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日本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7年12月刊，作者系张宏杰文史学者。思想潮经授权发布。

日本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1853年7月，四艘巨大的黑色铁甲舰，冒着滚滚的黑烟，驶入日本的江户湾。第二年，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宣布开国。日本的近代化进程由此开始。知识阶层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文化，“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事物，不仅感到新异，而且感到所见所闻无一不奇无一不怪，这好比烈火突然接触到冷水一般，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然要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

在国门打开之前，日本人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日本乃神国也”，日本人也因此认为自己是天下最优秀的人种。但是，开国之后，这种虚妄被瞬间打破。和西方文明撞击之后，大部分日本人马上意识到西方的先进。著名启蒙学者福泽谕吉说：“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大自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况来谈，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大体上说，到了今天人们才恍然大悟，完全承认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落后。”

日本社会迅速兴起了一股崇洋热。幕府时期日本禁食牛肉，而此时牛肉却成了“文明的药剂”。大家都以不吃牛肉为不开化的表现，牛肉火锅店顾客盈门，人们在里面大啖牛肉，喝着葡萄酒，用蹩脚的英语谈着时事，认为这是最时尚的表现。

日本人甚至发明了“日本人种和日本文化劣等论”，认为自己从人种到语言都一无是处。福泽的弟子高桥义雄认为，要改变日本人的落后状态，最有效的手段是实施“人种改良”。由于西洋人在身高、体重、头脑等各方面都强于日本人，日本人应该与西洋人“杂婚”，这样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明治初期的外交官兼学者森有礼的观点更为偏激，他曾于1872年发表了《英语国语化论》，主张停止汉字教育，废除日本语，用英语取代国语。

日本人对本国国民性的反思也由此开始。

缺乏公共观念和民族意识

开国之初，日本知识分子首先注意到的是当时的日本国民缺乏公共观念，不能适应近代化的需要。

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不甘放弃权力的幕府与拥戴天皇的维新势力展开战斗，爆发了著名的“戊辰战争”。后来的日本著名政治家板垣退助那年31岁，在拥戴天皇的官军中任参谋指挥。在官军进攻强藩会津藩时，板垣预料战斗会异常激烈，因为会津藩是幕府势力的中心之一，况又累年经营，城高池深。板垣在战前已下定了葬身城下的决心。没想到攻城进程远比想象的要轻松。虽然士族抵抗比较顽强，但会津藩的民众却根本不关心统治者的命运，战争一起就纷纷逃散，根本不为自己的统治者提供资助。

板垣在事后感慨地说：“殉国者，不过区区五千士族而已，目击农工商庶民皆挑担逃避之状，深有感触……会津为天下屈指可数之雄藩，若上下一心，奋力报效藩国，仅五千不满之吾官兵，岂能如此轻易使之降伏。庶民欲避开如此之难而四处逃散，毫无报答累世君恩之概念，见君国之灭亡却以为风马牛不相及之感，究竟是何故？想必是上下隔离、不能互享其乐之故。”

民众与自己生活的政治体没有共命运的感觉，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样的政治体显然无法适应近代社会竞争的需要。

这一现象其实最早是西方人注意到的。在壬辰战争之前的1864年8月，日本和西方之间的马关战争爆发，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攻击马关炮台。西方人注意到，当他们占领马关炮台的时候，“日本人对于正在作业的人不断显示出极其友好的态度，进而又支援帮助移动大炮。他们真的非常高兴拆开这种给他们增添麻烦的玩具”。

福泽谕吉因此批评说，日本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国家意识：“人民……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

缺乏独立观念和公德意识

除了缺乏民族意识外，开国之初的日本人还严重缺乏独立观念和公德意识。

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后，《自由灯》杂志对日本人“无气无力的奴隶根性”有过如下批判：“吾三千七百万同胞兄弟和私下叫嚷着这里征兵那里酒税烟草税苦情的顽固父亲，不少的人都处于对外界关系完全不知的酣睡状态……哪个党占国会多数、掌握大权，都与我无关，过着隐居般的生活，这就是无气无力的奴隶根性……这些以自己的奴隶根性自业自得、呜呼哀哉的懦弱的来往行人，即使日本成为洋鬼子的属国，定是同样的‘嗨、嗨’低头，成为心灵肮脏的卑劣小人……”

因为缺乏自尊观念，转型之初的日本社会也有很多乱象。片桐正雄说：“值上下火车之时，众人集中，却各个争先，不顾老人小孩。傲慢恣意者先行出入，着坐于客车上。”“或不考虑同室者的感情如何，大声放歌”，“在旅店之客房，不顾邻室之人，或歌或舞，喧闹不休。”

与奴性共生的是“官本位”思想。三宅雪岭批评说，日本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至今没有铲除干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职完全比照政府的官位，学术世界成了政府的附庸。有的学者一味追求晋升，跟在高位后面亦步亦趋。

