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破立结合为求是——我与唐宋词研究

当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计划确定之后，我便开始了由唐代文学研究向上下两个方面扩展的准备。在下向扩展的过程中，我首先于2001年出版了《四大奇书研究》一书，继而则推出了34万字的《唐宋词史论稿》，这两种著作先后的出版，使得我的“文学史打通关研究”计划，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乃由唐宋而至明清。对于《四大奇书研究》的始与末，我将另文进行述说，本文则主要是谈一谈我对唐宋词史的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讲，唐宋词虽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实则与唐宋诗的研究是互为关联的，我从唐代文学（诗人诗作）的研究转向唐宋词的研究，二者不仅体式相近，渊源有自，而且在年代上也是相连的。虽然如此，但词学又毕竟不同于诗学，所以有朋友认为我由唐诗而宋词，乃是一种自我超越，而更的朋友，则认为是一种自我挑战。超越也好，挑战也罢，其所表明的是，唐诗与宋词之研究各有规律和特点，则为无可否认之事实。如此，则我对唐宋词的研究，自有不同于对唐宋诗的研究特点，也就不言而喻。而事实上，我之于唐宋词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破”与“立”的基础之上的，即其既有“破”，也有“立”，二者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我研究唐宋词的一种总体态势，一种鲜明的特点。而其中的种种结论，种种成就，即皆因这“破”与“立”的结合而呈现，而获得。

作为一种断代文学史，《唐宋词史论稿》出版未久，即获得了学术界诸较为一致的肯定，这从《宋代文学研究年鉴》等所发表的几篇书评文章，即略可获知。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形式即“书信体”的评价，如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的谢桃坊先生即为此种评价的作者之一。谢桃坊先生在收读了我所寄赠的《唐宋词史论稿》一书后，即在致我之书中这样写道：

先生研治唐诗三十年，成效卓著。词学研究相对难于诗学，但先生能于一年内完成词史专著，令我甚为敬佩。关于词体不起源于民间，关于中唐诗客词，关于李白词辨伪，关于花间词的始地，以及关于柳永的考证等，皆极有新意，自成一说，我甚表赞同。……总之，大著是我近年读到的一部较好的词学专书。先生学高力健，但愿再读到新著。

此外，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杨海明先生，在收到拙著后于致我之书中，亦有类似的评价。谢桃坊与杨海明两位先生，都是当今词学研究界的著名词学家，其之评价似可表明，《唐宋词史论稿》作为我因“打通关”而推出的一份词学研究成果，其所获是并不亚于我对唐代文学之研究的。

一

我由唐代文学研究而扩展到对唐宋词的研究，开始于1993年的8月下旬，其起因虽然是与“打通关”的研究关系密切，但与受王兆鹏教授邀约参加《增订注释全宋词》的研撰工作，却也甚为关联。王兆鹏教授当时任教于湖北大学文学院，其邀约我参加《增订注释全宋词》的研撰，是托我的一个学生带信转达的，所分配的研撰任务，则是以唐珪璋《全宋词》为底本，对其中“杨泽民至吴申”共51位词人的381首词进行注释，并对杨泽民等51位词人重新撰写小传（原有小传者补充材料，无小传者补写）。杨泽民等词人主要生活在南宋末与蒙元初之际，且大都属名不见于正史者，所以，其词作自然也就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正因此，我对这381首词进行注释时，可供参考的资料极为有限，但我最终还是按时完成了任务。我所“增订注释”的全部文字（含词的本文与作者小传，共约20万字），均被排印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增订注释全宋词》第四册，具体则为该册的第1页——第73页。这20万字的“增订注释”，即成为了我研究唐宋词（主要为宋词）的第一份成果。

在《增订注释全宋词》出版之后，我为正式研究唐宋词做了三个方面的准备，其具体为：一是集中精力系统地研读了一批唐宋代词人的作品集，如赵崇祚编《花间集》、柳永《乐章集》、苏轼《东坡乐府》、秦观《淮海词》、周邦彦《清真集》、李清照《漱玉词》、陆游《放翁词》等；二是有意识地参加了几次关于词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如“上铙辛弃疾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三次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三是为学生主讲了“唐宋词”、“唐宋诗词”等专业选修课。在此期间，我一方面在作这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则撰写与发表了《秦观词并非少“故实”——以<千秋岁>（水边沙外）为例》、《温庭筠“代作”说献》、《李白词真伪证说》等文。待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之后，我于2003年的春天，便正式开始了唐宋词的研究。之所以将时间选定在这一年的春天，主要是因《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柳永《乐章集》用典说略》一文而使然。此文撰写于2002年10月初，随即投寄给华东师范大学的《词学》编辑部，10月15日，我就收到了该刊主编邓乔彬教授的来信，其中说：

