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钱：缅甸阿拉干（若开）邦穆斯林飞地的发展

王立秋 译

[按]本文译自Aya Chan, “The Development of a Muslim Enclave in Arakan (Rakhine) State of Burma(Myanmar)”,原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缅甸学报》(SOAS 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 Vol.3, No. 2, Autumn 2005, ISSN 1479-8484。作者当时于坎大哈国际大学任教。据作者说明，本文是为日本一次研讨会撰写的。在研讨会期间，作者与根本敬(Kei Nemoto，上智大学教授)教授就若开（阿拉干）到底有没有罗兴亚人进行了辩论。根本敬在一篇用日文发表的论文中认可了罗兴亚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自公元八世纪以来，罗兴亚人就在若开生活了。而本文作者则质疑了这种说法。本文也曾在2003年2月4日至5日在神户大学召开的第七十届日本东南亚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

谁是罗兴亚人？缅甸自于1948年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后，到今天都不得不纠结于这个问题。自称罗兴亚人的人，是梅宇(Mayu)边区，也就是今天阿拉干（若开）邦的布迪当(Buthidaung)和孟都(Maungdaw)县的穆斯林。阿拉干（若开）邦是缅甸西部，作为缅甸与孟加拉边界的纳夫河(Naaf River)沿岸的一个偏远省份。在1784年被缅甸人征服之前，阿拉干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罗兴亚历史学家写过许多专题论文来为自己要求土著的身份，他们认为这一身份可以追溯至存在了一千多年的阿拉干国。尽管学界并不把这当作一个事实来接受，缅甸（继而美国、日本和孟加拉）还是出版了一些声称是历史却主要由虚构的故事构成的著作。这些著作反过来又通过国际组织，包括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做的报告渗入国际媒体(Ba Tha 1960:33-36; Razzaq and Haque 1995:15)。

有鉴于此，重新考察“罗兴亚人”的族群性并把他们的历史追溯到他们的祖先最早踏足阿拉干之时，是重要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一些阿拉干西北部的孟加拉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用“罗兴亚人”这个术语来称呼自己。他们的确是孟加拉东部（今天的孟加拉国）吉大港区来的移民的直系后裔，这些移民是在该区根据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1826)后签署的《扬达波条约》的条款被割让给英属印度后迁徙到阿拉干的。这些移民大多定居在现在缅甸与现代孟加拉国国界附近的梅宇边区。实际上，在英国殖民档案中，他们被称为“吉大港人”。

阿拉干邦的穆斯林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群体，即：(1)梅宇边区的吉大港孟加拉人；(2)现生活在妙乌和皎道等城的，妙乌时期(the Mrauk-U period, 1430-1784)的穆斯林社群的直系后代；(3)被阿拉干人称作卡曼人(Kaman)的，兰里岛穆斯林雇佣军的后裔；和(4)来自缅甸中部弥杜(Myedu)地区的穆斯林，后者是山道威的缅甸入侵者在1784年征服阿拉干后留下来的。

Aya Chan

殖民时期的大规模迁徙(1826-1948)

如上所述，“罗兴亚人”这个术语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来自梅宇边区的受过教育的孟加拉居民启用的，在此之前，在任何语言中都无史料可循。创造这个术语的，可能是来自现代孟加拉国吉大港区的孟加拉移民的第二、第三代后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阿拉干邦被并入英属印度之前，那里就没有穆斯林社群存在。

当妙乌（末罗汗）王朝(1430)的建立者，弥修摩(Min Saw Mon)王在流亡孟加拉二十四年后，在孟加拉苏丹的军事援助下夺回王座的时候，他的孟加拉扈从获准在妙乌城郊定居，于是他们在那里建造了著名的桑提坎清真寺。这些孟加拉扈从，就是阿拉干最早的穆斯林定居者，而他们当时在那里的社群，看起来数目并不庞大。在十七世纪中期，穆斯林社群开始壮大，因为该国把各种各样的劳动交给了孟加拉奴隶。自十六世纪初开始，葡萄牙人和阿拉干人对孟加（孟加拉）的劫掠就已经是该王国的日常了。研究蒙兀儿王朝的历史学家施哈布丁·塔里什(Shiahabuddin Talish)指出，只有葡萄牙海盗会把他们的俘虏卖出去，阿拉干人则把他们俘获的努力全部投入到农业和其他事业中去(Talish 1907, 422)。而且，看起来，当时宫廷里是有一小群穆斯林士绅的。他们中的一些，以孟加拉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抄写员的身份服务于国王。因为妙乌王朝的国王，尽管是佛教徒，却也采纳了一些伊斯兰的风尚——如沿用刻有关于他们的穆斯林头衔的波斯语铭文的银币，和不时地，身穿孟加拉苏丹风格的穆斯林服饰现身。相应地，宫廷中也就有穆斯林仆从来帮助国王搞这些伊斯兰的常规活动(Charney 1999:146)。在英国吞并阿拉干后担任首任英属缅甸高级外交事务官的阿瑟·法尔(Arthur Phayre，清史稿作“雅实忽里”)曾报告过若开邦的土著种族，和阿拉干时代穆斯林后裔的情况：

