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龙树背龛式”造像的技术传承和构图特征

自佛法东传，伴随着本土化的进程，佛教造像的样式也在不同历史阶段因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嬗变之中。公元5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先后经历了“凉州模式”和“云冈模式”两大发展阶段，并形成各具时代特征和区域影响力的造像样式。公元5世纪后期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及孝文帝主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摹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型成为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主流。就以造像碑和背屏式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造像而言，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中期，直至受笈多造像风格影响的北齐新样式佛像的出现，与此同时，北魏以来传统的尖楣背屏样式也在中原北方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　“龙树背龛式”造像的时代和分布地域

　　“龙树背龛式”造像属于南北朝时期广泛流行的背屏式造像中的一类，与通常所见立面呈尖楣状、顶端前倾、边缘常饰火焰纹的青石或砂岩质背屏造像不同，这类造像的材质几乎均为古称白石的变质石灰岩，亦即俗称的大理石，原料在今太行山沿线的北京房山、河北定州及河南安阳等地均有出产。造像的背屏立面呈弧扇形，由两株交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层叠的树冠形成背屏锯齿状或扉棱状的边缘，造像组合周边常有龙、塔、飞天、璎珞等装饰。（图一）

图一 　邺城遗址出土北齐“龙树背龛式”造像典型样式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这类“龙树背龛式”造像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古河北地区。地处今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的东魏北齐国都邺城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历年陆续出土了许多北朝白石造像，尤以近年来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和成安南街寺院遗址的重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北齐“龙树背龛式”造像的认识。河北定州是北朝时期重要的工艺基地和佛像制作中心，20世纪50年代曲阳修德寺出土了大量北朝至隋唐的石造像，应是“龙树背龛式”造像最早的考古发掘出土实例。邺城和定州之间的蠡县、藁城和邢台等地历年均有此类造像的出土。（图二，图三）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造像在山西太原华塔村亦有少量发现（图四），而近年在豫北新乡时代华庭遗址的发现则是“龙树背龛式”造像在河南地区的首次出土。另外，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根津美术馆、日本仓敷市大原美术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收藏机构中也存有不少早年流失于海外的“龙树背龛式”造像。（图五，图六）

图二 　蠡县出土北齐双思惟像

图三　 邢台南宫后底阁出土北齐佛五尊像

图四　 太原华塔村出土北齐菩萨五尊像

图五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北齐思惟像

图六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北齐双菩萨像

　　该类造像出现的时代相对比较单纯，公元6世纪中期初见雏形，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末年以后广为流行，成为以邺城为中心的北齐中后期佛像的典型样式，并对周边地区的佛教造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577年，随着北齐灭亡，北周武帝将灭佛运动推广到邺城及北齐境内，之后杨坚又在邺城实行了毁城移民政策，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在此期间遭受沉重打击，寺塔尽毁，僧众流离失所，流传20余年的“龙树背龛式”造像旋即淡出历史舞台。

二　“龙树背龛式”造像的构图特征和技术传承

　　北齐的“龙树背龛式”造像从体量上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普遍特征是以弧扇形的双树构成背屏，主尊和胁侍形像几乎均为身着薄软贴体服饰的北齐新式样造型。大型像一般通高60厘米以上，通体饰以彩绘和贴金。主尊以坐佛为主，个别以交足弥勒、思惟太子或菩萨作为主尊。常见七尊像组合，胁侍除弟子和菩萨外，还多见一种头梳大螺髻的形象。层叠的双树背屏立体感很强，树干分叉处镂孔透雕，有些分两层甚至三层透雕，造型极为精致。背屏中上部飞天手捧带状璎珞遮护主尊，顶部多雕舍利塔，菩提树底部、树干或舍利塔两侧常雕体形矫健、弓身扬肢的龙。方形底座正面雕双狮香炉，外侧常见力士像，有时在香炉两侧还雕出世俗或僧尼供养人，其余三面常开小龛雕造出伎乐天人及形态各异、舒腿坐姿的神王像。（图七，图八）该类大型造像多见于北齐国力最为强盛的天保至河清年间。

图七 　邺城北吴庄出土大型北齐佛七尊像正面

图八　 邺城北吴庄出土大型北齐佛七尊像背面

　　中型像通高40厘米左右，主尊有坐佛、菩萨和思惟太子等，组合以五尊或七尊较为常见。弧扇形的双树背屏多为单层镂孔透雕，部分胁侍的莲台下方或菩提树干雕出龙的形象，主尊上方飞天常托捧小坐佛。底座正面仍为剔底浮雕出的双狮、香炉和力士，侧面和背面有时浮雕伎乐或神王像。（图九，图十）

图九　 邺城北吴庄出土中型北齐佛七尊像正面

图十 　邺城北吴庄出土中型北齐佛七尊像背面

　　小型像一般高20～30厘米，基本样式与较大的透雕背屏像一致，多是以观世音为主尊的三身像组合，弧拱形的背屏也是双菩提树形式，只是造型简单，雕刻较粗糙，树冠多为减地浅雕或阴线刻，少见镂孔透雕者，底座上的双狮香炉等图案常简单雕刻或以墨线勾绘，题记字体亦略显草率，错字及减笔字常见。从题记内容和雕刻技法等方面分析，这类作品均为级别较低的民间造像，时代多属北齐后主统治的天统至武平年间。（图十一）

