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大调查·云南篇 | 杨毓骧：“有些经历是生命中永远难忘的”

▲1950年10月10日，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到云南省丽江地区访问，当地政府在黄山岗草坪举行欢迎会。图为参加欢迎会的少数民族群众。

1950年8月，中央西南访问团来到了云南圭山和西山。圭山附近的彝族、苗族、回族、汉族等近4万多群众，挑着口粮、背着炊具、携儿带女，风雨兼程地赶来迎接。

　　当时刚从云南大学肄业不久的杨毓骧，参加了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队，在圭山地区做群众工作。由于同当地群众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基础，他被分配担任这次访问的接待、后勤及保卫等工作，亲眼见证了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感人场面。虽然在圭山的集中访问只有短短七八天的时间，但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却是非同寻常。

▲1950年9月，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省路南县圭山区访问期间，分成小组深入到乡村去慰问群众。图为蓑衣山寨的少数民族群众前来迎接访问团的到来。

集中访问成效显著，为大规模民族调查打下基础

　　杨毓骧介绍说，圭山是云南地下党最早建立的根据地之一，群众基础很好。在战争年代，这里的斗争非常激烈，牺牲了不少边纵队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少数民族。当地世世代代受压迫的人民，看到毛泽东主席为他们题写了标语，还派人来慰问他们，个个都十分激动，见到访问团团员仿佛见到亲人一样。

　　访问团针对当地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还在圭山、西山的几个村寨，针对当时的政治结构、保甲制度、经济、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调查，并将民族识别列为访问过程中的一项内容。

▲1950年9月，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省路南县圭山区访问期间，分成小组深入到乡村去慰问群众。图为访问团团员来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家中慰问。

　　访问团向圭山、西山各族人民赠送礼物，为群众布置展览；访问团的文艺组则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演出宣传，采集了当地二三百首民歌、曲调；医疗组免费治疗了近千名病人，并对当地的卫生、健康状况作了专题调查。

　　离开圭山后，访问团又先后到达丽江、中甸、思茅等地开展工作，同时进行调查研究。1954年，全国人大民委和中央民委派出民族识别组前往云南进行考察，基本摸清了云南各民族的族群族称。

　　1956年6月，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开始了，中央成立了8个少数民族调查组，其中一支由费孝通担任组长开展调查，而云南省也成立了民族研究所配合工作。此时，杨毓骧调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开始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

云南是民族调查的重点省份

　　“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云南省就有260多种。”回忆起新中国民族识别任务的艰巨，杨毓骧深有体会。除了民族识别本身任务比较繁重外，当时的调查环境也十分艰苦。

　　杨毓骧回忆说，云南的调查组先分为3组进行田野调查。阿佤组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阿佤山的佤族地区，调查组人员一直深入到中缅边境。当时西盟的许多佤族部落还有猎人头的旧俗，盘踞在西盟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时地发动反攻，阿佤组调查人员的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怒江分组则要面临山高路险的重重困难，所以主要安排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大学生前往。

▲1950年11月11日至15日，云南省中（中甸）、德（德钦）、维（维西）各民族各界联谊会在中甸县举行，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应邀出席。 图为王连芳副团长（后左二）等与出席会议的藏族头人合影。

　　杨毓骧所在的景颇分组条件要好一些，调查组配有武装队，他自己也随身带着枪支。在谭碧波、宋蜀华等人的带领下，调查组对景颇族4个支系的经济、文化艺术、民族习惯、阶级结构等情况作了细致的调查，同时拍摄了反映景颇族、苦聪人的居住环境、生存状况等珍贵照片。

　　杨毓骧说：“资料由各个组的组长负责整理，再把调查报告上报，又通过各个州的州委书记审核。可以说，这些资料的内容是非常精确的。”

　　1958年3月，又一轮民族大调查开始了。杨毓骧说：“云南省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差别很大，有的民族处于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有些已经进入了农奴制、奴隶制，还有的甚至具有资本主义的初期萌芽。这种现象很奇特，于是国家把云南省作为民族调查的重点省份。”

　　1958年八九月间，保山已经通了客车，调查组一路坐车来到芒市。当时的德宏地区还没有高楼，政府办公地仅是二层小楼，文化站、卫生室也已经建立起来。村寨都建在山区，民房是傣族的传统民居。当地的景颇族上层人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调查组。“其实当地的‘山官’也不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剥削阶级，”杨毓骧介绍说，“虽然普通群众要将收入交一些给‘山官’，但有的穷人也会在‘山官’家‘傍吃’。甚至有的名誉上的山官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之后，杨毓骧真正体会到对于类似地区进行直接过渡、和平土改等政策是正确的。

　　杨毓骧记得，当时调查组聘请会讲景颇语的人当翻译，通过他们与当地群众进行交流，随行的医生给当地群众治病。为了以防万一，当地还给调查组配备了保卫人员，为调查组雇马匹。

调查的岁月里有很多难忘的回忆

▲1950年11月17日，云南省中（中甸）、德（德钦）、维（维西）各民族各界欢迎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大会在中甸县举行。图为大会会场。

　　杨毓骧回忆起一些有趣的片段，不禁开怀大笑：“有一次，我和谭碧波躲在深山老林里观察当地的‘串姑娘’习俗。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刚好有一个小伙子和姑娘在那里约会。虽然他们发现了我们，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按照当地的习俗给我们演示了谈情说爱的过程。”

　　在进行民族调查的岁月里，杨毓骧曾将捉住的一只大蟒蛇养在身边，回到昆明后，将其送至动物园；还曾经在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解救过一位年轻的景颇族姑娘，使她摆脱了并不情愿的抢婚。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幕，杨毓骧不仅感慨道，这些记忆都是他难以忘怀的珍宝。

　　回到昆明后，杨毓骧参与了“五种丛书”的编纂，主编了《德昂族简史简志》。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断了杨毓骧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文革”后期，杨毓骧调到了昆明市文化局，其后6年，他一直在昆明市电影公司工作。虽然不能直接从事民族学研究，杨毓骧却一直通过看报纸、自学等方式了解着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情况。1979年国庆节，他被分配到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回到他钟爱的学术领域，继续从事民族研究。

　　杨毓骧的学术成果很多，多年来，他出版专著4部，在国家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余篇，其中一项研究被新华社称为：“填补了我国民族史对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的空白”。但相对于他多年从事民族研究积累的资料而言，这些只能算是其中的一部分。

　　杨毓骧说：“我手头还有许多珍贵的资料，苦聪人调查笔记我有93本500余万字，还画了许多插图，照片有1600余张。后来关于契丹人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面世。”

　　杨毓骧曾于世纪之交回到半个世纪前工作过的乡村，遇到曾经亲如一家的当地群众，他们仍然对调查组当年的造访历历在目，杨毓骧不禁感慨万千：“有些经历是会在生命中永远记得的。而那些珍贵的资料，以后自会慢慢地讲给后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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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 郭彦辰　（图片/华声论坛）

监制/孙雅莉　统筹/肖静芳　编辑/王甜　制作/彭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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