居民有，在平原上—1.Ro-khoing-tha（阿拉干人）—2 .Ko-la（印度人）—3. Dom（低种姓的印度教徒）。在山区— 1. Khyoung-tha —2. Kume 或Kwemwe —3. Khyang —4. Doing-nuk, Mroong和其他部落……尽管阿拉干人据有这些孟加拉属地，但看起来，他们也把大量身为奴隶的居民送到了阿拉干，从而壮大了今天该国的Ko-la人口(Phayre 1836: 680-681)

在缅甸统治的四十年里(1784-1824)，因为残酷的压迫，许多阿拉干人逃到了英属孟加拉。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则记录，1799年就有三万五千名阿拉干人逃到英属印度的吉大港区寻求庇护(Asiatic Annual Register 1799:61; Charney 1999:265)。弗兰西斯·布哈南(Francis Buchanan)提供的以下报告生动地描绘了缅甸入侵者在阿拉干的暴行：

普兰说，在征服阿拉干后，才一天，缅甸佬就杀了四万人：只要发现漂亮女人，他们就会杀夫夺妻；见到漂亮姑娘他们就会从其父母那里把她抢走，并因此而夺走这些可怜人的财产，由是在东印度，上了年纪的人普遍都不敢出头。普兰看起来吓坏了，因为孟加拉将被迫把来自阿拉干的难民交给缅甸人。(Buchanan 1992:82)

一大部分阿拉干人口被缅甸征服者赶到了缅甸中部。在英国人占领阿拉干的时候，这个国家几乎是一个人口荒漠。之前高产的加叻丹河与莱谬河河谷沃田里长满了野生植物，这种情况到多年后才有所变化(Charney 1999:279)。因此，英国的政策是鼓励邻近地区的孟加拉居民向阿拉干肥沃的河谷地区迁移以发展农业。随着东印度公司把对孟加拉的行政管理扩展至阿拉干，这两个国家之间也就再无国际边界了，两国之间的迁移也因此而没有任何限制。1828年，英国向阿拉干地区派遣了一名直接对孟加拉专员(commisioner)负责的监管人（后来还把官衔提到了助理专员）以负责阿拉干分区的行政，阿拉干分区后来又分为三个行政区：若开、皎漂和山道威，各由一位助理专员负责(Furnivall 1957:29)。

移民的主要动机是寻找工作机会。在缅占时期，本地劳动力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有所崩溃。阿瑟·法尔报告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阿拉干的工资与孟加拉相比非常之高。因此成百上千的——实际上是数千名——苦力通过陆路和海陆从吉大港区迁移过来，以寻求工作和高工资(Phayre 1836:696)。若开的助理专员副手R.B.司马特(R,B.Smart)就写到过吉大港区来的移民“潮”：

自1879年起，更大规模（比以往大得多得多）的移民就开始发生了，如今，奴隶的后裔居住在皎道和妙乌城的大部分地区。孟都镇已经住满了吉大港移民。布迪当也没有落后多少，该区域的几乎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新来的移民。(Smart 1957:89)

起初，大多数来阿拉干的人只是周期性的农业劳动者，在收获时节后还会回去。R.B.司马特估计，单在作物收成的季节，移民的数量就高达两万五千人。他还补充说，来帮助耕种、来磨坊帮工和运输贸易的人数也差不多。比较中肯的估计是，每年来的移民总数应该是五万人(Smart 1957:99)。

而且，对土地的饥渴也是大多数吉大港人迁徙的主要动机。英国的速发记录告诉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里，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诉讼有所增长。1913年，若开区的地方法官报告说，在布迪当分区，吉大港移民与本地阿拉干人的人口比例大概是二比一，且法庭上七分之六的关于土地的诉讼是由吉大港人发起的(Smart 1957:163)。另一个殖民档案则包含这样一则关于来自吉大港区的孟加拉移民定居点的惊人纪录：“尽管我们在阿拉干，但一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被穆斯林定居者或这些定居者的后代占据的村子，而且他们中有许多是吉大港人”(Walker 1891[I]: 15)。

印度殖民政府认为孟加拉人是顺民，同时也发现阿拉干土著太过于桀骜难驯，后者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起义了两次。英国的政策也偏向阿拉干的孟加拉农业社群定居者。一则殖民档案说：

