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密档：国民革命军任职、任官、晋职、抚恤、特恤相关说明

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统一军队职务和军衔，分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

职务军阶由部队的编制决定，由部队番号、军衔、职务组成。例如：第一师中将师长。军衔是中将，职务是师长，是对等的。职务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授任，发《任职令（状）》，职务撤销，军衔也随着撤销。

铨叙军衔，又称官位、阶级、军阶。相当于一定的级别，由出身（学历）、年资（任职年限，也叫停年）勋绩（业绩）决定，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后为蒋中正）授任，发《任官令（状）》，是终身的待遇，不犯罪，不被捋夺。就像现在的公务员，不任职了，级别不变。除非犯错误、犯罪才降职或降级，直至开除公职、取消级别待遇。

但是，由于是战争年代，一仗打下来，团以下军官所剩无几，合适的人选奇缺，不是学历不够，就是年资不够，或者勋绩不够，只好破格提拔。因此职务高，级别低成为普遍现象。比如出现了上校旅长、中校团长，上尉营长等等。

所以，从1925年到1935年出现了一批年轻的高职低级军官。1935年第一次授衔（任官）普遍都是官位低于职位，就出现了：某旅少将旅长，授任陆军步兵上校的情况，升职快升级慢。但是，中央军这批人的官位到 1937年差不多都得到了晋升，职级基本拉齐对等。

一到抗战又不行了，大批的军官伤亡，新提拔上来的军官只能提职不提级，铨叙（军衔授任审批）停顿，甚至出现了中将师长的实际军衔（官位）只是中校。比如孙立人，他其实是以步兵上校阶级出任新编第一军中将军长的缺。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他才晋升陆军少将。这样的情况很多举不胜举，而且许多人只有职务军衔，从来没有铨叙军衔（官位）。

晋（升）职、晋级（职务军衔）在抗战期间没有停顿，但是，晋官（铨叙军衔）却停顿。抗战期间，前线军官基本上没有晋官，因为职务变化太快，可能今天任命，明天就牺牲了，根本没有时间向中央申报。只有少数在后方机关的军官得到了晋官，占了大便宜。

抗战胜利后部队整编，重启铨叙程序，大批军官被裁撤，成了无职军官（大部分未经铨叙），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审查），出现了“六百将官哭陵”事件，经过受训，年龄大的退、除役，年轻的安排职位或转业。大批年轻军官被提拔，出现了职高位低和位高职低的现象，比如：少将军长，少将团长。如：某些中将军长，官位只是中校或上校，直到1948年秋才陆续大批晋升为陆军少将、中将。

追赠、追晋、追加，只对病故、阵亡的将士而言，追赠相当于死后赠送一个荣誉称号；追晋是对于生前已经具备晋升条件，因为某种原因耽误了，死后给补上一个荣誉称号；追加是生前已经具备加上将衔的中将，死后给加上一个荣誉称号，都是虚名，不占编制，但是，必须是名将或牺牲的特别壮烈者，要有相当的影响力，一般是部队的主官。由《国民政府公报》以《国民政府主席令》的形式发布。

陆军第66军160师参谋长司徒非家属的抚恤证

抚恤：是有严格规定的，涉及待遇标准，凡是牺牲的将士，普遍高一职级抚恤，即：中校按上校抚恤，上校按少将抚恤，发放相应的抚恤金。只按职级，不按官位（铨叙军衔），也就是按职务军衔抚恤。病故或因过失处决的按原职级抚恤。由《国民政府公报》以《国民政府主席指令》的形式发布。许多自称为：上校追赠少将，而没有追赠日期的，都是子虚乌有，《国民政府公报》根本查无此令。只可能是：某上校团长（参谋长）按陆军少将抚恤而已。

特恤：是国民政府对特别英勇壮烈的牺牲将士的一种特殊奖赏，是与一般抚恤不同的，不可同日而语，也不按一般抚恤标准，不在抚恤标准只列，是非常实惠的，也是比较高额的，也分等级。

抚恤、特恤都是对烈士的奖赏，必须由部队主官向中央申报，比如：王铭章、赵渭宾、邹绍孟、王麟，就是邓锡侯、孙震、李宗仁亲自致电蒋介石申报的，主官不申报，不争取，中央是不会具体考虑到个人的。而且都是经过媒体报道，影响全国的著名人物。一般不重复，也有特例，很少。比如王铭章、饶国华等，即有特恤、也有追赠，只是个案，属于特别有影响的高级主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回对阵亡与病故将领追授、授衔，有追赠、追晋、追加三种情况。追赠大致适用于资历不够或非本阵营而受到尊重的阵亡病故将领，如国民党军的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人，军衔本没有那么高，阵亡后追赠陆军上将，以示褒奖；非国民党阵营的、王金铭、施从云等追赠陆军上将，曹锟、吴佩孚等追赠陆军一级上将，以示尊重。

追晋一般是阵亡后晋升军衔的一种情况，如姚子青生前是步兵少校营长，阵亡后追晋为步兵中校。

追赠、追晋只是对官位，不会对职位（职务军衔），不会追赠、追晋某某：上校团长，少将团长，少将参谋长等等。追赠、追晋一名少尉都要由《国民政府公报》以《国民政府主席令》的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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