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的30万同胞时,一些人疑惑发问,为什么当年南京城内的百姓没有提前撤退呢?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从抗战爆发时,南京居民(含各类机构、社团、企业、商户、学校)就开始撤离,11月中下旬以后达到高峰,
凶残的日寇来袭,南京政府和百姓共同发力,得以让南京市(含郊县)的居住人口在1937年6月至12月半年内从101.5万减少至约50万(不含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士兵),众多学校、企业也因此可以迁至后方,留存血脉。
从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对南京周边轰炸开始,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因为连续遭日军轰炸,学生伤亡,校舍受损,被迫进行西迁,当年10月去往重庆。但在那个时期,内迁只是个别行为,因为淞沪会战初期国军占据优势,空军8.14笕桥空战,零伤亡首次击落日机4架,也振奋了人心。
到11月12日,国军形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南京开始有组织、大规模的内迁。
那么企业和普通百姓的撤离的具体情形又是怎么样呢?
企业的内迁相当复杂,一些私人企业顾及利润,同时没有认清日寇的真正面目,并不积极内迁,结果就导致企业不走,企业主不走,以企业为生的工人更无法走;当日军逼迫南京时,富有的企业主可以轻松逃脱,普通工人只能洗颈就戮,惨遭大屠杀。
而当时的普通底层百姓很难下定撤离的决心,因为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内迁需要克服无数困难
就连拥有一定财力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在1937年7月的家书中都写道:”我自己出门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 。
底层百姓撤离南京有两大困境。
困境一:背井离乡,举目无亲,饥肠辘辘
困境二:内迁费用昂贵,撤离人数太多,导致交通资源紧缺,不管船票、车票,一票难求,如果靠脚走,长时间的行路,吃住花费也是不少,民国时期,一般家庭,可是负担不起。
亲历淞沪抗战的阿垅在《南京血祭》中写过这样的故事:南京保卫战前夕,宪兵们奉命督促辖内区域的居民撤离南京,因为焦土抗战要烧毁房屋,宪兵好说歹说,有几家死也不搬。其中一家,一个寡妇,指着屋里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问宪兵,我怎么搬啊?我们搬不了啊!
我们总是以后来者的姿态去看当年的历史,其实当时的底层民众很难抉择,选择撤离可能就是无家可归,也许有人会说,“命都快没了,还怕什么无家可归”。这是因为我们处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时空,今后的事情谁能想到呢?11月,日军占领上海可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屠杀。
很多人因此错过了11月的大撤离,留在南京,他们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因为再往后便无路可逃了,他们来了.......
日寇凶残,抗战时期底层百姓的无力感也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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