孟加拉人是节俭的种族，能够轻易缴纳对阿拉干人来说是重负的赋税……他们不像阿拉干人那样嗜赌和嗜抽鸦片，他们的竞争逐渐撵走了阿拉干人（Report of the Settlement Operation in the Akyab District 1887-1888:21）。

在随吉大港和若开之间常规商贸路线开启以来的数十年里，从吉大港流入的劳动力为阿拉干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主要动力。在1830年到1852年间，阿拉干的可耕种土地变成了原来的四点五倍，若开因此也成为世界最大的大米输出城市之一。

的确，在殖民统治的一个世纪里，吉大港移民变成了梅宇边区数量最多的族群。以下对人口普查的评估展示了在若开区居住的各族群/宗教群体人口的增长（据1871,1901和1911年的人口普查）。改区人口共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根据报告，甚至在处在内陆的皎道城，吉大港人口也从1891年的13987人增长到了1911年的19360人，或者说，在二十年里增长了大约百分之七十七。同时，阿拉干人口（把山区部落和从孟加拉回来的难民也计算在内）则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零三。

对1871年、1901年和1911年人口普查报告的评估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些人口普查报告中，所有吉大港人和所有穆斯林都被归类为伊斯兰教徒(Mohamedan)了。从1871年到1911年若开区的伊斯兰教徒人口增长了百分之206.67，显然，只有少数从事农业劳动的临时工在播种季和收成季后回去，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下来，在阿拉干安家(Smart 1957:83)。移民的最高峰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因为英国殖民者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种植国际市场上需求量越来越大的大米。在1921年的人口普查中，许多阿拉干的穆斯林被列为了印度人(Bennison 1931:213)。

社群间的暴力冲突

摩西·耶加尔(Moshe Yegar)指出，在殖民时期，缅甸多次因为针对在该地区畅通无阻的印度定居者（特别是在阿拉干、德林达依和下缅甸地区）的怨恨而爆发反印暴乱(Yegar 1992:29-31)。但那些暴乱——分别于1926年和1938年发生在仰光和其他大城市——对阿拉干的人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直到二战开始前，梅宇边区的那两个不同的宗教群体/族群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殖民时期的开端，英国人建立的官僚行政制度废除了阿拉干农村传统的恩从关系。选出来的农村头人对选出来的村委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约翰·F. 卡迪写到的那样，政府禁止农村头人参与与民族主义运动相关的活动的政策削弱了头人作为农村社群领袖的地位，也削弱了他与佛教寺院的联系，因为大多数佛教僧侣都在积极地参与那些运动(Cady 1958: 172-273)。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给穆斯林农村社群以宗教和文化上的自治。孟都镇的一个kyunok（农村地区头人），钮茂(Maung Nyo)记录了从吉大港区信赖的移民是如何在边区建立他们的农村社群的。他们占据缅甸统治时期阿拉干人废弃的村落，然后建立纯穆斯林的村委会。1924年的农村修订法案赋予村委会的权力，为伊玛目（毛拉）和农村清真寺的寺管会成员当选村委会成员铺平了道路。他们可以代行农村地方法官的职责，而沙里亚在某种程度上，在穆斯林村子中也是有效的(Charter 1938:34-38)。至少，农村的伊斯兰法庭对诸如婚姻、继承和离婚此类的家庭问题是有司法管辖权的。他们的社群内部并没有什么不义感——社群中没有人不信仰伊斯兰——相应地，他们也相信，不内讧，在当时是必要的。

Aya Chan

然而，阿拉干佛教徒和那些来自吉大港的穆斯林之间的族群暴力，在二战期间和1948年缅甸独立后的头十年里，还是给阿拉干带来了大量的流血冲突。梅宇边区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记得他们在1942年和1943年间，也就是从英国人撤出到日本人占领该区域期间那个短暂的无政府时期遭受暴行。在这个权力真空中，酝酿了一个世纪的族群与宗教分歧的张力终于爆发出来了。社群间暴力冲突的一个潜在的原因，是英国人从孟加拉引进的柴名达尔系统(Zamindary System)。根据这个系统，英国政府以九十年为期，给孟加拉地主数千英亩可耕种土地。先前逃避缅甸统治、而后在英国吞并阿拉干后又回来的阿拉干农民也就因此而被剥夺了他们先前通过继承得来的土地。孟加拉柴名达尔（地主）也不想让阿拉干人染指他们的土地。于是，他们从吉大港去引进了成千上万的孟加拉农民，让他们来耕作这些土地(Report of the Settlement Operations in th Akyab District 1887-1888:2, 21)。

