外，日本小区模式的出现也聚集了大量的上班族，其逐渐成为消费信贷的最大客户群体。

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奥运会，有力刺激了经济增长，使日本民众对耐用消费品和休闲娱乐等消费产品的需求迅速上升，但收入增长却没有同步提高，这直接导致了消费信贷需求再一次爆发式增长。一些消费金融贷款公司抓住机会快速发展业务，甚至出现了从银行取得资金后向借款者放贷的情况。

到70年代后，消费信贷规模不断膨胀，债务违约的发生频率大幅增长，“消金三恶”的社会现象日益严重，消费金融市场成了“消金地狱”。

1983～1999年则为“逐步规范阶段”。为整顿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1983年日本发布了贷金业自律行政命令并颁布《贷金业法》，开始对贷金业者实行注册登记制度。从此“贷金业”规范成为不吸收存款而向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行业，标志着贷金业被政府纳入了正规金融体系。

然而，由于实际执法效果欠佳，仍没能遏制“消金三恶”现象。由于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银行已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进入消费信贷市场，非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公司扮演了市场的主要角色。

1999年5月，日本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贷金公司发行债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并允许其把资本市场的融资用于发放消费信贷。

2000年后开始，鉴于“消金三恶”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日本民众对贷金业产生反感情绪，日本的消费金融正式进入了“监管强化期”。

2000年，日本把对中小贷金公司的监管权从地方收到金融厅；2001年进一步构建了以金融厅为核心、日本银行和存款保险公司共同参与、授权地方财务局监管的金融监管框架；2003年出台《地下金融对策法》，对所谓“地下金融”即未向政府注册而私自开展贷款业务的机构进行整治，由此遏制了贷金业恶性发展的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范贷款信用风险，日本于2001年3月建立了消费者信用数据中心（Credit Risk Database，CRD），这是一家非盈利、非公益的一般社团法人。其经营宗旨是不追逐利润，不向社会公开信息，而只向加入该组织的会员提供信息服务。

此外，会员缴纳的年费收入全部用于数据库的维护和中心人员成本支出。其提供的信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贷金公司的客户信息，另一部分是信用卡公司的客户信息。这两部分信息可以共享，实质上可视作一个信息库。

同时，为了加强惩治力度，2006年，日本政府开始分四个阶段对《贷金业法》进行修订并逐步实施，《利息限制法》对日本消费金融行业的打击尤为致命。

“这段时期，日本民间的消费金融巨头都纷纷破产了，”Yasumi告诉记者，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超过《利息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为无效，且贷款额不得超过借贷者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还给借贷者。法令从2010年6月18日起全面实施。

为此，2010年前还是日本最大的消费金融公司——武富士，于2010年申请破产。武富士需要退还的贷款利息，涉及到的借贷人约200万人，仅这部分总额就超过2万亿日元。面对蜂拥而至的讨息者，无力偿还的武富士于2010年9月底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同年10月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摘牌退市。

“软暴力”催收黑幕

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管完善后，“软暴力”或暴力手段催收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

但在新《贷金业法》出台前，据统计，2000年日本国内因经济因素自杀的人数增至近9000人，约占自杀总人数的30%。

据记者了解，“软暴力”催债手段表现为：对欠债人进行电话骚扰，每天不分昼夜多次向欠债人家庭打电话、发传真进行催债;频繁上门催债或在欠债人住所、公司周围蹲守;逼迫债务人从亲属、朋友和其他公司借款还债，甚至要求债务人卖器官、以死后赔偿的保险金、以生活保障金等偿还债务;在邻居大门上张贴传单，在债务人家中大声催债，让邻居知道借款人欠债情况，刻意在欠债人同事、邻居中造成恶劣影响来逼迫债务人还债等等。

由于日本人一般自尊心与信用观念较强，在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拖欠贷金公司欠款，或欠款而被外人知晓，因此一旦被催债，可能会采用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软暴力”催收也导致日本自杀率上升。

为了抑制不良影响发酵，此日本政府终于对贷金行业的催债行为进行了法律规范。

例如，贷金业法第21条对催债行为作了相应规定。例如，一是无正当理由不能在政府规定的不恰当的时间（早8点到晚9点）给债务人打电话或发传真或到家中访问催债；在债务人提出还债承诺或主动联系商谈，或在联系过程中，贷款人要积极配合，不能在政府规定的不恰当的时间给债务人打电话催债，取消发传真或到家中访问；不能要求债务人从其他地方借款来还债；求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和司法书士处理债务，律师和司法书士已通过法院向贷金公司发出通知后，贷金公司不得再向债务人打电话、发传真，或上门索债，直接要求债务人还债。贷金业法第24条规定，违反第21条规定催债的视同犯罪，应予以刑事处罚。

经过大力整顿，目前日本大贷金公司都制定了严格的催债规则，基本的催债方法主要是打电话和寄送邮件，在债务人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才上门催债，进而移交债权回收机构和司法部门处置。