大作贵在实证，敝刊非常欢迎。只是由于诸方面的原因，出版周期太长，常令作者失望。十四辑已在署假发排，明年一季度大概可以出刊。大作只能放在十五辑，当在后年面世了。如嫌时间太长，不妨可投他处，若能耐心等待，即存我处。

其中的“后年”，所指为2004年，即我的这稿子若放在《词学》第十五辑发表，则需要等到2004年5月前后。在约两年之长的时间内发表一篇文章，这在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就选择了“不妨可投他处”，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投他处”后不到三个月，该文即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发表。此文的快速发表，表明我所的这篇词学研究论文，是确实为《词学》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所“非常欢迎”的。而此，即成为了我决定在当年春天开始研究唐宋词的一种助推器。

而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此期间，对李白的研究也一仍其故。因了这个原因，李白词的真伪问题，即成为了我当时给学生讲授“唐宋词”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我讲李白词的真伪时，由于各项准备工作均较充分，而占用了近4个课时的时间。在此之前，我还曾用3个课时为学生讲授了词的起源，并由此涉及到了中国词学史上的第一个词派问题。这7个课时的讲授内容，后来即被我整理成了多篇论文发表，如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的《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论——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派》一文，即为其例。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多方面的考察后认为：（一）词起源于中唐诗客；（二）戴叔伦的《调笑令》（边草）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一首文人词；（三）初盛唐的词全部是一些声诗与乐歌。这就是我将讲义内容修改为《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论》一文后所获得的结论。由讲义而论文，是我研究唐宋词的一种全新尝试，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尝试是相当成功的。正是因为这种尝试的成功，而使得我在讲授“唐宋词”或“唐宋诗词”之时与之后，更加注意备课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了。久而久之，我的这两门课的讲义，便成为了一部“唐宋词”的书稿与一部“唐宋诗词”的书稿。

二

2004年7月初，我申报的一个关于“唐宋词艺术史研究”的项目获批，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我即将其改成了“唐宋词史研究”。“唐宋词”研究与“唐宋词史”研究，虽然只有一字之隔，但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明显的，为了不至于使所研撰的内容呈“多边“状态，我便决定以“史”为轴心，对唐宋词进行一次“破”与“立”的研究。首先是对提纲的确立与章节的安排，最初的设想，是以十五章甚至是二十章的篇幅，对唐宋词史作一次系统考察，但在撰写之初，便感到其规模上有点过大，因而即将其缩减为十章。规模虽然被定下来了，但对“破”与“立”的对象安排，却一时还难以决断，而就在这时，我想到了“唐宋词”与“唐宋诗词”这两部“书稿”。经过将两部“书稿”反复比对后，我将其中涉及与“破”、“立”相关的词人和词人群体，进行了逐一清理与归类，最终则确定了李白、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五位诗人，以及花间诗派、两宋女性词人、骚雅词派三个词人群体为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一旦确定，我便开始了夜以继日之写作。大约一年后，一部34万字的《唐宋词史论稿》的打印稿，便整齐地摆放在了我的书桌上，再半年后，《唐宋词史论稿》即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一部34万字的《唐宋词史论稿》，我之所以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写完，这不得不归功于“唐宋词”与“唐宋诗词”这两部“书稿”，因为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移植于这两部“书稿”的。对此，我在《唐后乐府诗史》一书的《后记》中，回顾我先后三次撰写文学史的经历时，曾作了如是之述写：“2006年4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唐宋词史论稿》。这是一部关于唐宋词的断代文学史，也是我第二次与文学史写作打交道的一份成果。全书34万字，包括‘导言’和‘馀论’，共由十章组成。此书中关于唐宋词的描写内容，主要是建立在我给学生讲授‘唐宋词’、‘唐宋诗词’的讲义之上的，即是在‘唐宋词’、‘唐宋诗词’讲义上进行扩充与深入的一部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写作方法，其实就是一种‘讲义式’的文学史写作方法。”这段回顾文字表明，我之于《唐宋词史论稿》的撰写，主要采用的是“一种‘讲义式’的文学史写作方法”，所以才能在一年后杀青，又半年后出版。

