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曾国藩最对不住的人，就是李元度

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国藩

湘君说

8月12日，全国首届李元度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理工学院召开，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李元度生平事迹研究”“文学创作成就及文学思想研究”等7项议题进行探讨。

李元度是最早追随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之一，也是与曾国藩私人感情最为真挚的朋友之一，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他与李元度不仅“情谊之厚，始终不渝”，然而他们之间也曾产生过很大矛盾，最后甚至闹到撕破脸皮，被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参劾的地步。

曾国藩为什么要三参李元度？事情结局又如何？

全国首届李元度学术研讨会现场以及与会学者合影

李元度（1821年~1887年），平江县人，清朝大臣，学者。一生著述30多种1500多卷，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湖南通志》。光绪十三年升任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病逝任内。

读曾国藩日记可以知道，曾国藩二参李元度之后，由于湘军诸事顺遂，好事连连，曾国藩本人威望如日中天，李元度于是给曾国藩寄来一道《贺禀》，其中谈到了曾国藩参劾自己这件事。

从曾国藩读过《贺禀》后的反应看，曾国藩二参李元度虽然刻薄寡情、出手很狠，李元度却不怎么（也许是不敢）怨怪他，只是觉得曾国藩用词“不少留情”而已。

很显然，李元度写此《贺禀》，目的是投石问路，放一个试探气球，伸一支绿色橄榄枝，意在和曾国藩弥缝裂痕、修复旧好。

这一点曾国藩岂能感觉不到？同治元年三月二日的《曾国藩日记》为此写道：

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言及前此参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

李元度的《贺禀》虽让曾国藩一时心生波澜，却未能完全解开他的心结。

两个半月后的五月十七日，曾国藩呈上《密陈参劾陈由立郑魁士李元度三将之由片》，在参劾见异思迁、“私行远扬”的陈由立和贪生怕死、扰乱地方的郑魁士时，又把李元度拉出来陪绑一次。

提督衔记名总兵福建延平协副将陈由立是鲍超部将，本是“偏裨之才”，却“不安本分”，在个人待遇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跑到河南投奔巡抚郑元善，“巧言耸动”，谋得重权，犯了见利忘义、见异思迁大罪，曾国藩怒其“轻去其上”，破坏湘军家法，如果不请旨处罚，则“遂其飞扬跋扈之志，遽开朝秦暮楚之风”。总兵郑魁士相继在安徽、浙江和江南大营服役，平日悍然犯上，不遵节制，偾事则“托病偃蹇”，弃军而逃，对这种“前既与皖浙抚臣（安徽和浙江巡抚）为仇，后亦不报和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之恩”的忘恩负义之徒，曾国藩自然无比愤慨。

李元度

曾国藩参劾这两个人，跟李元度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扯不上关系，为什么偏要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原来，陈由立和郑魁士，一个“不安本分”“轻去其上”，正如李元度“不候批禀，而径自赴浙”一样，犯了藐视领导目无组织纪律之罪；一个“前既与皖浙抚臣为仇，后亦不报和春之恩”，正如李元度“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一样，犯了“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之罪。在曾国藩眼里，陈、郑、李三人是一丘之貉，皆为背弃原主、见利忘义之人，将李元度顺手牵来，与陈、郑捆绑在一起，痛打一顿，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在参片中，曾国藩还以春秋时期鲁国季文子不接纳前来投靠的莒仆，卫国石祁子不保护前来避难的猛获为例，认为“叛于本国”之人，“断难忠于他邦”，必须“暗销其予智自雄、见异思迁之志”，“乱端”才能“日弭”。

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继续发泄对李元度的怨恨，二是杀鸡给猴看，警告湘军集团成员不能改换门庭、投靠新主子。

笔者有趣发现，与《参李元度片》存在强词夺理、罔顾事实嫌疑一样，《密陈参劾陈由立郑魁士李元度三将之由片》的某些遣词用字，也是非常欠考虑的。

比如曾国藩将陈、郑、李三人的改换门庭行为均视为“叛于本国”，并断定他们“难忠于他邦”的说法，就不伦不类，很值得商榷。

春秋时期莒仆投靠鲁国，猛获逃到卫国避难，诚然可以说是“叛于本国（诸侯国）”，但陈由立离开鲍超投奔河南，郑魁士先后离开安徽和浙江巡抚投奔江南大营，李元度离开曾国藩投靠王有龄，只能说是改换门庭，不能说是“叛于本国”。他们都是服务于朝廷，没有潜逃国外，怎么能用“本国”“他邦”相比拟呢？