据悉，一些主要贷金公司的催债具体规则为：打电话次数1天不超过3次，到住宅访问人数不超过2人，打电话时不采取粗暴态度或使用粗暴语言或大声威胁；打电话留言时只留催债经办人个人姓名，不留贷款公司名称；发送邮件时不注明贷款公司名称；在多次打个人电话联系不上，仍不还债的情况下，才向债务人单位打电话；不在不恰当的时间催债（如祭祀节、新年、遭受地震灾害、台风等严重自然灾害时）；基本由男士担任催债业务，当债务延迟3日～2周时，对女性债务人由女性催债人负责催债。此消彼长 银行接棒

随着新《贷金业法》颁布后，日本贷金公司数量开始急剧下降，日本的贷金业由此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和正规化的发展轨道。

然而，也正如Yasumi此前说的那样，如今日本的消费金融巨头基本都由银行控股，目前日本的消费金融领域有四大巨头：三井住友财团旗下子公司Promise、Mobit以及三菱财团旗下子公司Acom、Atful。

目前，银行也在积极推动消费金融业务，现金贷则成了主力，在过去五年间涨幅高达七成，2016年末的总量高达5兆6000亿日元。“銀行カードローン”(即银行现金贷，Card Loan的音译)一词则成了各大广告牌的“常客”。

“之所以叫Card Loan，主要因为十几年前，现金贷的借款人很多根本没有银行账户，因此消费金融公司会给他们单独办理一张专用的贷款卡，因此得名，并沿用至今。”Yasumi告诉记者。

现在，银行除了普遍为借款人提供超过年收入1/3的消费贷款，更令人震惊的是，银行贷款利率设计是借款额度越高，利率越低，如三井住友银行100万日元以下的消费贷款利率为12%～14.5%，借款100万到200万日元，利率10%～12%，从而造成借款人向银行过度借款。

据统计，有96.4%的80家银行为贷款额超过1/3年收入的人提供贷款，22.9%的19家银行为超过年收入的消费者贷款。银行消费贷款余额2013年3月为3兆5442亿日元，3年后的2016年3月迅速提高到5兆1227亿日元。

一般而言，一般的银行向大众吸收存款，并向有担保、抵押的项目放贷，赚取安全的利差。而如今银行大肆推进现金贷业务，据记者了解，银行甚至给员工设定业绩指标，而这一现状背后的推手主要就是负利率和监管真空。

2016年1月29日，日本央行出乎意料地宣布实行负利率政策，而银行业似乎却每况日下，净息差收窄。瑞穗 2016财年Q1财报显示，其净利润同比大跌16%。

此后，负利率政策的破坏性正在进一步蔓延。银行差强人意的营收表象突出了其所面临的艰难环境——净息差收窄、贷款需求萎靡、经济增速疲软。三菱东京UFJ某分析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日本原本存款利率就接近0，因此负利率后存款端降无可降，而贷款利率却不断下滑，这使得银行利息收入大降。相较之下，现金贷等消费金融普遍超过10%的利率就显得愈发诱人。

此外，监管套利也是另一大原因。一般现金贷公司从2006年后受到严格监管，在电视宣传广告方面，需要事先获得行业协会审批，并规定一个月内媒体发布广告不得超过100个。然而，银行不受此限，如2016年，三菱东京银行发行广告为1990个，新生银行2230个，大力宣传银行消费信贷的便利性广告的影响也诱导借款人过度利用银行消费信贷。

《贷金业法》对贷金公司提供消费信贷的规模进行了限定。在规模控制上要求贷款额度不得超过借款人年收入1/3，贷款规模不得超过50万日元。而银行同样不受这一规定的限制。债务过剩引监管关注

今年以来，这一现状不断引起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关注。

日本财长麻生太郎在9月1日举行记者发布会时就表示，“希望推动银行现金贷业务正常化发展，并希望把握银行运营的实情。”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今年9月，日本金融厅就针对银行现金贷贷款过剩问题，对几家大银行和地方性银行进行了检查。Yasumi也对记者表示，根据调查结果，金融厅对于一些行为不当的银行也会给予行政处分。

记者获悉，此次检查的内容包括：银行是否存在对现金贷过度广告宣传的情况;是否将贷款获得情况作为对银行员工的业绩考察标准等。

今年11月，日本全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了调查结果，其以189家银行为样本，其中120家提供现金贷业务的银行中，有43家(36%)都以现金贷的贷款情况作为支行或员工的业绩考核标准。

与仍处于消费金融发展早期阶段的中国不同，日本的发展已经接近成熟，如果不进行适当管控，则可能导致经济长期停滞。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林庆一郎就撰文称，民间部门存在的过剩债务是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通过模型分析可知：如果过剩债务不断积累，借款人的经济活动将变得效率低下。如果过剩债务达到一定水平，借款人的低效率经营将成为永久状态，有可能带来经济长期停滞。

“在这种情形下，贷款人没有削减借款人过剩债务的激励因素，因此如没有政府实施政策介入的话，经济停滞将持续很长时间。”他写道。

不过，Yasumi也对记者透露，其所属银行旗下的现金贷公司也在大力拓展东南亚业务，并也在中国开展现金贷业务，“目前似乎也有想过，是否可能在中国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去收购一些中国的网贷公司，拓展未来的业务版图。”

在她以及其他海外从业人员看来，中国的网络小贷在12月迎来监管细则，但在消费金融发展早期阶段的中国，这似乎意味着在规范化后，这一业务将迎来另一个健康发展的阶段。

作者：周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