我对唐宋词史的研究，既然是建立在“破”与“立”的基础之上的，则“破”与“立”贯穿全书的始终，也就不言而喻。就《唐宋词史论稿》全书十章而言，其中与“破”、“立”相关者，乃比比皆是，下面兹就具有代表性者，略作陈述：

（一）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唐宋词史论稿》第一章对此进行了“破”与“立”。对于词的起源的问题，长期以来，虽然说法种种，但最代表性者则为“词起源于民间”说。这种说法的产生，主要是受文学“先民间后文人”的影响所致。“民间”是否为一切文学之源，本可讨论，但词体艺术却绝非起源于民间。这是因为，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为音乐，其二为平仄。自清末民初以来，研究者在论词的起源时，几乎都注意到了词与音乐的关系，但于词与平仄的关系却从来无人问津，而事实上，后者是更为重要的。其原因在于，词是一种按谱而填的文学，而为词人们所按之“谱”，虽有“曲调”、“曲牌”等之称，其实际上就是一种平仄谱，这从《白香词谱》、《钦定词谱》等词学工具书中，即可准确获知。而从平仄的发展史言，南朝时期虽然已诞生了“永明体”，且多为当时的诗人所喜爱，但其却并不成熟，且能掌握平仄的人也不多，如以《诗品》著称的钟嵘，就曾在《诗品序》中自称“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文人尚且如此，“民间”就更是难以掌握，所以，这一时期无以产生具有平仄特点的词，也就自不待言。而到了盛、中唐之际，作为近体诗中的五绝、五律、七绝、七律等样式，不仅已经被确立，而且也得相当成熟，加之唐代又是一个音乐高度繁荣的国度，因此，词起源于这一时期，也就势所必然。

（二）关于李白词的真伪问题。《唐宋词史论稿》第二章以三节的篇幅，对这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破”。李白现存词17首，即：《桂殿秋》（2首）、《清平调》（3首）、《连理枝》（2首）、《菩萨蛮》（3首）、《忆秦娥》（1首）、《清平乐》（5首）、《秋风清》（1首）。其中，以《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最为著名，而被宋人称为“百代词曲之祖”。本书第一节《<菩萨蛮>考论》，分别从“此‘菩萨’非彼‘菩萨’”、“关于《湘山野录》的记载问题”、“《菩萨蛮》与李白诗句”、“《菩萨蛮》非李白作馀论”四个方面，对持“《菩萨蛮》为李白作”说者所依之种种理由，进行了全面辨驳，认为其皆不足以证实《菩萨蛮》为李白所作。在第二节《<忆秦娥>质疑》中，我着眼于“关于李之仪的‘确证’问题”、“对‘天宝乱后’说的质疑”、“‘秦娥’与《三五七言》诗及其它”三个方面，对“《忆秦娥》为李白作”说进行了具体考察，认为此词实乃“他人托名的产物”。第三节《李白的其它词辨》，主要是对《桂殿秋》等15首词“为李白作”说，进行了逐一辨说，认为包括《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在内的17首“李白词”，乃皆非李白所作。李白是诗人而非词人。

（三）关于宋词用典的开创者问题。宋词用典始于何人？传统的说法，均认为是苏轼，所以，当今许多论宋词或论苏轼词的著作，即都作如是说。对此，我在《唐宋词史论稿》第四章第二节《柳词的使事用典》中，着眼于实证研究的角度，将现存柳永词（以《乐章集》为主）的全部用典之作，分别从“事典”与“语典”两个方面进行了逐一考察，最后之所获为：《乐章集》中用事典的词有50首，典75处；用语典的词有18首，典22处，二者合计，用典之词为68首，典97处。以这一具体数据，合勘柳永生活于苏轼之前的实况，可知开宋词用典之先河与在词中大量用典的词人，并非为传统之说的苏轼，而是有“浪子词人”之称的柳永。

