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青平
西汉刘向、刘歆(xīn)父子常被后人并提，一般都会以为子不如父，其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太炎说：“孔子以后最大的人物是刘歆。”父子一起研究朝廷馆藏图书，刘向编校修订的史籍，都有刘歆的贡献。刘向死后，刘歆的成就超过乃父。别的不说，只说今人熟悉的《左传》。孔子作《春秋》，言辞简约，简约得隐晦而费解，需要解释。有三个人作解释。西汉流行的是《公羊传》、《谷梁传》。公羊是复姓，名高;谷梁也是复姓，名赤。二人都是根据孔子的学生的见解来解释春秋。刘歆发现用古文字写作的《左传》，而作者左丘明曾面见孔子，所以刘歆认为《左传》的解释更准确。《左传》因为刘歆的发现、推崇、解读而流行至今。刘歆极力主张把《左传》以及其他古文字经史作为官学教材，这引发激烈的学术之争，刘歆被孤立，于是他主动要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为官。做地方官期间，他悟到：单纯做学问，不如依托政治权力做学问。这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当时，王莽权力最大。刘歆与王莽年龄相当，一个是宗室后裔，一个是外戚子弟，一同进入朝廷为官，结下深厚友谊。王莽一步步升为大司马，怀着篡汉的野心，也怀着改造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的雄心，而要达到目的，必须复古，复古就是恢复财富平均的古代社会制度，而要复古，必须大造舆论，大造舆论必须由重量级学者领头，这非刘歆莫属。于是，王莽召回刘歆，任命为京兆尹，这相当于长安市长，同时兼领儒林学术，这又相当于文化部长。刘歆欣然受命，引领着复古思潮和运动向前推进，愈演愈烈。王莽与刘歆结为儿女亲家，刘歆的女儿嫁给王莽的儿子。
以古观今，王莽好比袁世凯，刘歆好比杨度。王莽做了皇帝，刘歆为“国师”，位高而权轻，王莽其他心腹也如此。王莽心腹的儿子们却在谋划着利用符命让王莽给他们的父辈划地封王。符命就是上天之命。如挖井挖出一块石头，上写“安汉公王莽当为皇帝”，这就是符命。王莽做皇帝，符命是关键。王莽心腹的儿子们也制造符命，王莽就不得不接受天命。但是此风不可长，如果都制造符命，国将不国，必须立案查处。结果，杀了公卿列侯及其子孙数百人，其中包括刘歆的两个儿子。从此，刘歆闭门不出。王莽的家庭也暗藏杀机。王莽与妻子的侍女私通，这其实不足为怪，可是这个侍女也与王莽的儿子私通，二人怕败露，竟密谋杀王莽。王莽的这个儿子就是刘歆的女婿，被立为太子。刘歆的女儿深得家传，也会看天象，看出“宫中之主将死”，太子暗喜。可是，最终败露，王莽逼儿子自杀，刘歆的女儿也自杀。
天下已经大乱，王莽气数已尽，大司马与禁军首领密谋劫杀王莽，拥立刘歆为帝，恢复刘氏江山。如果当机立断，则易如反掌，可是刘歆执意要等天象之变，却久拖生变，事情泄露，刘歆自杀，卒年73虚岁。人之寿，或长或短，固有一死。士大夫皆在乎寿，更在乎死。因病天年而死，死得其所。无病死于非命，力不能避，只好听天由命。唯健康地活着而不得不自己结束生命最为可悲，若此，不如因病早死。刘歆死得可悲，却是他自己一手铸成。一不该依托政治权力做学问;二不该助莽篡汉;三不该只信天象，罔顾人事，错失良机。然而，刘歆毕竟学问大，一俊遮百丑，甚至瑕不掩瑜，依然永载史册。看来，人活着，社会价值比身体健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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