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珐琅彩瓷是极为名贵的品种,也是我国陶瓷装饰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尤其在清代,珐琅彩瓷一直是专为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更是“庶民弗得一窥”的御用品,其瓷质细润、色泽鲜艳,与宋汝瓷、元青花并驾齐驱,被称为“世界上最奢侈的艺术品”。
康熙晚期珐琅彩传入宫廷以后,雍正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据造办处史料记载,瓷用珐琅彩料从依赖进口料到造办处珐琅作配料成功,数年间取得可喜的成果。雍正九年(1731年)“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做得……水墨竹子茶碗一对,……水墨梅花六寸盘一对,”雍正十年(1732年)四月二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水墨珐琅甚好”,七月二十七日太监沧州传旨:“着烧珐琅画墨地白梅花四寸磁碟一对”,八月十五日司库常保奉上谕:“珐琅盘碗、茶圆、酒圆俱造烧得甚好,嗣后将画水墨的多烧造些。”九月初一日,“将脱胎填白磁酒圆四件上画珐琅墨菊花”。九月初九日司库常保奉旨:“绿地黄菊花盘子上山水青色甚好,再画水墨山水器皿俱用此青画”(朱家渭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雍正朝》)。
清 雍正 琺瑯彩墨色竹石碗(台北故宫藏)
在清官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精心彩绘期间,景德镇御窑厂也得到谕旨烧造珐琅彩瓷。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十二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造办处收贮的料(指珐琅)内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给年希尧烧造磁器用。”(年希尧以管理淮安关税务之职兼管景德镇御窑厂事务,传旨烧造瓷器,由年希尧家人持样交御窑厂烧造办理。)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旨:“将三足圆形珐琅洗做几件,要直墙,三足平底,白珐琅里黑珐琅外墙,其外墙周围画花卉。再给年希尧亦照此样式,口径三寸至八寸的每样烧造几件,俱用白里,外面釉水花样任其酌量配合,亦做样呈览烧造。”景德镇御窑厂不但得到造办处收贮的珐琅色料,而且与造办处珐琅作同时得到谕旨烧造同样的“三足圆形珐琅洗”,其样式要求非常清晰、具体。
清 雍正琺瑯彩瓷節節報喜把壺 (台北故宫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冬月唐英撰《陶成纪事》,记录了当时御窑厂烧造的主要品种计57种,其中有“新制彩水墨器皿”。景德镇陶瓷行业把色彩装饰的瓷器称为彩瓷,如五彩、粉彩、素三彩、新彩等,彩即是一种彩料,所谓“新制彩水墨”是指当时御窑厂新配制的一种黑料,用珐琅彩工艺绘制的创新品种,也就是墨彩的前阶段。
清 雍正琺瑯彩瓷虎丘山水碗 (台北故宫藏)
乾隆初年,景德镇御窑厂继续配制黑色彩料,督陶官唐英喜爱用之于瓷上写字作画。清代墨彩是用黑色彩料在瓷胎釉面上绘画(人物画中脸部、手的皮肤略敷淡红色),再入炉烘烤,色料经久不脱落。
雍正“珐琅墨彩”从创烧之初就成为瓷苑明珠。其艺术特征与其他珐琅彩瓷完全一样:准确生动的形象,细腻精致的用笔,浓淡多变的色调(黑色),诗、书、画、印交融一体的意境。
乾隆年间,唐英以其文艺家的修养和督陶的便利条件,亲手绘制了墨彩作品,并以诗句和书法丰富了墨彩的形式,拓展了墨彩的境界,提高了墨彩的艺术品位。
清 乾隆瓷胎画珐琅锦上添花人物四寸碟一对 (台北故宫藏)
在此期间,“珐琅墨彩”中还创造出一新颖品种样式——雪景山水。它以墨彩的黑料为主,描绘山石、树木、楼阁的轮廓,用白色粉料填绘景物上的积雪,仿传统山水画雪景风格。画面一片琼瑶,荒寒寂寥,显现出超尘脱俗的艺术特色。
墨彩简便的彩绘工艺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等特点,也运用到18世纪中叶的对外贸易瓷器的装饰上。用墨彩料描绘欧洲风情、宗教题材和人物故事的画面,并在其上运用金色色料配合装饰。
清 雍正水墨珐琅碗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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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日上午11:15,香港佳士得2015秋拍“踈影暗香——雍正珐琅彩赭墨梅竹图碗”专场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槌。本专场仅推出一件拍品,即清雍正珐琅彩赭墨梅竹图碗,以估价待询的形式上拍。起拍价为1400万港元,最终以7500万港元落槌,8524万港元成交。
此碗为侈口,深弧壁,矮圈足。外壁一面以工笔画一梅树,密而有绪,尤显画家功力。碗半壁以浓墨行书题五言诗句:“月幌见踈影,墨池闻暗香。”句首以金红料钤“凤采”、“寿古”及“香清”三印。雍正皇帝对珐琅彩制作事事关心,在清宫档案中不难发现其命令珐琅作制作诗、书、画、印纹样的瓷器,更要求先呈送画样让其过目,可见雍正帝对珐琅彩之重视,及其儒雅秀气的艺术品味。本拍品原为英国收藏家Donald Bonney的旧藏之物,据悉其在1976年前就已入藏。直到1986年,继由Paul Freeman珍藏。
