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苏联末期的错误宗教政策酿成恶果

苏联原本想通过放宽宗教政策来缓和社会矛盾，重塑国家凝聚力，但是，开闸放水和炸掉大坝是不同的，苏联对宗教的放任自流政策，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先前积累的矛盾纷纷爆发了。不仅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成为苏联解体的一剂强力催化剂，而且埋下许多隐患，至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还要吞食苦果。如果强行限制宗教，会产生恶劣影响；而放任宗教自由发展，也会造成国家动荡分裂。这值得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共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1985年3月，苏联迎来了他们的第七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政府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由于没有把握好改革方向，造成种种重大失误。其中包括以《关于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法》为代表的对宗教的放任政策。这一系列行为，加之历史上积累的矛盾，不仅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成为苏联解体的一剂强力催化剂，而且埋下许多隐患，至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还要吞食苦果。

在苏联境内有东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基督新教(路德宗)、犹太教等宗教，其中东正教的影响最大，在沙皇俄国时期贵为“国教”，从彼得大帝开始，沙皇兼任东正教最高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俄罗斯帝国的大小院校里均开设神学课程。 1832 年出版的《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40条规定：“东正教在俄国是首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约有东正教堂7万座，神职人员1.5万名，东正教徒1亿人，约占俄罗斯帝国总人口(1.4亿)的71%。十月革命后，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苏联采取政教分离政策，取消东正教的特权地位，将学校世俗化，没收修道院土地。同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

然而，戈尔巴乔夫公然违背这一原则，在1987年11月他的《改革与新思维》出版后，苏联政府在所谓“新思想”的指导下，为东正教宗教势力大开方便之门。

1988年是俄罗斯“受洗一千年”纪念日，即基督教传入俄罗斯1000周年纪念日，为了证明苏联是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大国，苏联官方对这一活动大力支持，不仅批准东正教会为此事大兴土木，修建新的教堂，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还在克里姆林宫接亲自见了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皮缅，“通过现场的电视直播把党的首脑和教会的大牧首微笑着相互握手的画面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把千年庆典活动的准备工作推向了高潮”，随后，戈尔巴乔夫接受《消息报》的采访，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基督教传入俄国的重大历史意义，称其为“俄罗斯的里程碑”。随后，苏联政府大造声势，为“俄罗斯的珍贵宝藏和优秀传统”东正教大办“研讨会”和“展览会”，先后邀请159 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前往参加。

祭器、圣像画和圣人干尸是“从百年到百年“俄罗斯文化展的主角。1988年6月3日第6版 摄于明斯克国立图书馆报纸档案馆

1988年6月5日，“受洗一千年”典礼举行，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由苏联电视台和各大媒体全程直播、详细报道，教会一时风头无两。这不由得让人想起1971年伊朗国王巴列维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年”而举行的盛大活动，八年之后，巴列维就被伊斯兰革命推翻，本人流亡海外。苏联比巴列维王朝更短命，仅仅三年后的1991年就寿终正寝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正是东正教会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90 年 19 月，苏联颁布了《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不仅放开了教会的传教限制，放宽宗教团体的注册要求和相关权利，允许其办宗教学校，还规定凡是公民都可以传教，父母也有权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劝其信教。甚至部队官兵也可以参加宗教仪式，牧师可以去监狱“感化”犯人。

在 1990 年通过关于信仰自由的宽容法律前后，苏联的各类宗教团体数量激增，达到16990个之多。

1991 年 1 月 1 日前，全苏联公民宗教信仰情况是：22%的东正教徒，5.5%的天主教徒，3%的基督新教徒，18.5%的穆斯林和 0.2%的犹太教徒。在这些宗教里，东正教与苏联官方的关系最好，而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持不同程度的反对立场。

苏联政府煞费苦心地拉拢东正教，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1989年，年迈而行将就木的东正教大牧首皮缅尚且在“十月革命”时向戈尔巴乔夫发贺电，而到了1990 年 11 月，新当选不到一年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口中，“十月革命”就变成了“十月事变”。到了1991 年，在“8·19”事件发生的4天时间里，这位大牧首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声明和“教函”谴责维护苏联国家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呼吁士兵离开岗位。对叶利钦则是大加赞赏，再三声援。权力的天平倾倒向叶利钦一侧，使之赢得胜利。到了这一年的11月7日，这位大牧首则在莫斯科市中心“为苏联暴政下的死难者”大办弥撒，并要把 11 月7日定为追悼日。叶利钦投桃报李，对东正教大力扶持。如今，东正教在俄罗斯联邦俨然是“国教”。

