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一个从政的法学家

导言

本场讲座的报告人埃尔韦·勒维尔，为法国里尔第三大学历史系教授，《法国革命史年鉴》主编，主要领域为法国革命史、法国近代司法史等。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于10月27日周五10：00-12：00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人文学苑5号楼B113教室举行，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主持，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健等参与评议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潘丹负责中法互译。

本侧记已经得到主讲人授权公开，但是记录内容未经主讲人审核，如有错讹由记录人负责。

讲座第一部分讨论了罗伯斯庇尔的律师-文人身份。律师抑或法学家并非罗伯斯庇尔给人的第一印象。在谈论起他时，一些人想到的是“不可腐蚀者”，另一些人想到的是“恐怖的化身”。然而，这一问题使我们得以将罗伯斯庇尔重新置于其本身的教育文化当中（18世纪90年代的律师），以及大革命的司法范畴当中，但并非只关乎司法范畴的理解：对话语的掌握并非律师团体的特权，同样还存在着宗教的雄辩；浸透着辩论的古代文化并非律师所特有的，而是关涉所有到学院求学的人……但他曾经的律师身份有助于理解他的政治家身份。

18世纪80年代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律师，但很特别。他的妹妹夏洛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有一些人认为他有些奇怪。他为何奇怪呢？

首先是他所选择的诉讼案件，他希望这些案件通过其陈述书为公众所熟知（12件为人所熟知）。总的说来，这些司法陈情书都关涉到一些潜在地可能知名的事件，罗伯斯庇尔作为律师在其中为一些社会性的关键议题辩护：为一位在法庭上遭到不合理地

审判的人要求赔偿（1784年Deteuf事件），谴责禁止低息贷款（1786年Page事件），谴责监禁欠债的异乡人（1785年Mercer事件），要求废除密札（1789年Dupond事件）。因为这些事件，这位律师触犯了当时一些依旧固守传统的人。

这位律师辩护与写作的方式也十分奇怪。这是一位在巴黎的路易大帝高中、继而又在首都的法学院学习过的人。在学习期间，他多次拜访巴黎的司法宫，并阅读那里的事实陈述书。他会把这些巴黎的惯例介绍到阿拉斯，包括其夸张的辞藻，讽刺，犀利，有时很具攻击性。

事实上，罗伯斯庇尔不仅仅是一位律师，还是一位文人。这不难证明。他常常参与学院的竞赛，如梅斯学院竞赛，讨论刑罚是否应当只针对个人（即只针对犯人），或者亚眠学院对诗人格雷斯的赞美。在梅斯，他获奖了。罗伯斯庇尔还是阿拉斯学院的成员，并成为其中的负责人之一。可以看到他开始讨论这些社会问题：刑罚是否应当只针对个体？学院是否应当吸纳女性成员？是否应当优先给予私生子更多的权利？

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法律与司法是一所学校：一所语言的学校，同时也是一所对质辩论的学校。他也因此被引领到政治领域。可以选择几个关键词来理解他的信念。第一个是偏见：所有他觉得不正确的观念，所有的偏见都应该消失掉。

另外两个理念，自由和幸福，是他所坚守和追求的，这两个理念是启蒙中特别的两个理念。他所倡导的自由和幸福这些理念也是后来大革命所追求的，可以看到他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在追求。他在大革命之后就更多是一位政治家而非一位法学家。

第二部分讨论的是罗伯斯庇尔的律师身份在政治面前的消逝。正是由于其律师-文人的身份使其得以入选三级会议，并以爱国者的身份参与了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教授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图，这幅图是大卫所画的《网球场宣誓》，中间这位就是罗伯斯庇尔，可以看到他双手抚胸，望向天空，一副要为革命、理念献身的神态。1789年，他正值31岁。他与布佐、佩蒂翁、格里高利神甫一道成为议会中的左派；他是民主派，但接受国家由国王统治的理念。

自1789年夏开始，罗伯斯庇尔希望能够捍卫对人权宣言的严苛的解读：由于人人生而并持续是自由的，且享有平等权利，他反对区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他也同样反对“奴隶”这样的字眼出现在法律当中，以防止他所希望看到其消逝的一项惯例又获得合法性……在这些经历当中，罗伯斯庇尔不仅仅是一名法学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在议会中，他并非以法律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即那些充斥于制宪议会委员会的人员，他并未参与其中。尽管如此，他经历中的一些面向依旧源自其律师经历的滋养。

