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日凌晨2点，家住上海真如新村的杨盛勇起床小解，迷糊中突然见到厨房里有一道人影，仔细一看大吃一惊，竟是自己的妻子陈朗达悬梁自尽。他赶忙解开绳索，喊来儿子、儿媳，众人手忙脚乱紧急施救，然而为时已晚，陈朗达早已气绝身亡……
陈朗达的死，还得从1955年春天开始的上海市政府动员城市人口回乡这件事情说起。
为了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施行后，保证上海粮食供应的稳定。为了符合政府所设想的国防前哨、生产型城市的规划定位。1955年4月起，上海市政府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压缩城市人口。失业、无业者自不必说，凡是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学校的员工家属，只要家乡有房有田者，也都在动员回乡范围之内。
《长宁区三个居民委员会和闸北区三个里弄的居民，开会欢送流入本事的农民回乡生产》，《解放日报》，1955年4月26日
借着农忙时节，从4月1日到5月16日，上海市政府总计动员60451人回乡，约占当时上海总人口的1%。但这样的成绩并不令政府满意。进入6月中下旬，市政府制定方案，提出到1956年6月份之前，要从各方面完成紧缩城市人口100万，其中动员40万至60万人回乡生产的任务。
《市人民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的工作方案》，《解放日报》，1955年7月30日，第一版
7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了《市人民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的工作方案》，标志整个动员回乡工作的全面展开。随后，从8月2号到18号的17天里，仅《解放日报》就该项工作刊发报道就达37篇，其中既有对整个动员工作开展情况的介绍， 也有个体对象讲述回乡的切身感受，此外还包括对国外相关经验的分享，可谓是全方位，多角度。与此同时，上至政府各个部门，下至各基层单位、居委会、家委会，都将此事作为1955年8月的重点工作进行开展，软硬兼施、多管齐下，最终实现在当月280660人迁出上海。
回乡参加生产比整天荡马路好，《解放日报》，1955年8月14日
《解放日报》，1955年8月15日
《解放日报》，1955年8月17日
然而，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动员回乡运动，个体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陈朗达的悲剧也由此开始……
陈朗达一家6口人，丈夫杨盛勇在曹杨新村小菜场摆摊卖菜，她自己则是家庭主妇，2个儿子在五四二厂工作，女儿在小学读书，儿媳张芳系失业工人现任小学代课教师，一家6口人，经济条件在当时相当不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婆媳之间常因家庭经济小事争吵，虽有工会、家委会干部屡次调解，但矛盾始终难以化解。
看到政府动员回乡，张芳想起家庭主妇的婆婆、在读小学的小姑都属于回乡范围，顿感机不可失，遂假冒邻居之名，写信给有关部门，检举杨盛勇、陈朗达在乡下拥有土地房产（按照当时的政策，家乡无土地、房屋者，可以不用回乡），要求政府收回摊贩证并动员老两口和小姑回乡。
客观而言，当时的城乡二元差异还不似之后那样在制度层面被牢牢固化，加之1950年代时候的上海人多为第一第二代移民，与家乡还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经过工会干部的动员说服，8月，杨盛勇、陈朗达已初步决定带着小女儿在9月底或10月初回乡。
不过尽管如此，陈朗达还有一个心结无法解开：你工会干部、工作队偏听媳妇张芳一面之词，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和老公、女儿可以回去，但你张芳也得和我们一起回乡，想一个人在上海享福，做梦！
对此，张芳也不甘示弱，继续以邻居之名给真如区政府工商科摊贩组寄去“群众来信”，希望以此可以让婆婆尽快回乡。8月31日工商科摊贩组邹姓干部上门来访，再次询问其具体回乡日期。谈话间，陈朗达言语中表达了对于媳妇的不满，张芳恰好在场，于是再起争吵，弄得不欢而散。陈朗达心中苦闷，当晚又对着丈夫杨盛勇一番哭诉，直言自己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如今两个儿子在上海工作，自己出来才享了两年福，现在又要回去会受苦，媳妇竟然还吃里扒外，让邹同志来动员回乡，实在是伤心。或是这样的事情已有多次，杨盛勇对妻子一番宽慰，看看陈朗达情绪平复，也就各自睡觉，不曾想半夜起来，就见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陈朗达的死，是否让这家人避免被动员回乡？因为资料的有限，更多关于陈朗达一家的事情我们也就无从探知。但这样一个极端案例却也反应了动员回乡运动对于民众个体生活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本市半年来已有五十五万人回乡生产，今秋农村人口盲目流入上海的现象已大大减少》，《解放日报》，1955年11月13日，第1版
据统计，从1955到1957，短短三年，共有约100万人次被动员回乡。考虑到当时上海总人口为700余万，这样的动员力度无疑是巨大的。
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动员城市人口回乡，对于压缩上海人口规模，消除人口臃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百万消费人口和无正当固定职业者的回乡，大大减轻了上海的负担。符合将上海建设和改造成为合乎社会主义要求、又能担负起捍卫国防前哨的城市的既定方针。上海从此逐渐进入由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向单纯的生产型城市转变的过程。
同时，这样的经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被反复运用，特别是在城市出现粮食供应不足时，将人口往农村迁徙成为一个常用手段。陈云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谈到粮食征购问题时就曾说过：“因为农民最后还是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么，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同样重要的是，这次动员回乡工作，实际也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国家控制力全面渗透与加强的一个体现。政府通过动员人口回乡这项工作，在实践中锻炼并增强了其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通过单位、居委会等渠道，实现了对于城市事务的管理与民众个人生活的控制。基层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
然而，回到个体的层面，“120万”这个数字的背后，谁又知道有着多少辛酸与痛楚。
因为职工家属也在动员回乡之列，一些夫妻从此分居两地，父母与孩子天各一方，这既有违人性，也因此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1955年时候的人们，还无法预见到之后国家对于人口流动的控制是如此的严密，很多人以为离开上海只是暂时的，随时都可以返回。但随着1958年户籍制度的建立，上海的大门对他们从此关闭，十里洋场的美景，也就只能被留在回忆中了……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于作者硕士论文《挥别大上海——上海动员人口回乡工作研究（1955—1957）》，因涉及个人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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