大多数孟加拉移民都受到了孟加拉的法拉伊迪运动(Fraidi movement)的影响，该运动宣扬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的意识形态，号召农村社群在水源地附近建立伊赫瓦尼或兄弟会。农民们根据教义，除耕种土地外还应该做好听从他们的地主号召，进行圣战的准备(Rahman 1979:200-204)。单是孟都镇，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就有十五个孟加拉柴名达尔引进了成千上万吉大港佃农而建立了农村穆斯林社群，并兴建了许多附设伊斯兰学校的清真寺。然而，所有这些被孟加拉人占据的村子，在英国的档案中，用的依然是阿拉干的名字(Grantham and Lat 1956: 41-43, 48-51)。为方便吉大港临时劳动力的往来，1914年，若开船只公司在布迪当和孟都之间修了一条铁路。他们的计划是用铁路把吉大港和布迪当连接起来，如此若开船只公司的汽船就可以进而把阿拉干中部和南部的若开和其他城镇也联通起来。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缅甸独立运动期间，梅宇边区的穆斯林与印度穆斯林联盟运动的关系越发紧密了，尽管一些著名的缅甸穆斯林，如M.A.拉希德和U.拉扎克也在领导缅甸独立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1年，英国议会委派西蒙调查团(Simon Commission)来调查缅甸人名关于宪法改革和缅甸要不要与印度帝国分裂这个问题的意见。穆斯林联盟的发言人主张公平分摊政府职务，在所有公共机构中要有百分之十的穆斯林代表，以及，特别地，在阿拉干，要公平对待穆斯林，给他们公平的农业和商业贷款支持(Cady 1958:294)。

教育上，在整个殖民时期，吉大港人是远远落后于阿拉干人的。根据1901年的人口普查，只有百分之四点五的孟加拉穆斯林识字，而阿拉干人的识字率则是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司马特报告说，这是因为吉大港农民不重视教育。特别是布迪当和孟都，司马特说这是最落后的两个城镇，因为此区域的大部分穆斯林人口（大多是农民）对教育不感兴趣。1894年，整个阿拉干地区只有九所乌尔都语学校和三百七十五名学生。英国省政府为此任命了一个副督察来专门负责穆斯林学校的建设和管理，1902年，穆斯林学校的数目增长到了七十二所，学生也增至1474名(Smart 1957:207-209)。结果，更多的阿拉干人和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被卷入了殖民政府的附设服务。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在教育和政治上有所意识的年轻一代新人，取代了比他们年长，在教育和政治方面毫无作为的那代人。二战开始前，在伊斯兰学者的指导下，阿拉干穆斯林成立了一个政党，即Jami-a-tul Ulema-e Islam（伊斯兰乌里玛会）。伊斯兰成为该党的意识形态基础(Khin Gyi Pyaw 1960:99)。

关于阿拉干族群暴力的开始，摩西·耶格尔是这样写的：当1942年英政府撤回印度的时候，阿拉干暴徒开始袭击阿拉干南部的穆斯林村落，于是穆斯林逃到了北方，并在布迪当和孟都镇展开了对阿拉干人的报复(Yegar 1972:67)。然而，一则阿拉干本地的记录则是这样说的：

当日本占领军推翻英政府后，若开邦弥蓬镇Rak-chaung村的头人和他的两个弟弟被kula（穆斯林）村民杀死了。虽然头人是阿拉干人，但一些村民是kulas。两个阿拉干青年，Thein Gyaw Aung和Kyaw Ya组织了一群人对kula村子展开袭击，并杀死了一些居民(Rakhine State People’s Council 1986:36)。

阿拉干南部的数百名穆斯林居民逃到了北方，这是肯定的；而在英国撤出勃固区和阿拉干南部后，经阿拉干若开山脉逃难的印度难民在巴东族为主的洞鸽(Padaung-Taungup)被抢的案例也是有的。但杀戮、抢劫和强奸的消息，在传到缅印边界的时候，被夸大了(Ba Maw 1968:78)。英国人把这些地区全部留给了缅甸和阿拉干土匪。不过，印度学者N.R.查克拉瓦蒂(N.R.Chakravati)曾简要地记述过印度难民经阿拉干若开山脉逃出伊洛瓦底江河谷的战区的经过。

原来生活在缅甸的印度人（约九十万人），大多试图步行去印度……当时死了十万人……实际上，除那些身体不适合长途跋涉或者说完全没有人帮助的人外，几乎所有印度人都开始从一个地方逃向另一个地方以寻求安全和保护，直到他们最终抵达印度。(Chakravarti 1971:170)