为了界定“公共美德”，即大公无私地为整体利益服务，他援引了罗马演说家的定义，同时也是律师的定义：“我仍能想起西塞罗赋予演说家的定义：一位好人，是善于言说的。”（1793年1月）为了证明其自身的美德，他援引了自己的律师经历，断言他那时是为“不幸的人”服务的，正如他从今以后要为“人民”服务。他对于政治的介入被视作对其律师生涯的延续。

还可关注他在制宪议会时期进行司法改革的殷切关注。在声称对消逝的古老律师职业的钦慕的同时（1790年9月），为一种绝对自由辩护、一种自然的辩护而辩护。这个地方用了nature这个词，这与“自然权利”（droit naturel）是相关的，即社会形成以前已经存在的权利。他把自然权利的理念贯彻到司法改革中。每个人都有自由为自己辩护，同时也为他想要辩护的人辩护。在刑事法庭上，他成功地要求维持一部分书写程序；在刑事法庭上，他支持陪审团，且是他所期待的面向所有公民开放的陪审团，不考虑纳税额的条件。当委员会提议免诉被控诉的抗传人（缺席被告人），用监禁来惩罚其逃亡时，罗伯斯庇尔愤怒地说道：“惩罚不幸的无辜者，在其宣传被不公正地迫害的时候！这是怎样的教理！怎样的风俗！”报告人Andrien Duport同意撤回其提议（1791年2月）。然而，1791年2月5日，议会拒绝赔偿被控诉的无辜者，这是18世纪末学院讨论议题核心的期待。

他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斗争，尤其是当人们想到大恐怖时，即他对死刑的强烈谴责（1791年5月）。他与佩蒂翁、Andrien Duport等人是为数不多的希望死刑完全消失的人。为了从“法国人的法典中抹去这些迫使人进行法律谋杀的律法”，他坚持社会不能将死亡给予其任何成员。他解释道，“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战胜“所有人的力量”；那么，如何理解将一个已经失去伤害能力的罪人判处死刑的情况呢？“一个战胜者杀害其俘虏，这是野蛮；一个杀害可被其缴械并惩罚的堕落孩童的人不过像一只野兽。”在1793-94年间，罗伯斯庇尔将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第三部分讨论的是“一种恐怖的正义”。在反对战争，并长久以来捍卫对1791年宪法的尊重之后，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夏成为共和派。他被选入国民公会。1793年7月，他进入救国委员会，并在其中发挥了诸多作用，包括促使法国走向战争，镇压内部叛乱，消灭共和国的敌人……那么在被历史学家称作恐怖政治当中我们还能观察到他的法学家身份吗？

教授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画，这幅画的主题是对恐怖的谴责。右一为丹东，旁边与死神拥抱的人是马拉，死神仿佛在对马拉说：“你们送了这么多死人过来，你们干得好啊！”左侧是罗伯斯庇尔，库东，以及恐怖时期的其他人。

这幅画反映的是热月革命以后对恐怖时期的谴责。画中罗伯斯庇尔右手持长柄镰刀，别人拿的都是拐杖、支架，而罗伯斯庇尔拿的是割麦子的长柄镰刀，意即收割生命。这意味着他是最主要的一位杀人者。他左手持的是两个法令，一个是《牧月法令》，该法令支持改革革命法庭；另一个是9月17日的法令，是《嫌疑犯法令》。第一个是库东起草的，第二个是杜埃·德·梅兰起草的。这两个法令是大恐怖时期的关键法令，它们都不是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但是可以看到在热月督政府时期中，大家把罗伯斯庇尔看做了大恐怖时期恐怖的化身、罪魁祸首。

另外一个维度是，长柄镰刀一方面象征着暴力，也有法律的维度。暴力和法律是理解恐怖的两个维度。后面提到的罗伯斯庇尔对恐怖的界定，也是沿着这两个维度展开的。从这一再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热月传说的后果，它使罗伯斯庇尔承担了恐怖的责任；我们也可从中解读出，对大恐怖的谴责不仅仅是暴力的肆虐与混乱无序，而且还基于法律之上。

对罗伯斯庇尔而言，恐怖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回归文本。我将在此重新解读罗伯斯庇尔对“恐怖”一词的两处使用，其关乎国民公会的两个关键时刻（1793年夏与1794年2月）。