（四）关于苏轼豪放词的评价问题。苏轼因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词，而为后人大加称道，并因此出现了所谓的“豪放体”与“豪放派”之说，而苏轼也因之被称为“豪放派词人”。继之，则导致了一种词学批评现象的历史存在，即凡言“豪放词”者，必及苏轼，凡及苏轼者，必言“豪放词”，于是，苏轼与豪放词便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针对这种状况，我在《唐宋词史论稿》第五章第二节《尴尬不已豪放》中，从“‘自是一家词’产生的历史原因”、“孤军奋战的得不偿失”、“豪放词与宋人词学审美的冲突”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而翔实的考察，认为：1.苏轼创作豪放词的动机不纯（主要是为压倒柳永词所致）；2.苏门弟子不仅无人创作豪放词，而且还对其予以指责；3.豪放词在北宋不受人们欢迎。最后综此三者，作结论说：“苏轼的豪放词在北宋虽然对革新文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这是一个令人扼腕但又必须承认的文学史事实。它的存在，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本色’词的喜爱，以及追求‘婉转妩媚’词风的审美时尚。而豪放词与这一时尚显然是产生了审美上的冲突的，这就注定了豪放词必定会受到人们的冷落。”结论与时下研究者大唱豪放词赞歌的举措,乃迥然有别。

以上所例举者，虽然只有四端，且“关于李白词的真伪问题”一例，只有“破”而无“立”，但从总的方面讲，这四端是颇有助于对《唐宋词史论稿》中“破”与“立”的认识的。而实际上，《唐宋词史论稿》一书类此者乃甚多，为省篇幅，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三

我研究唐宋词,虽然始于对《增订注释全宋词》研撰的参与，且撰写了约20万字的“增订注释”文字，但真正能称之为我对唐宋词研究的成果者，则是非《唐宋词史论稿》一书莫属的。这是因为，《增订注释全宋词》虽有其价值所在，但我毕竟只是一位参撰者，故所“增订注释”的文字，而不能以个人著作目之的。虽然如此，但参与《增订注释全宋词》的研撰，对我之后所发表的一系列研究唐宋词的论文，以及撰著《唐宋词史论稿》这样的一部专书，则是不无启迪与影响的。换言之，如果在我的学术经历中，没有参与对《增订注释全宋词》的研撰，则我于唐宋词的研究（此指所发表的论文）与《唐宋词史论稿》之撰写，可能就会向后退数年。对于这一点，我在2007年所写《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与古代文学研究三十年》一文中，已曾言及：“我参与此书（指《增订注释全宋词》）的研撰，虽然系首次对词学研究的介入，但其却为我后来对唐宋词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凡付出者，是必定会有所收获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从1993年的参撰《增订注释全宋词》，到2006年《唐宋词史论稿》一书的出版，其间凡14个年头，这14个年头，就是我“打通关”研究中的一段唐宋词“研究史”。《唐宋词史论稿》作为这段“研究史”中的一份重要成果，在我个人看来，其中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兹略述之如次：

