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聊聊清末的日俄战争。
在大战之前,清政府若有还能摆得出台面的军力,或是破釜沉舟拼死卫国的决心,即便不足以同时驱赶日俄虎狼,也还能用联合其对手作为威胁,对日本和俄国同时造成威慑,避免战火烧向自己的国土。
可惜彼时之清廷二者皆无,其参战与否,对大局没有决定性影响。况且日俄都心知肚明,当时清政府尚需保存实力,以防止国内的叛乱。因此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便堂而皇之地将我国东三省,作为其争夺亚洲霸主地位的主战场了。
对战争保持中立的清政府,只好在举国上下的谴责声中,战战兢兢地等待战争的结果。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经过一年多的鏖战,日本最后赢下了这场战争。
之所以庆幸日本获胜,是因为根据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黄俄罗斯计划”,若俄国赢下了对日战争,下一步就是出兵攻占蒙古和新疆,把长城以北全部纳入其版图。而日本虽然同样包藏祸心,但表面上还是向中国允诺“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无侵略宗旨”,给了危在旦夕的清帝国些许喘息的时间。
战争结束后,日俄双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展开了谈判,但禁止“中立”的清政府参加。
清国朝野上下均对谈判内容和战后事宜非常关注。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日俄达成合约的两个月之前,向军机处上了一道名为《陈日俄议和中国因应善后之策》的奏折,阐述他对时局的判断,以及提出善后的方略。
首先,张之洞对日本能够遵守不侵犯中国的承诺,是不抱希望的。所以他在奏折中说道:
“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不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过奢,则既食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
就是说,日本此次大获全胜,肯定会对在东三省的权利有所要求。但如果日方太过狮子大开口,也会遭到欧洲的抵制。因此清政府最好的准备是:
“大抵抱定日本宣布许我完全主权为定盘针,以东三省铁路中国亦须酌分权利为实际,……以结近援御远患为归宿。”
说到底,就是要联日制俄。
早在甲午战前,清廷内部就有过联日制俄的声音。后来为抵御日本的威胁,在李鸿章的外交方针下,清俄之间曾有过一段蜜月期。如今俄患愈棘,清政府又走回了联日制俄的老路。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张之洞提出了五条善后之策:
“一曰遍地开放;……二曰变法;……三曰中日兵合理驻守;……四曰就地筹饷;……五曰以后防俄之策。”
这前面两条策略,即对东三省进行改制变法,取消过去的旗民共治制度,设立行省,同时向各国开放。希望通过各国在这一地区达到势力均衡,防止一家独大,来给变法自强争取时间。
而后面三条策略,张之洞似乎过于夸大了俄国的威胁,而忽视了日本这一潜在祸患。
张之洞认为,“若无日兵,断难杜俄之侵轶”。因此应该“婉商日本,彼暂驻兵十万,分数年次递减撤”,“日军之饷,应由东省就地自筹”。
有这样的好事,还由中方主动提出,日本更是求之不得了。
从这封奏折可以看出,与5年前被李鸿章嘲讽为“书生习气”那时相比,张之洞已经变得更加“入世”,更加务实,可以为保全大局着想,选择牺牲部分主权。
可由于多年来张之洞在办厂、办学方面多得日本襄助,因此他还是高估了日本的对华友谊,低估了其野心:
“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日本既擅北海之权,则不惟阻俄人之横行,并可抑胶澳之恣肆。故无论如何定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
张之洞以为,日本侵占东北之后,能与中国达成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国可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和德国。其中“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的论断,更是对中日关系的严重误判。可见即便经历了无数次列强对中国的鲸吞蚕食,张之洞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仍然存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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