2007年5月17日，普京出席俄罗斯东正教统一仪式并发表讲话

苏联原本想通过放宽宗教政策来缓和社会矛盾，重塑国家凝聚力，但是，开闸放水和炸掉大坝是不同的，苏联对宗教的放任自流政策，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先前积累的矛盾纷纷爆发了，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中亚和高加索的穆斯林问题。

根据苏联197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苏联有二亿六千二百万人，其中四千三百万人是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主要居住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由于生活、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苏联穆斯林进入生育高峰期，而俄罗斯族等民族的生育率下降，在二十年的时间中,穆斯林的人口比重从11.6%发展到16.5%。

历史上，沙皇俄国以暴力手段征服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强制推行东正教，排挤当地传统的伊斯兰教，引起穆斯林的反感。苏联时期，苏联政府以通敌卖国的罪名将车臣、印古什和鞑靼人等民族强行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为两者关系埋下很深的隔阂。

冷战时期，西方许多学者预言，民族问题，尤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民族问题，将会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采取“自由化”政策，宗教势力重新抬头。而官方层面上，苏联政府重视东正教，忽视伊斯兰教，在大肆庆祝东正教“受洗一千年”之际，却对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一千年的纪念日不闻不问，中亚穆斯林对此颇为不满。但是由于放开了政策限制，在本地宗教势力和沙特、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家的支持下，中亚地区的清真寺从1985年的216座到1991年的960座，而苏联解体不到九年后2000年，竟然增长到11000多座。

许多埋伏在地下的穆斯林势力浮出水面，如鼓吹沙里亚法的“苏菲主义兄弟会”。苏联的某些干部军人也发生思想变化，过去不敢宣之于口的、摇摆不定的极端思想得到强化。最典型的例子是车臣族的焦哈尔·杜达耶夫，他是苏联军队的青年才俊，22岁加入共产党，26岁成为副团长，27岁毕业于加加林空军参谋学院，接受过高等无神论教育，在阿富汗战争中屡立战功，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87年升任空军少将，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车臣族将军。然而，他幼年时期岁家人被流放哈萨克北部，曾受车臣维斯·哈吉·扎格耶夫(Вис-хаджи Загиев)领导的苏菲主义教团的影响，成为一个潜在的极端主义信徒。在苏联末期，政治嗅觉灵敏的他辞去军职返乡，在车臣夺权，自封为“伊里奇车臣尼亚共和国总统”，不仅谋求地方独立，且在车臣施行沙里亚宗教法，迫害俄罗斯族居民，与印古什人为争夺土地大打出手，前往沙特访问，争取到巨额赞助。后来与俄罗斯联邦政府之间爆发车臣战争，为扭转战局祭出了恐怖袭击的极端手段，导演了“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和“达吉斯坦人质事件”。杜达耶夫虽于1996年死于俄军之手，但高加索的动荡持续了十几年，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溃疡。

1996年4月21日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被炸死

宗教政策的放宽，使中亚地区也深受“双泛”之苦(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沙特作为泛伊斯兰主义的头号金主，以巨额石油美元扶持中亚各国伊斯兰教事业，以扩大伊斯兰的影响。曾自掏腰包，资助中亚穆斯林免费去麦加朝觐，深获人心。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十月革命后的70多年里，整个哈萨克斯坦只有30余人赴麦加朝觐，而仅1998年朝觐人数就有400人。至于资助修建清真寺、向中亚地区免费赠送《古兰经》，更是为伊斯兰教复兴推波助澜。起源于沙特的“瓦哈比主义”也随之流入中亚。