其一是挑战旧说，新见迭出。这里的“新见”之“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所切入之点，一为结论与观点。就切入点之新而言，本书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立足于平仄的角度对词的起源的考察，而正是因了这一新的切入点的切入，才导致了“词起源于民间”说的不能成立。再如从计量分析、数理统计的角度，对贺铸词的“驱使唐人”之论析，对宋代女性词之鸟瞰等，即无不具有这种切入点新的特点。至于结论与观点之新者，在《唐宋词史论稿》全书十章之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第一章的“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说、“湖州词派”说，第二章的“李白为诗人而非词人”说，第三章的“花间词肇始于长安”说，第四章的“柳永开宋词用典先河”说、“柳词化俗为雅”说，第五章的“苏轼豪放词尴尬”说、“苏轼雅好艳科词”说，第六章的“清真雅词”说，第八章的“稼轩词非议”说，等等，即皆为其例。这类新见新说，因皆为对传统旧说的颠覆，而构成了《唐宋词史论稿》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其二是考论结合，宏微互关。在《唐宋词史论稿》的《后记》之中，我曾这样写道：“本书杀青于2005年的秋九月中旬，在写作上属于我一气呵成的第二部学术著作。我第一部一气呵成的学术著作，是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孟浩然研究》，写作时间为一年左右。《唐宋词史论稿》的写作时间亦大抵如此，即其前后所用时间也只有一年左右。不独如此，这两部著作还有着诸多方面的相似之处，如二者……均属章节结构，等等。而二者的最大不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孟浩然研究》是以考证为主的，《唐宋词史论稿》则因论析见长。所以，本书的出版，不仅表明了我在唐宋词的研究方面已获得了一份学术成果，而且还标志着我在研究方法上已开始了对‘以考为主’的转换。”《唐宋词史论稿》虽然以论见长，且不乏精妙之处，如对清真雅词的“纵横谈”，对“稼轩体与稼轩风”的辨析，对“晋宋人物白石词”的透视等。但也有不少章节是以考见长的，如第二章《是耶非耶：李白词辨伪》，第四章第一节《柳永的生平辨正》，以及附录一《温庭筠“代作”说献疑》等。考与论的结合，表明了我对唐宋词史的“论稿”，在某些方面是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的，而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就成为了《唐宋词史论稿》中的一个重点。又由于我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于考的方面是建立在“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对所涉问题乃是考证得相当到位的，如第二章第一节的《〈菩萨蛮〉考论》、第二节的《〈忆秦娥〉质疑》等，即皆属于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而此，即是我的这部《唐宋词史论稿》，不同于其它文学史类著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三是以唐论宋、唐宋比较。前面已经说过，我是因为“文学史研究打通关”而研究唐宋词的，且此前我所研究的重点是唐代文学，正因此，在《唐宋词史论稿》一书中，即有许多章节的内容是与唐人唐诗互为关联的。如第三章第二节在论析韦庄词“清”的艺术特点时，即由韦庄词风之“清”而联系到孟浩然诗风之“清”，再由孟诗之“清”与韦庄编《又玄集》的选诗标准“清词丽句”之“清”相关联，这种追根溯源式的“诗词互关”，使导致韦庄词风“清”的原因得以充分展现。又如第五章第二节在论析苏轼创作豪放词之动机时，认为其主要是为了压倒具有“柳七郎风味”的柳永词，并特地举出了唐代诗人韩愈欲以“古文运动”压倒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事例以进行比较，从而使文学史上作家们“意气用事”式的创作动机，得以昭然若揭。再如第九章第三节在论析姜夔赏玩自然山水之心态时，而将之与李白泛舟洞庭时的心态进行了比较，认为二人都具有无比热爱大自然的特性，但二人对于大自然的接纳，却一为豪客式（李白），一为雅士式（姜夔），即其大不相同。正因此，二人与山水相关的诗歌或词作，在表现方法、审美趣味、艺术精神等方面，以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化人格，也就自然是各有所别的。这些例子表明，存在于《唐宋词史论稿》中的这类“唐中有宋、宋中有唐”的研究，不仅别具一格，而且特色鲜明。

第四是材料丰富、例证确切。在《唐宋词史论稿》之末，我曾以“附录”的形式，附了一份《本书主要引用书目表》，于其中共开列了217种（其中重列1种，实为216种）书目，由于这217种皆为“主要引用”书目，故其并非为《唐宋词史论稿》所引用之全部书目，也就不言而喻。如果将那些“潜藏”于各章节之中的“非主要引用”书目一并算上，全书所引用的书目，至少有400种左右。在一部只有十章篇幅的词学专书中，我之所以引用了如此之多的材料，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所有立论都要求以材料为支撑点，这其实是对“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学术原则的遵循；二是材料充分能保证“破”与“立”的顺利进行，并可使所得结论具有说服力。一言以蔽之，无论是考是论，都要靠材料说话，如第二章对现存李白词的辨伪，第四章对柳永“化雅为俗”说的提出，第十章对唐宋词分派研究的述评等，即皆属如此。又如在第二章第一节《<菩萨蛮>考论》中，对有研究者认为《湘山野录》中的“古集”所指为“咸淳本《李翰林集》”说进行考辨时，分别举出魏庆之《诗人玉屑》、詹鍈《李白诗论丛》二起材料，以证“古集”为“古风集”之误。再如在此节中对“此‘菩萨’非彼‘菩萨’”的考辨，分别引用了《南史》、《释氏要览》、两《唐书·音乐志》、《乐府诗集》、《唐音癸签》、胡适《词的起源》等多起材料，以证《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中的“天菩萨”，并非为《杜阳杂编》中“菩萨蛮”之“菩萨”，即其一为佛教人物，一为天神的代表，表明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全书类此者不胜枚举。对材料的征引，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要求具有证据价值，二是要求确切而有针对性。持“天菩萨”为“菩萨蛮”之“菩萨”说者，仅据《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这类工具书而立论，其说之不能成立乃显而易见，原因是这些资料性的工具书，是根本不具备其作为证据的价值的。

自已评说自已著作的特点，虽然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我以为从回忆与总结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则其是并非为“自卖自夸”的。以上所述之四个方面，是否如此，则只有待大雅君子之高论了。

（2012年4月23日于古隆中求是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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