A．作为正义的恐怖。第一个时期处于1793年9月5日会期的前后几周，此时，巴黎代表喊着口号冲进议会：“将恐怖提上日程！”正是此时，人们决定组建一支革命军，并论及对王后的处决，以及对吉伦特派的审判……9月5日正是罗伯斯庇尔主持国民公会。他从未有一刻提及恐怖的理念。当然，他自春天起就要求实施“革命措施”；他也要求不要让宪法立即生效，并希望建立革命政府。当他论及恐怖，他谈论的是正义：“愿这些恶棍，倒在法律的利剑之下，能慰藉无辜牺牲者的魂灵！愿这些重大的教训，通过他们针对祖国的敌人所提出的恐怖，能够让骚乱销声匿迹！”需要补充的一点是，“terreur”在这个时候还不是一种政府类型、统治形式，更多的是一种“武器”，一种象征着政治正义的武器。当时其实是有有很多种武器的，如面临外敌入侵时，需要军队的武器。“de la loi”是针对祖国内部敌人的武器，而不是一种政府形式。

B．作为原则的恐怖。1794年初，可以见出罗伯斯庇尔在使用恐怖一词时有了实质性的改变。这一时期，革命政府已组建而成；且自1793年12月起，共和派当中被罗伯斯庇尔界定为的迟缓派（宽容派）与激进派（埃贝尔派）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在这一情境当中，罗伯斯庇尔起草了《在共和国内政当中应当指导议会的政治道德原则报告》。他于1794年2月5日（共和三年雨月17日）在国民公会陈述了这一报告。这一演讲是罗伯斯庇尔最为著名的演讲之一，他把恐怖与美德关联起来，这使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巧妙的关联视作以美德（大写）来为恐怖证明。在我看来，这一阐释是有待修正的。

事实上，2月5日的讲话是基于孟德斯鸠的理论对革命政府作出的界定。罗伯斯庇尔早已在其日记当中援引过这一理论，即《宪法保卫者》（1792年7月25日）：“孟德斯鸠曾言，美德是共和制的原则，荣誉是君主制的原则，恐怖则是专制的原则”。在这一文本中，罗伯斯庇尔用“恐怖”（而非“恐惧”）来作为专制的原则。在其演讲中，他再一次以这一释义提及恐怖一词。我们再读一读2月5日的著名演讲：

“如果在和平时期，民主政府的本原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时期，这个本原就同时既是美德又是恐怖……这里有人说，恐怖是专制政体的本原。这样说来，你们的政体不像专制制度吗？是的，在自由的英雄手中闪闪发光的宝剑很像暴政信徒用来武装自己的利剑。当专制君主借助恐怖统治自己愚昧臣民的时候，作为君主，他是对的；你们用恐怖使自由的敌人驯服，作为共和国的创立人，你们也将是对的。革命政体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

罗伯斯庇尔所尝试解释的，是革命尚未完成时，需要成立革命政府以建立民主制。这样，这一政府既建立在美德之上，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民主的，也建立在恐怖之上，因为它迫于需求同时是专制的。这是一种“自由的专制”，与孟德斯鸠所界定的专制是完全不同的。孟德斯鸠认为，共和政体的本源是美德，具体到民主政制（的本源）是平等。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开始做一种不同于孟德斯鸠的政体的划分。他把共和政体中的民主政制做了和平时期和革命时期的区分。和平时期的共和政体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共和政体，而在共和政府的建立时期，就同时需要美德和恐怖。事实上，革命政府的恐怖并非专制者任意的恐怖，把灾难加诸臣民之上；这里，他明确指出，是“迅捷的、严厉的、不屈的的正义”，是打击共和国敌人的。罗伯斯庇尔将美德与恐怖转化为革命政府的政治本原。

那么，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的法学家么？毫无疑问……即便他不像康巴塞雷斯、特龙谢、梅兰·德·杜埃那样更多地投入于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如立法委员会。但他似乎仍烙有司法教育的痕迹。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法学家，可能甚至受到学术经历的影响。需要补充的是，虽然这一讲主要是从法学家背景看待罗伯斯庇尔，但是同时要知道、要理解罗伯斯庇尔的面向是很多的。首先要看到他所接受的古典教育，比如他对西塞罗的援引，大革命中也是有一些古典崇拜的。另一方面包括他对民主的信念，还有个人不屈服、不妥协的倔强个性，都是我们理解罗伯斯庇尔所需要的面向。尽管如此，过去的研究还是忽略了罗伯斯庇尔作为法学家的面向。有了这个面向，在解读罗伯斯庇尔的言论和行为时就会有新的启示。

