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自述：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

1918年3月,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攻读文科。上图为当时的留影。

茅盾（1896年—1981年），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辛亥年暑假后，我由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在湖州)换到了省立第二中学(在嘉兴)，进的是三年级。二中的算学程度比三中高得多，教师又颇顶真，我不得不”迎头赶上去”。最初的一个多月，我几乎是“全身心浸在算学里”了，——一面要自己补习没学过的(那是因为换学校而得来的一段脱笋的空白)，一面又要接收新教的，我简直除了算学外不知有何物，或者说，不知“人间何世”罢?

二中和三中虽然同是“省立”，而且一在湖州，一在嘉兴，学校所在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说完全一样，可是校内的空气颇有不同之处。算学的特别注重与特别不注重，是一端；其次是三中的教职员中只有一位新来的舍监是没有辫子的，学生全有辫子，但二中却颇多“和尚头”。校长是个假辫子，据说因为是校长，常常要见官府，只好“假”将起来。但在学校中，也常常不装假辫子。英文教员之一“到过西洋”，自然没有辫子。体育教员大概只到过南京或上海，可是也没有辫子。两位算学教员，也没有辫子。国文教员中有三位(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据老同学说，也都是校长的“同志”。但据我那时的实地观察，有一位常常光头上课；另一位虽然可不戴瓜皮小帽而垂辫，然“形踪可疑”；第三位如何，我记不清了。

有这么多光头教员，自然会教出光头学生来。在我进校的第一学期，达省立二中发生过“剪辫运动”。结果是我进去的那一级里，剪的最多。这些光头主义者有几位过了一个暑假从家里出来，便也变成校长的“同志”。原因不一，有的是家庭不答应，有的是因为出校去太惹人注意。然而彻底的光头主义者，在全校中也还有十多位，而我这一级里的占半数。记得三中里也有一位同学没有辫子，但他是大病一场不得不“牺牲”，身藏医院证书为凭。 　

二中的又一空气是教员常到学生自修室来闲谈。这不足为奇，假使从“封建关系”上来看，教员大多是嘉兴府属的人，教员和大多数学生中问转弯抹角都可以攀上点儿世谊、戚谊、或者乡谊。我所在的那个自修室里，大概有二十位同学，在三“谊”关系上和两位算学教员最接近。于是这两位老师便常来闲谈了。我沾了这一份“光”，真是“常若芒刺在背”。读者大概也想象得到，一位教师到你的自修室来闲谈，谈着谈着忽然象朋友似的问你道：“几何(或是代数)不好弄罢7不要怕，，不难，算学是顶容易学的，不过中间脱了一节，或是前面的没有弄熟，那就是神仙也学不会。”接着他就叮嘱同班的“算学大家”随时教你。这时候，你会觉得比在课堂上叫你出来“面试”—还难以应付，你会觉得倘不把算学弄好(仅能pass还不够)，就好象太不帮老师的忙似的，我之所以不得不“迎头赶上去”，实在也就是为此。 　　

在辛亥年，“光头”是革命党的标帜。二中的校长和教员既然全是光头，不用说总有点“那个”的。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那时候，陶焕卿早已就义。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极少几个年纪大的学生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上去“听讲佛经”。然而这极少几个年纪大的学生也不知曾有陶姨卿其人，查到“武昌起义”以后，方从体操教员的快嘴里听得一二次这人名，并且还知道有一次数员们到范府“听讲经”其实是给陶焕卿“念经”。

因为这些“光头教员”除了“光头”以外只是“教员”，—他们是真人绝对不解相的(体操教员稍稍例外，下文再说)。算学教员只教算学，搁开不算，就是光头的或假辫子的国文教员也从不露半丝半毫的种族思想或民权思想的味儿。我记得读的全是古书，朱希祖教的是《周官·考工记》。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现在想来，这或者在他有深意。