土肥正孝1898年发表《日本风俗改良论》，他认为，日本社会存在着重视等级、倾轧竞争、封建迷信、崇洋媚外、语言不雅、依附心理、自暴自弃、虚耗光阴、奢侈虚伪、崇尚虚礼等十大弊病。他举例说，日本官吏横行，欺压百姓，社会缺乏公平竞争的氛围和习惯，政界、学术界、工商界无不拉帮结伙，排斥异己，相互倾轧。类似西方社会中的平等竞争的规则和环境远远没有形成，国民缺乏竞争精神和气质，贿赂、猜忌、诽谤、揭人隐私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精英阶层肩负国家重任但不依据公平之大道，常以一己之私利出发，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国。

塑造国民性

概括起来，转型之前的日本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民族意识，不团结；二是缺乏公民精神，不自尊不独立。

当然，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停留在对现象的咒骂和批判。通过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主要是由政治制度塑造的。比如传统日本社会的尚武任侠之风，并不是日本人的天性，而是在封建诸侯体制下武士阶层中逐渐形成的。与此相同的是，民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是他们的政治能动性长期以来一直被否定的结果。在传统时代，武士独占统治权，一般的民众禁止谈论政治。福泽谕吉说：“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马看待。”

福泽谕吉说，为什么日本人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呢？这是因为传统时代一切资源都被权力掌握。“我国人民之所以没有独立精神，是由于数千年国家的政权完全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文事武备到工商各业，以至于民间的生活细节，要归政府管辖”，所以人们依附权力，不以屈从为可耻，缺乏西洋人的独立自主精神。

等级封建制度也塑造了平民的畏惧怯懦性格，不敢怀疑和挑战权威。“追溯西方各国所以能有今天的文明的根源，可以说都是从怀疑出发”。在欧美，“一种议论产生，就有另一种学说来驳倒它，异说纷纭，不知其极。较之亚洲人民轻信虚妄之说，为巫蛊神鬼所迷惑，一闻所谓圣贤之言即随声附和，万世之后还不敢逾越，其品行之优劣，意志之勇怯，实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位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西周也认同这个观点。他在《国民气风论》中说：“在上有专制政府，在下有此等人民。奉戴专制之君上，自视为奴隶，以易直行其身，以忠谅任其事，在专制政府可谓极好最佳的人民之气风。”由此造成了“无气无力的人民”。

因此，日本知识分子认为，要改变日本人的国民性，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由政治家大刀阔斧地改革政治制度，开辟国民性健康发展的空间；另一条腿是由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唤醒民众的精神。

日本的国民性改造运动由此开始。在明治政府效法西方进行变法的同时，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写作和翻译了大量著作，对日本人的精神觉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自由民权运动

一般来说，后发国家接受先进文化，都是由精英阶层开始。因为知识和视野的原因，精英阶层比较容易认清世界大势，接受新的观念。底层民众的“头脑开化”则比较困难。他们受制于巨大的文化惰性，沉溺在集体无意识中，缺少知识，目光闭塞，传统观念极为顽固。这是社会转型的最主要障碍。用西川长夫的话来说，如果将一个社会比作大地，精英人物和知识分子是表层，这些底层民众就是下面的“粘土层”，启蒙运动的雨水很容易浸润表层，却很难突破到粘土层。而只有粘土层也被浸透，社会转型才可能完成。

如前所述，会津战役的经历让军官板垣退助大发感慨，认识到只有让百姓从客人变成国家的主人，“将天下事让其（民众）参与看管”，“兴起与天下忧乐与共的风气”，百姓才会爱这个国家。因此后来板垣成了日本著名的民权运动家，引发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对突破“粘土层”起了重要作用。

明治维新是一场很不彻底的改革，一开始并没有建立议院。1874年，板垣退助等人上书天皇，要求建立民选的议院。板垣退助在上书中写道：“今吾政府设民选议院之目的，使吾人民养成敢为之风气，明白分任天下之义务，参与天下之事，以达全国一心。政府之强，乃天下人民皆同心也。现设民选议院，使政府与人民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合成一体。这样，国家方可强、政府方可强。”

这份上书在报上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已经初步接受启蒙的日本知识分子迅速响应，引发了一场以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自由民权运动。

运动的宗旨是解放民众，约束政府。在板垣的示范和呼吁下，全国出现了200多个政治团体。1879到1881年，日本各城市兴起很多学会，召集和推动民众学习自由民权思想。农村的富裕农民（豪农）大量购入各种报纸和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供农民无偿阅读。在政治团体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提倡和组织下，全国各地都兴起了举行演讲会之风，穷乡僻壤也请来城市知识分子进行演讲，并和听众一道讨论自由民权主张。很多启蒙者创作了所谓“民权歌舞”，在民间风靡一时。据当时高松立志社的新闻报道，“此时卢梭和美国革命也做成歌，称为‘民权歌’，印刷出来分发给听众或街上行人，所到之处的儿童都会唱此歌，颇为流行”。歌词是：“一是人之上无人，完全没有权利此不为人，二是我命无二次，舍掉也无自由不足为惜。”