查克拉瓦蒂估计的人数包括从整个缅甸地区（包括阿拉干地区）逃出的全部印度难民。根据耶加尔的说法，当时吉大港难民的数量接近两万二(Yegar 1972:98)。然而， ANC（Arakan National Congress，阿拉干国民大会，1939年成立，后来成为反法西斯组织[AFO]的阿拉干支部）的领导人在日军和缅甸独立军(BIA)到来之前就组成了实际上的政府。ANC宣布任何抢劫或屠杀难民的个人或组织，都要接受正义的审判，和严厉的惩罚(New Burma Daily 1942: May 28)。1942年3月23日，日本空军袭击了若开，30日，英国人把他们的行动总部迁到了印度。1942年4月13日，若开区开始戒严，而随着种族间紧张状态的升级，若开区最终陷入公众骚乱(Owen 1946:26)。

就西部边区阿拉干佛教徒遭受的所有血腥的族群间暴力而言，我坚定地认为，责怪英国殖民政府是合理的——正是它，把梅宇边区的吉大港人当作志愿军给武装起来了。这支也被称作英军的志愿军，是在1942年，在日本的行动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展开反日游击战，收集敌人活动信息，并充当翻译。但英军联络官，安东尼·欧文(Anthony Irwin)记录说，当地志愿军与阿拉干日军的战斗，遭到了英国指挥官的怀疑(Irwin 1946:7-8, 16)。

志愿军不去打日本人，却把佛教的寺庙和佛塔给破坏了，还烧毁了阿拉干人村子的房屋。他们先是杀死了英国政府留在若开区负责维持边区法律与秩序的助理专员佐金(U Kyaw Khine)；然后屠杀了成千上万名阿拉干族城镇居民。流亡中的英帝国缅甸总督秘书1943年2月4日的一则记录是这样写的：

我听说了关于拉迪当(Ratheedaung)地区阿拉干人的村子遭受的残忍和苦难的恐怖故事。梅宇西岸的大部分村子都被吉大港志愿军烧毁了……敌人根本没有来过这些村子。它们不行挡住了我们前进的巡逻队的道路。据说，成百上千的村民躲进了山里……照这样下去，阿拉干人将被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如果不及时把他们争取过来，那他们就没有获救的希望了。(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dia Office Records R/8/9GS. 4243)。

在日本占领若开（实兑）后，三十志士的成员、缅甸独立军一支纵队的指挥官博扬昂(Bo Yan Aung)在若开区建立了行政机构，并试图结束边区的暴力。博扬昂和阿拉干人领袖及穆斯林领袖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派两名副官博扬瑙(Bo Yan Naung)和博缪钮(Bo Myo Nyunt)去孟都和激进的穆斯林领袖谈判。他们试图说服穆斯林加入反帝民族主义运动。两人都死在了孟都，而博扬昂也被缅甸独立军总部召回了仰光(Rakhine State People’s Council 1986: 40-42)。

对大多数吉大港人来说，这是一个宗教问题，出路必然是创建一个伊斯兰之家，或至少要与他们在西边的兄弟会统一。消灭阿拉干人，或迫使他们迁移到阿拉干佛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南方，也是他们的目标。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助长了吉大港人与异质的阿拉干社群的强烈的疏离感。安东尼·欧文把日本占领那三年里的这整个区域称作“无人地带”。欧文是这样解释族群间的暴力是如何把阿拉干邦分裂成阿拉干人和吉大港人的：

在我们占领该区域的时候，它几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穆斯林国家……我们的“侦察兵”和特供也大多是从穆斯林中招募的。战前阿拉干全境是由穆斯林和Maugh（阿拉干人）共占的。然后，1941年，这两帮人开始斗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大概是阿拉干人占领了这个国家的南半部分，而穆斯林则占了北半部分。战争进行的时候血腥的要命……我现在的枪童是个穆斯林，他过去就在布迪当生活，他声称他杀死过两百个阿拉干人。(Irwin, 1946:21)

用历史学家克莱夫·J.克里斯蒂(Clive J. Christie)的话来说，“英国控制区域的，特别是孟都镇附近的种族清洗”是在日军抵达纳夫河东岸时才发生的(Christie 1996:165)。1944年，英军开始在阿拉干北部对日军进行反攻。阿拉干人的反法西斯军队就负责维持日军撤出区域的法律和秩序。当然，有一些著名的阿拉干游击队领袖在战争期间与日军有过合作。英军65营占领了若开，并于1944年12月12日拿下了若开的首府。一占领若开，英军就开始逮捕阿拉干游击队领袖。若开反法西斯组织的一名领袖，尼(U Ni)，被控一百五十二项罪名，并被判处四十二年徒刑。另一名领袖，英加(U Inga)则被判五次绞刑和四十二年监禁。结果，许多游击队战士逃进了深山老林(Myanmaralin Daily 25 September 1945)。与阿拉干人的情况相反，安东尼·欧文赞美了吉大港游击队：

