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极盛时代的文化输出，曾让所有英国人都离不开中国

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译者：刘半农 合著者：李广生。

对这段话的理解，不少人往往只提后半段，即“化学”、“医学”、“极幼稚”，然后拿工业时代中国的落后，来佐证马戛尔尼的先见之明。

其实，马戛尔尼来华时间为1793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死于1799年，以67岁“高龄”仍在庄园中骑马巡视，2天后即因咽痛、呼吸困难而卧床，他的医生专家组在21小时内为他放血4次，总放血量达2000毫升，病情毫无缓解，最终死亡。

至于化学，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89年发表了《化学基本论述》，基于氧化说和质量守恒定律，开启了“定量化学”的时代，在这之前，欧洲的化学家们还普遍认为“燃烧”的原因是可燃物中含有“燃素”，而拉瓦锡的理论得到全面推广和认可，又要到1795年左右。

上述个例，并不是要为“天朝”辩护，而是指明一个事实，在科学的“孩童期”，科学对于工业的反哺作用仍微乎其微，一个8岁孩子笑话6岁孩子不识字，并不能导出这个6岁孩子智商低、识不了字的结论，更不能解释为什么走向了此消彼长的结局。

真正的原因，是经济。

马戛尔尼的论述，还有前半段，就是中国有几种工业远在欧洲之上，上篇文章我们已经谈到了棉纺织业，本文重点谈“茶”，下期重点说“丝”。

“茶”是嗜好品，“茶”的故事，归根结底是需求的叠加。

17世纪中叶，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平均每年只有2万磅（1磅约合454克），半个世纪后的171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5万磅，已经能够满足全国的消费需要，又是100年过去，增加到了2100万磅，其中有400磅用于再出口。至1812—1830年间，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已经达到了3000万磅之多。

在这个过程中，“茶”和“糖”一样，经历了由奢侈消费品到大众嗜好品的变迁。

美国学者汤姆·斯丹迪奇在他的科普著作《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写道：

1669年，东印度公司首次以公司名义从东印度（爪哇万丹，即今印度尼西亚）进口了一批茶叶。此后，茶叶才逐渐在较大范围内开始供应。茶叶的零售价格由于供货不稳定变化很大，最昂贵时在1660年是每磅6—10英镑，到1700年降到了4英镑左右，质量较差的也要1英镑。不过，那时一个贫民家庭的年收入也才20英镑，所以喝茶对很多人来说仍很奢侈，暂不能普及。到17世纪末，受到廉价咖啡的冲击，茶叶价格才有所下滑，但一杯茶的价格仍是一杯咖啡的5倍。（可见究竟什么是“贵族饮品”，呵呵）

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建立了贸易站，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于是英国茶叶进口量直线攀升，价格一路下跌，为茶叶走近更广大的民众创造了必要条件。1718年，茶叶取代丝绸成为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支柱商品；仅1721年一年进口量就达到5000吨……茶叶进口量最大的时候曾占到公司贸易总额的60％，茶税占到政府收入的10％左右。

这种消费平民化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766年，茶叶在英国每磅平均售价已经降至约5先令（20先令为1英镑），几乎每个英国人的钱包都负担得起，“从公爵到最卑微的挤奶女工都要饮茶……连洗衣妇也认为，在早餐时她不能没有合适的茶”。

巨大的需求制造的利润令人疯狂，到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索性把丝绸、瓷器等留给私人“优待吨位”（privilege tonnage）去经营，公司集中经营茶叶。

在1834年公司解散前的最后几个年头，茶叶干脆成了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郭卫东：《论16-19世纪中叶国际贸易中的东方货品》，《天府新论》2014年第4期）

同期的美国、荷兰，莫不如此，早在172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的中国商品中，茶叶已经占到了85.1%。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哈钦森估计，美国每年的茶叶消费在297万公斤左右，相当于人均1.1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