图十一　 邺城北吴庄出土小型菩萨三尊像

　　有关“龙树背龛式”造像的粉本来源和经本依据，目前尚未发现明显的证据，以下试从白石镂孔透雕的技术及龙、树、塔构图形式的变化，分析此类造像形成的时代及演变趋势。

　　从现有材料来看，无论是透雕技术的广泛运用，还是以整株的菩提树作为背景，都与太子树下思惟图像有一定的联系。思惟像的起源很早，在印度、中亚、新疆、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早期图像中均有见，早期多是作为辅助的题材或佛传故事中的一节出现。北魏晚期以后思惟太子的图像逐渐流行，先是浮雕、阴刻或彩绘于背屏背部，至迟在东魏初年已开始成为背屏正面的主尊造像，其特征普遍为太子置身于山林树下，菩萨装束，头戴宝冠，颈悬项饰，上身半裸，身披帛带或璎珞，下身着曳地长裙，右手拄颊，半跏坐于束腰藤座上，作沉思瞑想状。（图十二）

较早的思惟像通常坐在单株树下，而东魏武定年间（543年—550年）开始出现思惟像居中，双树对称布局的构图，现存较早实例为邺城遗址出土的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张景章造观世音像。该像通高40厘米，白石质，正面雕刻观世音及二胁侍菩萨，底座浮雕双狮香炉及神王像。背屏背面阴刻树下思惟像，太子居中半跏坐，颔首拄腮，两侧各有一株菩提树，树冠层叠交合，相互缠绕，已与北齐双树背屏的样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图十三）

图十二 　邺城遗址出土东魏菩萨三尊像背面思惟像

图十三 　邺城北吴庄出土东魏武定二年张景章造观世音像背面思惟像

　　东魏时期，邺城及河北地区佛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白石取代青石成为造像的主要材质，作为主尊的思惟太子像由于造型的立体特性，往往会随身体的姿势或衣裙和披帛的走向进行局部透雕，质地细腻的白石也适合于这种技术的运用，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及曲阳修德寺出土的东魏时期思惟太子像普遍存在局部透雕的情况。

具体实例如修德寺出土的东魏兴和元年（539年）道起造思惟像和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邸广寿造思惟像。北吴庄出土的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和毗沙李迴香造思惟像更具代表性，该像通高48厘米，白石质，基本完整，表面有彩绘和贴金残痕，主尊为思惟太子，头戴矮冠，颈悬桃形项饰，上身半裸，下身着裙。右手拄颊，左手抚膝，脚踏莲台，半跏坐姿。两侧各有一身胁侍，背屏中上部雕四身童子相的飞天，顶部为一莲花化生童子。背屏背面雕一菩萨二弟子，其上方各有一身供养菩萨，双手合十，侧身胡跪作礼拜状。顶端为一莲瓣荷叶衬托的火焰摩尼宝珠。底座正面为双狮香炉，两侧面各浮雕三身供养菩萨，背面两边各一身供养菩萨，手托宝珠。中部为纪年题刻，“武定二年六月廿三日，佛弟子和妣沙李迴香造太子思惟一躯，普为有形之类，速登正觉”。值得注意的是，该像不仅运用了镂孔透雕技术，背屏正面上方还浅雕出呈层叠山峦状的菩提树冠图案，而背屏背面二弟子身后也已雕刻出圆柱体的树干形状，从技术和构图方式上均已初显北齐“龙树背龛式”造像的端倪。（图十四，图十五）

图十四 　邺城北吴庄出土东魏武定二年和毗沙李迴香造太子思惟像正面

图十五 　邺城北吴庄出土东魏武定二年和毗沙李迴香造太子思惟像背面

　　目前发现最早成型的“龙树背龛式”造像是2012年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法造像（图十六），该像石质介于青石和白石之间，内含较多杂质，表面泛黄。造像底座和背屏上端残，残高22.4厘米。主尊为交足坐佛，肉髻扁圆，面相丰腴，身着贴体袒右袈裟，偏衫搭覆右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交足坐于仰莲台上，双足分别由一坐姿小人承托。两侧各有一身弟子和菩萨，服饰、面相及姿势亦均为北齐开始出现的新样式。背屏由镂孔透雕的两株菩提树交叉缠绕而成，层叠的树冠构成锯齿状的边缘，背屏上沿呈弧形前倾，尚保留早期尖楣背屏的样式。背面清晰可辨层层交叠的树冠，两株树干上分别题刻“天保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敬造”和“比丘尼法侍佛”。（图十七）该像与早年流失海外的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半跏思惟像，以及日本仓敷市大原美术馆的北齐天保三年（552年）赵氏造弥勒像同为“龙树背龛式”造像的早期实例。

图十六 　邺城北吴庄出土北齐天保元年法造佛五尊像

图十七 　邺城北吴庄出土北齐天保元年法造佛五尊像背面拓片

　　综上而论，北齐“龙树背龛式”造像的镂孔透雕技术是建立在东魏以来白石造像的工艺基础上，双菩提树的构图特征萌发于东魏武定年间的太子思惟图像，主尊造型则是吸收了印度笈多王朝新一轮传入的造像样式，同时继承北魏以来背屏式造像中龙、塔、飞天、璎珞、宝珠、香炉等传统因素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造像样式，其形成与流行与北齐初年政治取向的鲜卑化和西胡化趋势以及昭玄大统法上实行的僧制改革密切相关。

作者：何利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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