在与敌人持续战斗，抵抗敌人占领的这三年里，给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这些少数民族，而在政府的匆忙更迭中，最容易被忘记的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是为我们而斗争的，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看到这点。(Irwin 1946:86)

在战争之后的头几年里，梅宇边区的阿拉干人和孟加拉穆斯林是互不信任的。在英国工党政府许诺要让缅甸独立后，一些穆斯林开始被这样一个心魔给缠住了，这个心魔就是，他们未来可能要在否信者的统治之下，在一个也有邪恶的阿拉干人的地方生活。1946年伊斯兰乌里玛会派代表到卡拉奇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讨论把布迪当、孟都和拉迪当三地并入巴基斯坦的可能性，但英国忽视了他们提出的，把边区判给巴基斯坦的提议。这一努力的失败，最终导致了武装起义，一些穆斯林宣布对新的共和国发动圣战。叛军自称“圣战士”。一支两千七百人的游击队由此而组织起来(Khin Gyi Pyaw 1960:99, The Nation Daily 1953: April 16)。

事实上阿拉干人自己也在准备叛乱。在两个著名的、在政治上活跃的佛教僧侣，品雅提哈(U Pinnyathiha)和甚达(U Seinda)的领导下，一支四五百人的游击队成立了，他们帮助日军占领阿拉干北部。品雅提哈甚至宣布，日本政府已经同意他成立独立的缅甸独立军阿拉干分部。他的军队就是后来的阿拉干防卫军(Arakan Defense Force)，领导后者的则是品雅提哈的门徒，古拉昂(Kra Hla Aung)。后来，这两个僧人也成为反法西斯组织阿拉干分部的领导人，把枪口转向了日本人。在1944年中期，英国人给他们支援了一些武器，好让他们和日本人战斗。当时的民政事务副主任，理查德·戈登·普雷斯科特旅长(Brigadier Richard Gordon Prescott)向总督报告说：

武装品雅提哈和克拉昂领导下的AFO成员的结果，是AFO开始致力于（在阿拉干）建立一个与英政府平行的政府，并在事实上重复他们在日本入侵阿拉干时的那一套做法。(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dia Office Record M/2500)

与此同时，AFO也在缅甸独立运动的大英雄，昂山(U Aung San)的领导下更名为AFPFL（反法西斯与人民自由联盟）。当AFPFL接受缅甸总督的提议，加入执行委员会的时候，品雅提哈依然是AFPFL在阿拉干的领导人，而甚达则在积极筹备一场叛乱。甚达的组织起到了地方政府的作用，控制了皎漂区弥蓬镇和若开区垊比亚镇的多个村庄。实际情况其实是，甚达被德钦梭(Thakhin Soe)的那一派缅共说服，选择了暴力独立的道路(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dia Office Records M/4/2500)。

在昂山-艾德礼协定签署的时候，甚达公开指责昂山。1947年4月1日，全阿拉干会议召开，来自阿拉干各方的约一万人参加了会议。与会的一些人当面指责昂山是机会主义者，并喊起来叛乱的口号(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dia Office Recvords M/4/PRO: WO 203/5262)。甚达在他身后的共产党的支持下开始叛乱。实际上，德钦梭的红旗共产党利用了甚达与AFPFL之间的误会。这整件事情事实上是AFPFL内部的一场意识形态斗争，AFPFL也是当时缅甸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过领导他的，刚好是充满个人魅力的昂山罢了。另一方面，一些阿拉干知识分子在律师拉吞布(Hla Tun Pru)的领导下，在仰光召开会议，要求为阿拉干人建立“阿拉干斯坦(Arakanistan)”(British Library, London, India Office Records, M/4/2503)。阿拉干人的这些运动可能吓到了梅宇边区的穆斯林。在独立前夕，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都感到一种压倒性的，基于伊斯兰——伊斯兰既是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的社群与缅甸和阿拉干佛教徒之间的文化与族群差异——的集体认同感。同时，阿拉干人也越来越关注他们的种族安全和族群的存亡，在他们看来，边区越来越多的在当地占主要多数的穆斯林对他们构成了威胁。

