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礼物丨血液并非商品而是礼物——以爱之名，延续生命

生命的馈赠

临床用血的两个方面最为人们所注意，一是血液的质，以保证血液本身的血细胞含量，以及保证采血和输血不至于引起疾病传播；二是血液的量，以满足临床用血的需要，不造成浪费，不会引起“血荒”（blood crisis或blood shortage）。所以，如何获得保质保量的血液成为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当下，临床用血几乎唯一的来源还是依靠他人的捐赠。如何从他人身上获得血液，不仅是一个医学处理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蒂特马斯（Titmuss. 1970）将自愿献血形成的关系类型定位为礼物关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蒂特马斯就提出了一个深远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制度下，血液最充足且最安全呢？当时，英国有全国统一的血液管理机构，实行自愿无偿献血制度；而美国采取混合的血液制度，无偿与有偿模式同时存在，从国家到州没有血液管理的权力机关，血液管理几乎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在血液的供给方面，英国能够满足血液日益增长的需求，而美国则显得力不从心。从献血者的特征看，英国献血者的结构基本上与总体人口结构接近，献血者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与之相反，美国的献血者主要由非主流人群组成，大多数来自于失业人员，输血的价格也比英国高很多。美国的血液制度造成了一个可悲的事实和社会不平等：穷人供血为富人服务，血液的再分配逐渐从社会底层流向社会上层。日本的例子也能说明问题。日本二战前实行无偿的献血制度，而二战后则调整为有偿的供血制度。据已有的数据分析，蒂特马斯认为日本二战前的血液安全远远高于二战后状况，二战后日本感染乙肝等血液性传染病的病例比先前明显地增多了。

比较之下，结果已经明朗：在血液供应方面，无偿捐赠的血液管理模式要优越于市场推动的血液商品经济。正如第二章所言，一是，科技手段尚未能检测出所有的血液病毒，只能辅之于献血者的诚信以维持血液的安全。卖血者考虑的是收入，而献血者考虑的是奉献和利他，只有后者才能客观地提供自己的健康信息，保证献血作为一种“善的礼物”（good gift）。二是，蒂特马斯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无偿献血的“生命赠予”精神能够将捐赠者和受惠者彼此联系，共同分享一个社会。相反，当经济人的规则被制度化且被接受后，人们放弃利他主义的动机比放弃经济人规则更为容易，一个社会中既存在血液无偿捐赠又存在市场买卖，会分裂人们的共同认知和价值观，经济利益必定打败生命赠予，成为衡量是否要献血的单一维度，这是对一个国家利他主义精神的践踏以及对社会团结的破坏。

蒂特马斯的这种观点与经济学观点背道而驰。比如考朴和库伊尔在《血的价格》（the Price of Blood）一书中秉承了经济学一贯的分析工具来分析血液的供给与需求，其基本观点：①人血是一种经济商品；②可以赋予血液的浪费以精确的经济意义；③提供报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多次供血；④尽管有成本统计的缺失，但血液的商品市场，假如持续的话，将以明确的成本优势供给血液。

蒂特马斯反驳道，经济学家注重成本收益之间的计算，但对于人们供血的机会成本是很难定量的，比如一位妇女排队供血的机会成本就难以测量。有偿供血与无偿献血相比，浪费并非主要问题，最主要，也是最具深远意义的是，有偿供血加大了社会成本，破坏了礼物关系。他指出，“人类福利是一个道德的概念，而并不是某些经济学家所言的‘经济福利’”。虽然我们曾尝试估价人们的生命，但一个社会的利他主义精神是无法用价钱去衡量的。给予陌生人的利他主义行为并不是自献血始，也不会以献血终，它将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整个价值系统。蒂特马斯不无担心地指出，假如我们的血液，作为身体的组织，能够用美元和英镑进行交换，那么其他无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不也就成了商品交易了吗？假如我们的社区赠予的纽带被破坏了，所带来的并非是价值的中立状态，相反，这个空白更可能被敌对和社会冲突所填充。“经济学家或许会分裂我们的价值和系统，其他人不会”。因而，从总体上说，蒂特马斯对社会福利私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与政策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可以说是敌对的。因为，在他看来，市场是回应需求而不是回应需要；市场关注的是利润和经济增长而不是福利和需要满足；从社会角度看，市场福利分隔、破坏了社区和社会联系，瓦解了人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蒂特马斯反对金钱涉及人血的采集和使用，他所秉持的市场侵蚀社会的观点，虽然拥护者居多，但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或者说修订。比如，经济社会学家泽利泽就指出，人们并不是反对因献血（花费时间和精力）而获得一定的报酬或补偿，而是在乎补偿的形式，采血机构对补偿形式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引起强烈的负面效果。比如直接给予金钱刺激，可能会使献血者感觉有愧疚感，认为自己在出卖自己的身体（组织）。为消除金钱的物化的腐蚀作用，泽利泽提出可以对“金钱符号化使用”（symbolic use of money），比如赠送印有特别标记的纪念品，以达到对公众献血的激励。泽利泽的观点在当前的自愿献血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采血机构或本人所在组织赠送小型纪念品和茶点，以及支付交通费用被认为是对献血者的合适的“补偿”。