除了沙特之外，土耳其也是车臣恐怖分子的第二大金主，第一次车臣战争后，土耳其东部还成为杜达耶夫政权高官的首选藏身之地，之后公然包庇车臣恐怖分子，拒绝俄罗斯引渡。土耳其人与中亚人同属突厥民族，关系密切，土耳其是泛突厥主义的头号旗手，美国为了遏制伊朗在中亚的影响，也为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助一臂之力。土耳其支持中亚的某些反对派，甚至是恐怖组织“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这一组织于1991年成立，是一个准军事化的恐怖组织，它的创建者是曾为苏联空降兵的朱玛·纳曼干尼和塔希尔·尤尔达舍夫，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推翻总统卡里莫夫政权，在中亚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1999年2月，该组织在塔什干市中心制造汽车爆炸事件，8月在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劫持人质，制造出震惊全世界的“巴特肯“事件。2000年，美国把该组织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此后，乌伊运与塔利班合流转战阿富汗，在美国对阿富汗战争中“乌伊运”遭受重创。 但是该组织随后死灰复燃，2006年该组织领导人塔希尔·尤尔达舍夫发布威胁声明，声称要从肉体上消灭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总统。2015年，该组织宣布效忠ISIS伊斯兰共和国。

其他有影响力的恐怖组织，还有伊斯兰解放党——“该组织大多从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以及处于失业状态的年青人中招收新成员，鼓吹建立一个包括中亚五国和中国新疆的泛伊斯兰突厥斯坦国。”还有“扎莫阿特”——以因特网和邮件传递信息，不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制造恐怖活动，而且还向境外的恐怖组织提供帮助，以及“中亚圣战者联盟”——该组织受‘基地’组织领导，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多次制造暗杀事件。

作为苏联第三大宗教的天主教，在解体前的苏联大约拥有一千万信徒，主要分布在乌克兰和立陶宛。

天主教廷和苏联可以说是“宿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刚刚兴起时，天主教会就明确表示反对。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都联合起来。”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罗马教廷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大举入侵苏联，教皇庇护十二世在第一时间发来贺电“祝愿欧洲人民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中旗开得胜”。这种敌对状况，随着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对天主教廷的拜访结束，他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进行了单独会谈。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宣称“既然在关涉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全人类永恒真理”的问题上，苏联与梵蒂冈能够找到共同语言，那再强调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宗教的区别，进而再提“西方利用宗教搞垮社会主义的问题”显然就非常地不合时宜了。”

戈尔巴乔夫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戈尔巴乔夫的认识十分肤浅幼稚。此后，为了向罗马教廷示好，苏联当局于1989年12月1日解除了“乌克兰希腊礼仪天主教会 ”的封禁。该教派曾经与纳粹德国合作，有多名神职人员为其进行宣传，因而在战后被取缔。随后这一教派活动转入地下。由于这一教派长期主张乌克兰脱离苏联，解禁该教派，在苏联政权岌岌可危的的时候，不亚于放虎归山。

在苏联末期，甚至出现了这样怪诞的景象——日本奥姆真理教等邪教涌入，在苏联遍地开花。90年代初的苏联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且急于寻求外援来摆脱日益严重的国内社会危机。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抓住了这一时机，加紧向苏联境内渗入，其领导人频频与苏联领导人接触，以提供经济援助为诱饵渗入苏联国内，大肆宣扬自己的极端教义思想和主张，极力发展教徒，该邪教组织在苏联很快地发展开来。

学者萨布尼亚·拉梅特(Sabrina Petra Ramet)评价道：“也许通过宗教政策的调整，戈尔巴乔夫确实在外交和思想领域收到了他所想要的结果，然而，这种仅仅将宗教政策作为手段和筹码，完全无视宗教本质以及社会宗教生活本质规定性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由宗教独立运动发端，迅速蔓延开来的民族分离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了联盟的解体，这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的。这是无比严重的。”

如果强行限制宗教，会产生恶劣影响；而放任宗教自由发展，也会造成国家动荡分裂。这值得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参考资料：

① Александр Щипков. Во что верит Росс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 1998. C.10.

②Алла Дудаева.Миллион Первый， Ультра. Культур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5

③《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及影响》王振海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

④《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研究述评》 张文德 王胜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 11 月

⑥《宗教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白虹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 年第 10 期

⑦《苏联伊斯兰教与民族》(美)S·E·温布什 陈德仁译

「赞同、支持、鼓励！」

打赏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2元 5元 10元 50元 100元 自定义金额

2元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