在缅甸于1948年1月4日欢庆独立后不久，梅宇边区农村地区的族群间冲突就又死灰复燃了。许多在这些冲突中起到领导作用的穆斯林教职人员（毛拉）打着圣战的幌子，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对抢劫、纵火和强奸大开绿灯。摩西·耶加尔说，圣战士叛乱的一大原因，是当局不允许在日本占领时期出逃的穆斯林重返他们的村子(Yegar 1972:98)。事实上，在战争开始前，布迪当和孟都镇就已经有两百多个阿拉干人的村子了。在战争后的几年里，只有六十个村子欢迎阿拉干人定居。而在独立后的头几年里，这六十个村子中就有四十四个被圣战士突袭过。成千上万名阿拉干村民到城镇寻求庇护，而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村子，也被吉大港的孟加拉人给占领了(Rakhine State People’s Council 1986: 58-60)。

圣战士起义始于缅甸宣布独立的两年后。1946年3月，穆斯林解放组织(MLO)在贾法尔·卡瓦勒(Jaffar Kawal)的领导下成立，这个卡瓦勒是吉大港区的本地人。1048年5月该组织在孟都北部的加拉宾村(Garabyin)开了一次会，并更名为“圣战士党”。一些来自附近村庄的吉大港孟加拉人把他们在战争期间收集的武器带到了法吉尔巴扎村和沙赫比巴扎村(Department of Defense Service Archives, Rangoon, DR 491[56])。贾法尔·卡瓦勒成为总指挥，他的副官是阿卜杜勒·侯赛因，前若开区警队的一名下士(Department of Defense Service Archives, Ragoon, DR 1016)。1948年6月9日圣战党通过孟都镇分区官员给缅甸联合政府送了一封用乌尔都语写的信。他们的要求如下(Department of Defense Service Archives, Ragoon, DR 1016/10/11)：

(1) 必须承认从加拉丹河西岸到纳夫河东岸之间的区域为缅甸穆斯林的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
(2) 必须给阿拉干的穆斯林缅甸国籍。
(3) 必须承认圣战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合法地位。
(4) 必须承认乌尔都语是阿拉干穆斯林的民族语言，在穆斯林区域学校里必须教乌尔都语。
(5) 国家必须帮皎道和妙乌来的难民重返他们的村子。
(6) 必须无条件释放当局根据紧急安全法羁押的穆斯林。
(7) 必须对圣战士党成员进行大赦。

圣战党人自称“阿拉干穆斯林”并认为“乌尔都语”是他们的民族语言，这表明，在印度分裂为两个独立国家之前，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就有某种集体认同感了。在这些要求被无视的时候，圣战士们摧毁了孟都镇北部的阿拉干村庄。1948年7月19日，他们袭击了孟都镇的Ngapruchaung和附近的村子，并绑架了一些村民和佛教僧人，向政府要求赎金(Department of Defense Service Archives, Ragoon, DR 1016/10/11)。1951年6月15、16日，全阿拉干穆斯林大会在Alethangyaw村举行，并刊发了《阿拉干穆斯林宪法要求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Constitutional Demands of the Arakani Muslims”)。宪章呼吁“要在阿拉干的两大种族，穆斯林和Maghs（阿拉干人）之间实现权力的平衡。”宪章要求如下：

应该立即在阿拉干北部成立一个和掸邦、克伦尼邦、钦族山区和克钦区一样有自己的受联邦总司令指挥的民兵组织、警察和保安队伍，作为平等的成员，共同隶属缅甸联邦的自由穆斯林邦。(Department of Defense Service Archives, Ragoon, DR 1016/10/11)

再一次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宪章中，这些人还是以阿拉干的穆斯林自称。而“罗兴亚人”这个说法，则是布迪当的一位议员，阿卜杜勒·加法尔(Abdul Gaffar)，在他于1951年8月20日发表在《卫报》(Guardian Daily)上的《苏台德穆斯林》(“The Sudeten Muslims”)中第一次使用的。

然而，独立的缅甸的新民主政权，通过争取，也使一些穆斯林领导人继续忠于国家。在几次自由、公正的选举后，四名穆斯林当选为布迪当和孟都镇立法机关成员。同时，圣战士的暴动，使边区陷入了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动乱。在昂山遇刺后继承这位独立英雄衣钵的努总理，在1960年选举时许诺允许阿拉干人和孟族人建邦。当他在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上任的时候，阿拉干邦和孟邦的筹建计划也随之而启动。自然，议会里来自布迪当和孟都镇的穆斯林成员谴责这一计划并要求也建立一个罗兴亚邦。

1962年，奈温将军通过政变上台，自此几乎所有的罗兴亚运动都转入了地下。奈温建设缅甸式的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是把私有企业收归国有（1964年）。此计划的目标，显然是要把印度人和华人企业家的私人资产，以公共合作的形式，转移到国家手中。于是，大多数在缅甸大城市生活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生意人都离开了缅甸。在国有化零售业的决策出台两年后，大约有十万名印度人、一万两千名巴基斯坦人离开缅甸，回到自己的国家。作为这些政策的结果的印度人向印度的回流始于1964年(Donison 1970:199-200)。但来自阿拉干北部的穆斯林农民——他们大多持有国籍登记处在战后十年里发给他们的国籍登记卡——并不关心这件事情，他们继续留在边区，直到1987年政府强制执行1982年的《国籍法》、