讲座结束后，高毅教授对这场报告进行了评议，认为勒维尔教授通过对罗伯斯庇尔这样一位从政的律师、法学家在大革命时期的言行的解读，展示了司法以及受过司法训练的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个维度在以前也没有受到重视，但司法史这个角度，对于研究大革命时代人物、事件，确实可以提供很多启示。罗伯斯庇尔在政体分类方面其实是有创新的。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个形式：共和、君主、专制。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大家都以为政体就这三种。罗伯斯庇尔提出革命时代的人民政府的概念，相当于共和政府，但与共和政府不同的是在于革命时代。孟德斯鸠讲专制政府的本源是恐怖，而共和政府的本源是美德，而罗伯斯庇尔说革命时期人民政府的本源就是“美德”加“恐怖”。这个思想实际上是与他早年接受的孟德斯鸠影响，或者说他的法学教育背景有关的。

徐健教授认为勒维尔教授带来的启发很大，他是从司法史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很新的视角。徐健老师自己是做德国史中17/18/19世纪相关的政治制度的研究，她认为司法史对普鲁士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开辟了一个领域。但我想的不是司法和革命的关系，而是司法史的研究与改革的关系。就是说，它不一定以革命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以改革的形式出现，普鲁士就是这种情形。司法体系应该是现存政治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这是传统的理解。但是在法国的体系中，司法体系恰恰是革命的推动者，是现存体制的破坏者。但是在普鲁士，司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政治体制，但总体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开展的，是以维护者的形象出现的。到底是什么促使司法推向革命，这究竟只是一种法国式的政治文化表现，还是具有普遍含义？

另外，罗伯斯庇尔在孟德斯鸠的基础上，搞出了第四种政体的原则，即恐怖和革命政体。这个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只是具有暂时性的现象，适用于法国大革命的特殊场景，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比如放在任何一个革命的时期都可以考虑这样的手段。就是说，只是法国的或放在任何一种革命时期都是普遍适用的，这两者会带来不同的思考。这是我的第二个感想，希望听一下勒维尔教授的见解。

对于第一个问题，勒维尔认为把法国和德国进行对比是非常有趣的，这也有助于去进一步解释。在看法国的司法史时，可以分解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旧制度下，比如路易十六所引导的司法改革，他一般认为是要变革法律，但是与此同时要保持原有的架构，并不会完全摧毁这个架构。这可能与德国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司法的作用已经变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要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种建立是基于理念上的建构，即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全新的共和国。就是说，这个地方也讲法律，但法律是作为建立其他新的东西的工具。这种精神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与旧制度中的改革时期是不同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勒维尔认为在18世纪末，在英国、美国甚至在荷兰等低地国家都爆发过革命。法国革命确实有其特殊性，尤其是革命政府是18世纪末的很特别的情况，其他国家并没有出现过。但是也有可以用作类比的情形。如英国在内战时期对敌人很强烈的镇压，但是并没有提出革命政府的形式。现在有一些相关的比较研究，但是明确提出革命政府可能是法国很特殊的现象。

在场的一位历史系博士认为勒维尔教授的文章中有三个罗伯斯庇尔：政治家、文人、律师，三个身份。但是在梅西耶的书专门有一章标题为：律师。他说律师是介于大学教授和文人之间的。律师们是喜欢用一些奇怪的表达法，这个团体自称是自由的，但他们容易屈服于很多偏见。巴黎的律师们天生就是文人的敌人，因为后者是哲学化的，对所有问题都追根溯源，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化，抹杀了所有的古书中的权威，突出理性的权威。这是他关于律师和文人的描述。他把律师、文人都是区分开的，甚至是有一些冲突、敌意的。但是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律师和文人是合二为一的。我想问的是这两者中哪一种身份的教育经历更多地影响了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期间的行为？

勒维尔认为说这两种身份有冲突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当时的法学家中，像罗伯斯庇尔这样身兼两种身份的是很少的。一个就是兰盖，他也是特别有攻击性的人，不尊重传统的规则；另一个就是布里索，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他写过一个小册子，也对社会问题有很多介入。身兼这两种身份的人是经常受到批评的，因为律师是要讲理性的，而文人是要讲感情的。如果律师写一些煽情的文章，就会受到批评。像兰盖，就被开除出律师团体。所以梅西耶说这两个角色之间是有冲突的。此外，在罗伯斯庇尔身上，文人的成份是更多的。有两个理由：其一，文人跟政治家靠的更近，更有改革社会、变革社会的冲动和意志。其二，作为政治家，尤其是在法国革命的背景下，必须能够很好地掌握语言，很好地调动人们的情绪。罗伯斯庇尔的演讲是可以让人很激动，能让人流泪的。所以，作为政治家的罗伯斯庇尔与文人的身份距离更近一些。

记录人：常伟 北大法学院2017级研究生

摄影与修改：姚静宜 北大法学院2017级本科生

审稿：马旺资 北大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

责任编辑：胡海娜

技术编辑：黄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