在瓷器收藏家的心目中,雍正珐琅彩碗是可遇不可求的珍物。而在这些斑斓娇豔的极品瓷器之中,有一品种如梅花犯寒而开,孤芳自立,别具风情,最为隽秀雅致─ 那便是清宫档案中所记载的水墨珐琅。水墨一词本来专指以浓淡不一的墨色在纸或绢上作画,只因白瓷画上赭色珐琅,特具诗情画意,故在此假借形容。珐琅彩中的上品,俗称「古月轩」者,以结合诗、书、画三绝而为人称道,而水墨珐琅最能展现三绝合一的境界。
雍正珐琅彩本属凤毛麟角,极少在拍卖场上出现;本季香港佳士得秋拍,「踈影暗香-雍正珐琅彩赭墨梅竹图碗」专场中的雍正水墨珐琅彩碗更是从未公开拍卖过,此碗的珍稀矜贵可想而知,经过场内外众多藏家的轮番竞价,最终以8524万港币的高价成交。
Lot 2888 清雍正 珐琅彩赭墨梅竹图碗 蓝料双方框 《雍正年制》宋体字款 直径10.1cm
题诗:月幌见踈影,墨池闻暗香。
钤印:凤采,寿古,香清。
估价待询
成交价:85,240,000 港币(含佣金)
来源:Donald Bonney,伦敦,据信入藏于1976年以前Paul Freeman,伦敦,入藏于1986年。
另可参考一对相似的水墨珐琅彩碗,上书与本碗一样的诗句,为希普斯理(Alfred E. Hippisley)旧藏,现藏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著录于2013年伦敦出版《Chinese Ceramics, Highlights of theSir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164-167页,馆藏编号PDF827及PDF828。与本拍品相比,此对碗呈直口,绘画风格也略有出入。
碗侈口,深弧壁,矮圈足。通体施润泽白釉,器内平素无纹,外壁一面近圈足处画一虬劲梅树,枝干挺秀,枝干横亘,随碗形而生。枝头花朵或含苞待放,或绽瓣盛开,以淡墨细笔描画,轻盈洁白,各有姿态。树底生矮竹几丛,枝叶以双钩笔法勾勒,密而有绪,极尽工巧。碗半壁以行书书五言诗句二句,句首以金红料钤一印,句尾压尾二印。
正是由于雍正珐琅彩登峰造极的工艺水准,使得后世对其推崇备至,甚至到了民国时期,袁世凯所谓的御用瓷器,皆宜雍正珐琅彩为蓝本,不惜工本进行烧造。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却留下了一批民国瓷器史上品质最高的仿古瓷——洪宪瓷。
1916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为了这批瓷器,他花费了140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不论四万件还是六千件,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要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洪宪瓷如此不计工本,当然备极精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算是民国的官窑瓷器。
郭葆昌赴江西后,最先为袁世凯督烧 “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时,他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署“静远堂制”款)和曹锟(署“延庆楼制”款)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质细白而轻巧,釉面洁白润泽,器型精致玲珑,少有大件。这几批瓷器是同时烧造的,但因为用途不同,风格虽然类似,也不完全一致。
“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如图一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这种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然而,此瓶釉质洁白无睱,描绘精致入微,不是一般民窑所能达到的,颇似“内庭恭造之式”。 值得一提:在民国珐琅彩中的精品,尤其是仿雍正御窑的一批珐琅彩瓷,都是御窑厂退下来的画师或弟子来亲自制作,当时很多民国权贵也都是找这些人定制!比如:在2012年的5月11日北京东正拍卖中国古董珍玩专场中,一件 民国 仿雍正墨彩山水诗文碗 (一对)以103,500元成交,充分的体现出了民国时期仿制雍正瓷器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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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b 民国 仿雍正御窑 珐琅彩墨彩梅竹双清嵌银托碗一对
说明:珐琅彩创烧于康熙时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期烧造者寥寥无几,到了宣统时期少量烧造。民国时期由于袁世凯等人的极力推崇,少量的烧造了一些珐琅彩,此件拍品为民国时期模仿雍正御窑烧造珐琅彩,并有当时原配银制底座,传世珍罕,为民国顶级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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