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的30万同胞时，一些人疑惑发问，为什么当年南京城内的百姓没有提前撤退呢？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从抗战爆发时，南京居民（含各类机构、社团、企业、商户、学校）就开始撤离，11月中下旬以后达到高峰，
凶残的日寇来袭，南京政府和百姓共同发力，得以让南京市（含郊县）的居住人口在1937年6月至12月半年内从101.5万减少至约50万（不含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士兵），众多学校、企业也因此可以迁至后方，留存血脉。
从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对南京周边轰炸开始，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因为连续遭日军轰炸，学生伤亡，校舍受损，被迫进行西迁，当年10月去往重庆。但在那个时期，内迁只是个别行为，因为淞沪会战初期国军占据优势，空军8.14笕桥空战，零伤亡首次击落日机4架，也振奋了人心。
到11月12日，国军形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南京开始有组织、大规模的内迁。
那么企业和普通百姓的撤离的具体情形又是怎么样呢？
企业的内迁相当复杂，一些私人企业顾及利润，同时没有认清日寇的真正面目，并不积极内迁，结果就导致企业不走，企业主不走，以企业为生的工人更无法走；当日军逼迫南京时，富有的企业主可以轻松逃脱，普通工人只能洗颈就戮，惨遭大屠杀。
而当时的普通底层百姓很难下定撤离的决心，因为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内迁需要克服无数困难
就连拥有一定财力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在1937年7月的家书中都写道：”我自己出门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 。
底层百姓撤离南京有两大困境。
困境一：背井离乡，举目无亲，饥肠辘辘
困境二：内迁费用昂贵，撤离人数太多，导致交通资源紧缺，不管船票、车票，一票难求，如果靠脚走，长时间的行路，吃住花费也是不少，民国时期，一般家庭，可是负担不起。
亲历淞沪抗战的阿垅在《南京血祭》中写过这样的故事：南京保卫战前夕，宪兵们奉命督促辖内区域的居民撤离南京，因为焦土抗战要烧毁房屋，宪兵好说歹说，有几家死也不搬。其中一家，一个寡妇，指着屋里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问宪兵，我怎么搬啊？我们搬不了啊！
我们总是以后来者的姿态去看当年的历史，其实当时的底层民众很难抉择，选择撤离可能就是无家可归，也许有人会说，“命都快没了，还怕什么无家可归”。这是因为我们处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时空，今后的事情谁能想到呢？11月，日军占领上海可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屠杀。
很多人因此错过了11月的大撤离，留在南京，他们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因为再往后便无路可逃了，他们来了.......
日寇凶残，抗战时期底层百姓的无力感也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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