在社会精英的有效组织鼓动下，民众一扫传统时代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状态，对政治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很多地方的农民在做完农活后，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学习自由民权思想，甚至起草宪法。根据当时《土阳新闻》的报道，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土佐县民众的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改观，自开办夜校以来，“连农民亦积极奋发，杜绝往日冶游艺伎等恶习，专志于学习者甚多”。学习的书籍是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等教材。青少年放学后依次发表演讲，进行辩论，模拟议长选举、辩论讨论，进行起立表决。“自由已从土佐山间产生”，这是土佐立志社机关报《海南新志》创刊号的一句话。

自由民权运动刺激了社会草根阶层的广泛参与和政治觉醒。民众由此开始逐步有了自己的宪法设想和自治意识。最显著的成效体现为多摩郡五日市的“五日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是五日市周边村落数十名普通农民经过多次讨论，由小学老师千叶卓三郎起草的。

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只持续了十多年，但却是一场非常深入广泛的政治宣传和动员，遍及日本的村村社社，直达最底层的农民。民权思想和平等思想，在君君臣臣传统异常严重的日本初步普及。一时间，在整个社会上，“自由”“平等”“民主”等字眼，成为最时髦的时代用语，以至于浴场的名字也出现了“自由澡堂”“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铺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它改变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头脑。

事实证明，公民文化的建设不是仅靠教育就能完成的，更需要通过政治实践来学习。

西川长夫说：“概括历史来看的话，形成国民这方面作用最大的、最中心、最主体的是自由民权运动……现在要重新评价的话，我认为，自由民权运动最大的效果，是在国民形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上。”“国民，应该是很多的人通过各种深层的交往连结在一起，比如这块大地，在最上的是沙层，沙层和小石层粘在一起，就形成沙砾层。其下，有黑土、植物叶腐化后非常肥沃的土层，其后面是粘土层。由于它是不毛之地，不通水，地下水就沉积在那里。这样的话，文明开化、西洋文化等东西，或者是基督教文化这些东西一进来，雨虽然不停地下，沙砾层虽然容易通过，却很难渗透到黑土层去，要花费很多时间。一般的大众、庶民就位于黑土层或粘土层这一位置。黑土层和以下粘土层的人，由于在地方而不在中心，虽然随着雨水不断进入，国民意识也逐步会高扬起来，但很难渗透和扩大下去。很快就进去的人群，比如去了欧洲的人、日本的一部分领导者（如沙砾层一样），他们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翻译，起到了向底下的黑土层和粘土层不断渗透的中介的作用。国民意识真的渗透到黑土层，抵达粘土层，国民形成就成功了。自由民权运动所起的便是将水渗透到黑土层的作用。”

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

当然，如果只有轰轰烈烈的民间运动，而没有政治上层的响应，自由民权运动也不会取得太多正面成果。

众多政治团体持续多年的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对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天皇最终于1881年颁发诏书，答应在1890年开设国会，颁行宪法。后来《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颁布，帝国议会在1890年进行第一次总选举，标志着自由民权运动结束。民权运动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和政府自上而下地改革制度，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在这次顺应民意制定宪法之前，明治政府已经主导了废藩置县，四民平等，户籍、学制、兵制、法制和税制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接下来，又开启地方自治、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建设，完成了权力结构的调整。

确立立宪制度后，日本民众初步获得了参政权、财产私有权以及言论出版结社权利，绝大多数人在这一过程中都得到了解放，获得了利益，感觉到了让人“又惊又喜”的世道变化。柳田国男的描述是：“这真是一个一切都在飞跃的时代，‘旧弊’成了最使人难堪的骂人话，人们对新时代的期待如火如荼。”这也自然有利于全国的团结一致。民众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政治参与权，增大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初步形成了上下同心、“官民一致”的整体。

日本民族主义完成培养

日本近代化转型的初步成果，在甲午战争中强烈地显现出来。

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人一盘散沙状态的感叹发出没有多久，日本人强烈的国家观念就培养起来了。甲午战争时，24岁的芳五郎入伍，亲身感受到普通日本人身上的民族主义狂热。“通过关原古战场……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看到我们乘坐的汽车将要靠近，有蹲在地里两手合拢叩拜的人，有向我们汽车频频敬礼的，我们特别铭记于心，同仇敌忾之心油然而生。观其精神，可以断定他们或是其子女、或是其亲戚都已经奔赴战场，每个人都不能不感叹……”

甲午战争起，“战死”开始成为日本人竭力追求的“名誉”，被升华为所谓日本人的“光荣的樱花般的优良品质”。有一些日本士兵因病归乡，被视为“说谎的家伙、畜生”，被人们群殴。

显然，日本民众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日本人的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可谓急速而高效。当然，相比民族观念，日本人公民意识的确立要曲折得多，这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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