另外正如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评点曾国藩家书》一书所指出的，李元度的情况与陈由立和郑魁士并不完全相同。陈由立和郑魁士是擅自离开原来的组织和领导投奔他人，李元度却是革职之人，不再属于任何组织和系统，他重新招募队伍去浙江，连改换门庭都算不上。

难道说，李元度是湖南人，就只能在湖南人手下做事情？李元度曾经服务于曾国藩，就等于卖给了曾国藩，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世上何曾见过这种强盗逻辑？

曾国藩

曾国藩究竟是在什么心态的驱使下写出这道匪夷所思的参片？唐浩明先生分析说：曾国藩心底深处的怨恨是李元度背叛了他，正如陈由立背叛了鲍超、郑魁士背叛了安徽和浙江巡抚是一个道理。曾国藩认为自己是李元度的主子，李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报请他同意才行。

笔者认为唐先生的分析很有见地，点中了曾国藩的死穴。

总而言之，湘军将领可以战败，可以逃亡，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可以和曾国藩对着干，但绝对不能碰一根高压线——脱离湘系势力。湘系集团排他性极强，对系统外的地方大吏一直持警惕态度。何况王有龄本是两江总督何桂清一派的人，是曾国藩的死敌，对李元度的卖身投靠行为，曾国藩自然不能容忍。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李元度兵困龙游之时，曾国藩回信答复友人彭申甫的咨询，说李元度：

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论其自立，则往年抚州一败，去年徽州再覆，既已置节义于不问；论其相与，则以中行待鄙人，而以智伯待浙帅，又尽弃交谊于不顾。公私并绝，无缘再合，内伤而已。

这说明他对李元度“改换门庭”一事，确实极其痛恨，后来接二连三参劾李元度，都是由此而起。

曾国藩信中说的“以中行待鄙人，而以智伯待浙帅”，是引春秋时豫让故事。豫让最初是范氏家臣，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都是默默无闻，直到做了智伯的家臣以后，才受到重用，主臣之间关系也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是把他看作中行氏，而把王有龄当做智伯，这种批评自然非常重。

早在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湖北巡抚胡林翼得知李元度有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后，就以好友的姿态给李元度去信，劝他切勿“危身以陷险”：

近闻右军（王羲之，官会稽内史，领右将军。这里暗指王有龄——笔者注）欲勾致阁下，遣人由祁门而江西，如苏秦以舍人随侍张仪故事，其用计亦巧，而兄不之却，何耶？岂亦未免动心耶？……（《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八十）

胡林翼是个谋略超群、世事洞明之人。他不仅对王有龄的用意看得非常清楚，要李元度及早抽身，而且明确表示，李元度如果真想建功立业，以赎前罪，并非只有投靠王有龄一条道可走，如果愿意去他和李续宜（湘军著名将领，时任安徽按察使，不久升任巡抚）那儿谋求发展，他们都热烈欢迎，曾国藩也会欣然同意，最后还怕不会“酬复”你李元度的“前劳”？所以完全没必要投靠王有龄。

鬼迷心窍的李元度却没有听进胡林翼的忠告，像飞蛾扑火一样，不顾一切地奔赴所向往的目标。

由此看来，作为曾国藩的老秘书，李元度对曾国藩的独裁专制，确实认识不清，对湘军的排他性，确实了解不够。他的“轻去其上”表现，说轻些是文人的自由散漫思想严重，喜欢感情用事，说重些是政治立场不稳，头脑比较简单，表明他不仅缺乏军事本领，而且没有政治头脑。这种人的本质虽然不错，没有什么坏心眼，但就是不能搞政治，不能在官场上混。官场以人划线，讲究忠诚，跟定了谁就是谁的人，绝不容许朝秦暮楚、见异思迁。在曾国藩幕僚中，后来出了那么多大官，到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时，出身曾幕官至三品以上者即有二十二人，位至督抚者十一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但跟随曾国藩时间最早，充当幕僚最久，患难与共又两次救过曾国藩性命的李元度，却在曾国藩的事业如日中天时，不得不沮丧地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做学问，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湖湘文库”所收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

所幸的是，曾国藩认识到了三参李元度存在着严重错误，加之曾国藩对李元度非常了解，知道他本质上是个好人，甚至称得上是一个“贤者”，所以后来曾国藩对自己以前的做法颇有些自省和自责，总想采取措施弥补过错，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些许安慰。

只要认真读过曾国藩书信和家书的读者，肯定会留下如此印象：这个世界上，曾国藩最对不住的人，就是李元度；曾国藩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有机会就要倾诉一番，以表达自己对李元度的愧疚之情。