讲到那位体操教员(记不起他的姓名来了)，在我的意见，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是全校中仅有的两位客籍教员之一，大概是台州人，方脸大头，一对凹眼睛，那是嘉湖一带不多的。他是快嘴。就是那位出名“戆直”的几何教员(这是一位有辫子国文教员称呼他的，原文是嘉属的土语，今既不拉丁化，姑且详意)，也说体操教员“乱来”。不过他曾怎样“乱来”，我完全记不清了。他也常到我们那自修室，用生硬的台州音说话，不大听得清，似乎态度有点纠纠然。

体操救员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因为没有辫子，且剃的地道的和尚头，所以远远看去，也是商低分明，喜欢说笑话的代数教员常常当面谈着体操教员这“界相”，呼之为“反骨”。体操教员听了，常常会忍不住露出自负的神色来。有的，他正色答道：“当心，也要、你们、没有反骨的脑袋。”

嘉兴是沿铁路线的，离上海不过三小时(照那时说)的路程，所以“武汉起义”的消息到得颇快。第一个“富布”这消息的是偶然到校外去买东酉回来的一位四年级闻学。他在东门火车站上得了一份上海报，于是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这消息在同学中间传布了开来，可是也不过是“传布”罢了，“人心”并无“不安”。

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自修室来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汉起事”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定时却指着自修室里几位未剪辫的学生(我也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

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以后几何教员（他是计仰先)的“闲谈”。他一跑进自修室，就朝装假辩子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然而那时他自己却佣外地装得有一根假辫子。于是在同学问，他回答的局面下，他说了许多话。也许是因为无关于辫子，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只记得他说话时颇气促，而且脸都涨红了。

这天下午功课完毕，就有好几位同学请假出校，到东门去买上海报。这大都是等候上海车来，上车去向车中旅客转买的。晚上自修室里最多的议论是剪辫子。但是第二天忽然全校的“光头”都装上了饯辫子。据说是一位光头的通学生早上来校在街上大受“愚民”注意，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光头”都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没有新发展。也照常上课。不过几何教员请了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旧有学生到东门去买上海报，不过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那位体操教员跑了进来，一看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了一会，就叫我和饱同到东门走走。我是新生，而且年纪最小(十五岁)，素来和教员没有交际，一时竟回答不来，可是被催促着，就跟了他去。

我那时还不认识嘉兴城里的路，也没上东门去买过报，什么都外行，而那位体操教员似乎也不在行，也没有算好上海车到的钟点，到了车站时，车刚刚过去，上海报自然买不到。他又一次扫兴，便要在车站附近小酒店里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一句是：“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罢?”他说时是那么正经，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点“滑稽”。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渐渐紧张起来，不为别的，却为了领不到款，有断炊之虑。提前放假的呼声也高起来了，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的传说，光复上海的“志士”中有我们那位几何教员。

那时我家乡的官是一个旗民，因而绅商们觉得不免要流点血。幸而那个武官“深明大义”，加之商会里也筹得出钱，于是平安无事就挂了白旗。那位旗人官呢，“护送”出境了事。

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辫子的“仪式”。有人主张先剪一半；有人主张四边剪去，只留中间一把，依旧打辫子，盘起来，藏在帽子里；更有人主张等过了年看个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爽快快变成和尚头的。

学校里却来信说开学了。我于是再上学，没有辫子。好几位老光头教员都不来了，“另有高就”，只是那位生有“反骨”的体操教员仍在。有人说他曾去打杭州，不过半途而废。他还是常到我们的自修室来闲谈，似乎常常带点牢骚。

新来了一位舍监，因为旧校长当过军政分府，此时事忙，只能挂名，所以这位新台监是大权在握的。他的新政是巡视自修室，自修时间禁止学生往来或谈笑。这在革命以后我们自然认为太专制，于是报之以捣乱。他的回手是记过。终于，在大考完了那天，我们自修室里几位同学在外喝醉了酒，回校来质问他记过的理由，还动了手，打碎了布告牌。打过后大家回家去了。不久就得了学校的通知：除名。我是一同去喝酒的一人，不曾出手打，然而在大考以前我确曾把一只苑老鼠送给那位舍监，并且还在红封套上面题了几句《庄子》。因此，我也永别了省立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