《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2008）指导原则5指出：“细胞、组织和器官应仅可自由捐献，不得伴有任何金钱支付或其他货币价值的报酬。购买或提出购买供移植的细胞、组织或器官，或者由活人或死者近亲出售，都应予以禁止。禁止出售或购买细胞、组织和器官不排除补偿捐献人产生的合理和可证实的费用，包括收入损失，或支付获取、处理、保存和提供用于移植的人体细胞、组织或器官的费用。”

这项原则及其解释性条款实际在为“无偿”做诠释。就采血而言，它肯定了捐赠血液在挽救生命上的意义，鼓励以接收人的需要和社会公益为动力的捐赠，强调了买卖血液做法的不可取。但以下几点依然被视为无偿范畴：一是象征性的对捐赠者的感谢。所谓“象征性”表明这种激励不能用货币来衡量，不是实际意义的付款行为，更不可以转让给第三方，以获得货币价值，比如一些小的纪念品。二是该原则允许补偿因捐赠而发生的费用，比如交通费。该原则同时强调了使用血液时支付血液获取、保存、处理、检验等费用的正当性。

当前自愿无偿献血的理念已经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认同与贯彻。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回避以下这个问题：在物欲横流，财产、地位和权力丛生的社会里，而非分享苦难的环境里，人们是如何能够以及学会给予，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给予一个不分种族、宗教和肤色的陌生人？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没有从社会中抽离出来，因直接的利益而行动？为什么要赠予陌生人？

首先，人们的道德需要和利他动机构成了赠予的基础和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指出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这即是说，生命赠予对于赠予者的意义在于，在帮助匿名的他人时自我得到了实现，使得帮助他人的社会性需要得以表达。其次，社会政策和制度具有引导作用，它将挖掘人们社会和道德的潜力，鼓励公民的参与。从根本上说，给予或赠予是公民的一项自由和权利，政府的社会政策不能限制这种自，而是应该扩展公民赠予的自由，赋予他们赠予的制度保障。人血买卖的市场化政策不仅剥夺了人们给予的自由和权利，而且也剥夺了那些因身体等方面原因无法献血人的权利和自由（意味着高血价的负担），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虽然市场化的制度赋予了人们买卖人血的自由，但这种没有限制的、置社会不公以不顾的自由，在蒂特马斯看来，是一种否定的自由。

赫利也认为，献血者的利他动机固然重要，但血液供给制度上的保证——尤其是制度的具体运作，如招募的组织、采集以及公共性——不能因为个人利他主义的想象所遮蔽，如果没有采血组织和机构，何来献血呢？他的基本观点是，自愿献血的利他主义，是一种“嵌入的利他主义”，是嵌入于自愿献血的组织和制度之中的。赫利强调，在自愿献血的过程中，采血组织通过提供赠予的机会以及关于赠予的话语说明，生产和维持了利他主义，采血组织的文化上的工作（cultural work）和后勤上的努力（logistical effort）在自愿献血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使得一些组织比另一些组织要做得更好。

上文的分析表明，自愿献血所产生的礼物关系，是基于人们的道德需求和其他动机，它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引导，更需要微观的制度运作。如果说自愿献血是生命的礼物，那么这种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赠予，也不是一对一的简单互惠，而是在一系列制度框定下的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的礼物的循环。献血者、受血者、采血组织者、医疗机构，甚至其他的个人和组织，都牵涉其中，共同造就了生命的礼物关系。

《生命的礼物：血液捐赠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余成普

责编：程晓红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9

ISBN：978-7-03-054586-2

《生命的礼物：血液捐赠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清华大学团体献血和中南某市街头采血的实地调查，以礼物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把采血者、献血者以及输血者的声音共同纳入到分析的范畴之中，探讨生命礼物流动的各个环节——捐赠者、采集者（血站）和使用者（医院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顾和检讨，提出全文的理论框架，同时，对研究方法做简单的介绍。第二章是对历史背景的梳理，既包括中国临床用血供给制度及血液文化模式的演变，也包括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第三章到第六章讨论了自愿献血在中国何以可能的问题，重点讨论了自愿献血的礼物关系、制度设置和运作实践。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对两种极端状态（“血荒”和灾后献血热潮）的探讨。第十章总结了全书的基本观点，并就自愿献血的政策层面提出若干建议。

（本期责编：李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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