咸丰八年（1858 年）正月十一日《致沅弟》：“李次青之才（主要指文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

咸丰八年（1858 年）二月十七日《致沅弟》：“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

同治三年（1864 年）七月二十五日《复彭玉麟》：“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惟阁下与次青情谊最挚。今不才幸了初愿，膺此殊荣，所负者惟愧对次青，而于阁下亦钦钦怀歉，不能自已。”

同治四年（1865 年）四月十日《加李瀚章片》：“次青之事，敝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近岁事机大顺，悔已无及。”

……

正因如此，当湘军攻克金陵，曾氏兄弟加官晋爵之后，曾国藩拜恩怀旧，呈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片》：

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

曾国藩为此陈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

一是咸丰六年（1856 年）曾军虚悬江西之时，“陆军败于樟树，江西糜烂，赖李元度力战抚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彭玉麟、李元度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

二是“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惟战阵非其所长”。只因自己“强之带勇，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

曾国藩为此沉痛写道：“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

只是考虑到以前参奏李元度都是自己亲自发难，现在如果由自己公开请求为李元度平反，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有翻手为云覆手雨之嫌，所以曾国藩在奏折结尾写道：

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应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

曾国藩对李元度两次严参，一次陪参，如今又密陈录用，急于弥补过错，确实需要巨大勇气，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这篇密奏，情文并茂，催人泪下。

当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又将上奏的事情写信告诉了李元度，并向其表示深深道歉：

……而事会乘除，乖违素志，尤觉钦钦抱歉，不能自已。八月间曾将此忱密达天听，以见虽邀旷古之荣，实无解于内省之疚。（《曾国藩全集·书信》）

曾国藩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到了晚年，他又反复叮咛家人，要将咸丰七年（1857 年）十月十七日他亲口许诺的“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婚姻而申永好”的承诺付诸实现，并一再忏悔自己有负于李。

原来咸丰七年（1857 年）二月曾国藩回乡守父丧以后，回想带兵几年来的往事，觉得亏欠李元度太多，于是写信给李元度和他的母亲，既感谢李元度始终如一的支持，又深情表示说：由于自己走得太匆促，来不及用保举的方式对李元度进行回报，曾国藩主动提出曾、李联姻，结为儿女亲家，让两家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李元度起初对曾国藩自然心有恨意，后来面对曾国藩的真诚悔过，处处示好，哪能不深深感动？他越来越觉得曾国藩是一位难得的忠厚长者和良师益友。

李元度书“爽溪书院”匾

曾国藩去世后，李元度更是含泪撰写了挽联和《祭太傅曾文正公文》以及《哭师》十二首等诗文作品，以表达自己的深切悼念之情。

李元度撰写的挽联是：

是衡岳洞庭间气所钟，为将为相为侯，自吾乡蒋安阳后，历三唐两宋迄元明，二千年仅见。

与希文君实易名同典，立功立言立德，计昭代汤睢州外，较诸城大兴暨曹杜，一个臣独隆。

（《庸庵笔记·曾文正公挽联》）

在《曾文正公挽联》一文中，薛福成不仅评论这副挽联属于“周密无疵，为当时所推诵者”一类，而且与左宗棠、孙衣言、李鸿裔、郭嵩焘等人撰写的其他六副挽联一样，均能“扫去陈言，别具机杼”。评价可谓相当之高。

在《祭太傅曾文正公文》这篇四言赋文中，李元度以极其崇敬的心情，不仅对曾国藩说了许多歌功颂德的话，如曾国藩及其创建的湘军在咸丰和同治年间对清王朝起着顶梁柱的作用等等，而且一起笔就说“生我者是父亲，知我者是曾公；曾公于我，像大地一样开阔，像海洋一样包容；我实在有负于曾公，曾公赏识重用我，我却像羊叔子养的那只鹤一样，全然不通人意，松散着羽毛，不为客人起舞”。

与《祭太傅曾文正公文》一样，李元度的《哭师》十二首同样写得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催人泪下。其中第九首写道：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曾文正公全集·首卷》）

这首诗不仅描绘了李元度与曾国藩生死相随的往事，而且一句“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表明李元度对曾国藩的严参（雷霆）和密折录用（雨露），都看作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春风）。

李元度把挫折完全归咎于自己，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曾国藩和李元度作为两个历史人物，他们的身影且行且远。今天的人们，是否能从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呢？

来源：公众号“什九湖湘”（zengwenzheng1811)

作者：眭达明

本文节选自作者新书《曾国藩和他的秘书们》，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敬请关注！

中兴将帅 · 什九湖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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