1973年，奈温的革命委员会为重新起草宪法而征求公众意见。来自梅宇边区的穆斯林向宪法委员会提交了要求创建独立穆斯林邦，或至少为他们成立一个分区的提议(Kyaw Zan Tha 1995:6)。他们的提议再度被否。当选举在1974年宪法规定下举行的时候，来自梅宇边区的孟加拉穆斯林被剥夺了在“Pyithu Hlut-taw”（人民议会）中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在孟加拉独立战争后，一些武器和弹药流入梅宇边区年轻的穆斯林领导人手中。1972年7月15日，一个由罗兴亚人各方人士组成的大会在孟加拉边界成立，并要求“罗兴亚人的民族解放”(Mya Win 1992:3)。

缅甸后来的军政府也坚持同样的，否定大多数孟加拉人，特别是边区孟加拉人公民身份的政策。他们顽固地抓住1982年的《国籍法》不放，而该法只给在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年爆发）之前生活在缅甸的族群国籍。根据这部法律，那些穆斯林，在他们传承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土地上，却被当作外人来对待。根据1983年的人口普查报告，阿拉干地区的穆斯林占该地区总人口的百分之24,3，而且他们都被归类为孟加拉人；阿拉干佛教徒则占阿拉干（若开）邦人口的百分之67.8(Immigration and Manpoer Department 1987:I-14)。

在最终夭折的1988年民主起义中，这些穆斯林又再次举起罗兴亚的旗帜活跃起来。后来，在军政府允许他们注册政党的时候，他们要求以“罗兴亚”为自己政党的名称。这一要求又被拒绝了，一些人改变战略，成立了国家人权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for Human Rights, NDPHR)，并在1990年的选举中赢得四个选区，同时阿拉干民主联盟[ALD]的十一位候选人当选进入立法机关。然而，1991年，选举委员会又废除了ALD和NDPHR。这些政党的一些成员由此而转入地下或开始流亡。

最近，一些群体的主要运动目标，是在缅甸联邦中赢得对他们族群实体的承认，并争取与其他族群平等的地位。但一些人也已经萌生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激进观念。以下是当前在缅孟边界活跃的罗兴亚组织(Mya Win)：

1. RSO（罗兴亚团结组织，Rohinya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2. ARIF（阿拉干罗兴亚伊斯兰针线，Arakan Rohingya Islamic Front）
3. RPF（罗兴亚爱国者针线，Rohingya Patriotic Front）
4. RLO（罗兴亚解放组织, Rohingya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5. IMA（Itihadul Mozahadin of Arakan）

结论

在缅甸取得独立后，该区域（指罗兴亚人所在区域）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由于集中，且特征（包括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伊斯兰信仰）明显，而在共和国西部边缘形成了一个族群和宗教的少数群体。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他们的族群特征实际上已经和伊斯兰分不开了。一开始，他们采取的是民族统一主义的政策，以“胜利属于巴基斯坦”的口号，希望并入东巴基斯坦。在没有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一政策逐渐消失了。后来，他们开始号召建立一个自治区。巴基斯坦对阿拉干穆斯林的态度不同于伊斯兰堡对克什米尔人的政策。在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大部分阿拉干穆斯林是支持西巴基斯坦的。在孟加拉独立后，达卡采取了与那些吉大港人断绝关系的政策。结果，他们不得不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罗兴亚人认同”。他们的领导人也开始抱怨，说“吉大港孟加拉人”这个术语是武断地应用于他们的。但这个族群的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村地区不识字的农民——依然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孟加拉穆斯林。

尽管罗兴亚人在缅甸独立以来的五十多年里一直在争取，但他们的政治与文化权利至今也没有得到承认和保障。而相反，对生活在自己家乡、占人口多数的阿拉干人来说，要求承认罗兴亚人的权利，看起来就是在直接挑战他们的自治权，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要求不过是关于生存的神话。因为双方之间不信任和恐惧的政治气氛和军政府的政策，要让这两个群体和平共存，迄今为止看起来还是不可想象的。来自阿拉干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对罗兴亚人的事业也嗤之于鼻。因此，罗兴亚人的事业在他们自己的社群外几乎没有人支持，而他们关于先前与缅甸的历史联系的主张也毫无根据。

附录一

1972年英属缅甸的人口普查报告（若开镇）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1875, 42)

附录二

1881年英属缅甸人口普查，人口出生地分布情况（阿拉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